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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说真话的人？
——悼念刘宾雁先生
余杰
惊闻刘宾雁先生去世的消息，一年之前我在访问美国期间前去拜访先生的场景尚历历在目。那时，刘宾雁先生虽然早已诊断患了癌症并刚刚动完手术，但气色尚好，精神也颇健忘，与我们聊了几个小时也不觉疲惫。谁能想到短短一年多时间后，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宾雁先生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当我还在四川成都旁边的一个小县城里念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读到宾雁先生的一系列报告文学。记得那时候父母最爱读报告文学作品，他们最尊敬的作家便是宾雁先生，他们最爱不释手的作品便是宾雁先生的《人妖之间》。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人，他们都是普通的、善良的劳动者，与文学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一般不会阅读小说和诗歌，但他们却被宾雁先生的报告文学所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从那些炽热的文字中看到了什么是良知、什么是真理。那时，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也把包括《一个说真话的人》等宾雁先生的作品借给我阅读。这位老师刚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其精神气质与不久之后在那些天安门广场上呼喊的青年们是何其的相似，他们也都是在大学中如饥似渴地阅读宾雁先生作品的青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希望尚存的时代，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便是其中的“星星之火”——尽管他在作品中揭露了一个黑色的、腐败而专横的世界，但他本人却充满了改变这个世界的激情。这种激情感染了八十年代无数的知识分子，并给予他们巨大的力量。后来，在父亲与同事的聊天中，在新闻联播呆板的播报中，我知道了刘宾雁和方励之被整肃的消息，知道了胡耀邦突然下台的消息。那段时间，父亲和朋友们眉头紧锁，情绪低落，尽管这些消息跟他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父亲说，他们都是说真话的人，他们在带领着中国往好的方向走，这个国家里为什么总是好人遭殃呢？
父亲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民间自有一把与官方截然不同的尺度在：虽然刘宾雁先生遭到了官方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批判和攻击，但在一般知识分子和民众心目中他却是挑战权贵、呼唤人道的英雄。他每到一地，都会受到人们热情似火的欢迎——比之今天的明星们、F4和超女们受到的追捧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宾雁先生有一次来成都，在成都最大的礼堂——展览馆礼堂——作报告，前去听报告的听众简直是人山人海，把外边的广场也挤得水泄不通，当局出动了数百名警察才维持好秩序。官方对刘宾雁的这种魅力感到嫉妒和恐慌，虽然恨之入骨却又不敢再度将其逮捕入狱。于是，在邓小平的授意下，有关部门拼命挤压刘宾雁在国内的生存空间，并对其采取