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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个人都披上“金色的衣裳”
刘路
本人在内部论坛上发表《你没有金色的衣裳——谨以此文献给郭飞雄》，对知识群体没有足够关注郭案提出批评以后，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知识群体还是马上行动了起来了。卫子游先生立即起草了《呼吁全国人大查办番禺地方官员释放杨茂东（郭飞雄）等人的公开信》。刘晓波、张祖桦、胡平、郑义、蔡楚等海内外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诗人、作家纷纷签名声援。公开信在海内外公开发表后，几天时间就有五十多人签名，引起巨大反响。据悉，这份信的签名将一直持续到明年三月全国人大开会。可以预见，这将是一个产生积极影响的公共事件，它是否能够影响政府对太石村事件以及郭案的处理不可预期，但是，它改变了知识阶层漠视没有较高知名度的人命运的心理潜规则，让郭飞雄们不再感到衣服的“颜色歧视”。
一直以来，在中国的人权、维权案件处理中，朝野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知识群体抗议声浪越高，海内外舆论压力越大，当局的处理就越轻。不锈钢老鼠（刘荻）案首开政治犯不起诉的先例，杜导斌案首开政治犯判缓刑的先例，这两个案子一个是女大学生，海内外舆情汹汹，签名抗议者达到上百万；一个是著名的政论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海外作家、记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最后都能从轻发落。同样的案情，跟不锈钢老鼠同案的姜力均被判四年，跟杜导斌一样案情、几乎同时被抓的罗永忠被判三年，他们至今还在坐牢。后两者因为没有前两者显赫的名气，没有多少人呼吁，只能接受同案不同罚的结局，待在大墙里面苦熬日月。
还有比姜、罗更倒霉的，比如深圳的一个年青记者烟波渔者，仅仅写了几首嘲讽当局的诗歌发在博讯上就被抓进去，关押三个多月，如果不是当局实在找不到定罪口实把他放了，我们到现在也不会知道。再比如河北的郭起真先生，因为为一个死刑犯鸣冤，死刑犯被无罪释放，他却因报复四次被抓，一次被判。至今冤沉大海。郭起真是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普通人，他的案子至今又有多少人知道？
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待遇让不少异议人士和维权者“聪明”起来，就是不断累积自己的“名气”，增大当局抓人的成本。最见成效的办法是“多说话”，“少做事”，“离警戒线保持几公分”的距离。
“多说话”就是争取对每一个公共事件都发表意见，不仅是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而且要对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媒体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之声、台北中央电台等发表评论，尽可能多的领衔组织一些签名。在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这个举措可以让你一举成名。你已经是世界“著名维权人士”了，当局岂敢轻易动你？
“少做事”就是尽可能不实际介入国内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像临沂野蛮计生案件、太石村罢选案件、陕北侵占油田案件，走到一线的维权者不仅有牢狱之灾，甚至还有生命之虞！朱久虎、吕邦列、郭飞雄、陈宝成都是例证。
某些维权者的“聪明”举措其实也无可厚非，上述操作也是一种策略层面的考虑，并且也不无价值。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做英雄。但是能够践行理想、不惜“以身饲狱”的郭飞雄们难道不更可敬？不更应当获得更大规模的积极救助？
笔者认为，国内维权到了建立一个风险防范和狱难救助机制的时候了，侯文卓女士、赵昕先生的仁之泉工作室和李健先生的公民维权网都是很好的组织架构。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组织资源整合起来，团结一批维权志愿者、维权律师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组织协调、操作指挥、信息反馈系统，则我们的维权事业将不再是目前这样的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遇难都是一个公共事件，都会遇到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我们跟当局在维权战线的拉锯战就会出现转折。人权灾难将会最大限度的减少。
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披上“金色的衣裳”。
2005年12月1日于青岛虎山居
附：你没有金色的衣裳——谨以此文献给郭飞雄
郭飞雄入狱已经七十多天了，当局还在紧锣密鼓搜集他的罪证，准备把他送上法庭。可是他的民主阵营里的战友们却已经把他遗忘了。
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郭飞雄是所有维权人士中最勇敢的，他的被捕是最无辜的，他的遭遇更是最令人寒心的。
最勇敢的人
说他是最勇敢的，是因为他身体力行，敢说更敢做，敢做更敢当。
郭飞雄是名副其实的学者，有著作、有文章在那里摆着，他的道德文章不比我们任何一个自命为知识分子的所谓“作家”、“学者”逊色。但是他从来没有仅仅停留在“述而不作”的层面，而是义无反顾、积极介入如火如荼的民间维权事业中。
他没有仅仅是躲在书斋里写些文章，发发宣言；也不曾跑到大洋彼岸的自由世界，号召人民去天安门游行；甚至也不满足于组织签名，接受采访，做风光无限的“网络维权领袖”。在他看来，那些“有名有利”的事业毕竟太虚，而草根阶层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他们缺少与权贵阶层博弈的知识和策略，他们需要知识阶层作为他们的灵魂和旗帜，身体力行地引导他们前进。他把这个要求作为一个时代的期许，一种历史的使命。
出于对这个角色的高度体认，2005年五月份，在当局已经严厉打压涉日游行的“山雨欲来”之际，他“送上门去”申请游行，旋即被逮捕。他用半个月的牢狱生活揭下了权贵集团“依法治国”的伪善面目，向人民昭示了知识分子的伟岸人格。
2005年8月，他又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边远村落的一群农民的选举权利绑在一起，不惜身陷囹圄。在当今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个？他难道不是最勇敢的第一人吗？
最无辜的人
郭飞雄身陷广州大狱，用官员们的话说，“是自己找的”。太石村选不选村长、选谁当村长，与郭飞雄毫无关系。如果说律师介入还有“名利”之念，“民运人士”介入还有“搞乱大陆”的“动机”，新闻界人士介入还有追逐热点的“本能驱使”，郭飞雄介入是为了什么？他不是律师，不是记者，也与“民运人士”有相当的距离。当然，广州官员们永远不会理解郭飞雄，就像老鼠不会理解老虎，燕雀不会理解雄鹰。
广州官员们更不能理解的是，郭飞雄介入太石村罢选事件从价值层面是为了推进民主、宪政事业，从操作层面是为了树立一个“依法”民主的典范。要把太石村变成民主时代的小岗村。
太石村的村民自始至终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民主权利，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坚持非暴力抗争，让视法律为草芥的广州番禺当局找不到任何口实，最后只好“原形毕露”，抓人、抢帐、打人，露出流氓嘴脸。这些，如果没有郭飞雄的努力，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这个缘故，郭飞雄成了番禺司法当局的烫手山芋。将一个“最守法”的人当罪犯抓起来判刑，我都替他们犯愁，他们到哪里去找他的犯罪证据呢？
最让人寒心的对待
在太石村事件中，郭飞雄遭遇了最不公道的区别对待。首先看官方：被官方指责跟他一起“谋划”太石村罢免事件的吕邦列先生，因为人大代表的身份，两次被“礼送出境”，虽然遭到了殴打，但至少表面上不是政府所为。跟郭飞雄、吕邦列一起被指控为“三黑手”之一的艾晓明女士，因为有中山大学教授的名号，既没有人身之危，也没有牢狱之虞。唯独郭飞雄，立即拘留、逮捕，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虽经绝食绝水，殊死抗争，一点没有放人的迹象，连取保候审都被两次拒绝。
如果说广州番禺当局“欺软怕硬”、“狗眼看人低”还可以理解，那么来自“自由民主阵营”里的“区别对待”就更让人寒心了。
郭飞雄被捕之后，除了几个朋友在网络上写过几篇文章发出几声微弱的呼吁外，知识界基本上是一片沉寂。既没有大规模的签名，也没有名人名家发表谈话，更没有来自外交渠道的压力。同样的案例，朱久虎律师被抓，不仅网络上同仇敌忾，连主流媒体也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压力之下，陕西警方只好放人。最近的例子，高智晟律师的律师所仅仅是被口头停业一年，海内外抗声连连，不仅大腕名家纷纷发言，广播、电视、报刊、网络连篇累牍，研讨会、声讨会、海外外交照会都出来了，说是翻江倒海恐怕也不为过。
这是为什么？用遇罗克的话说，因为他没有金色的衣裳！
当然，我不是说为朱律师、高律师呼吁不对，我只是想说，我们不能这样“区别对待”，官方的“区别对待”已经让郭飞雄们伤痕累累了，难道我们还要在那伤口上再洒一把盐吗？
真正的、孤独的英雄郭飞雄已经在牢狱中呆了七十多天了，他还将继续呆下去。我们也将因为我们的势利而继续沉默下去，直至把他彻底遗忘。
但是，有一些人不会遗忘，他们会在黑暗中发出冷笑，然后让黑暗弥漫，淹没郭飞雄，也最终淹没我们每一个人。
2005年11月28日于青岛虎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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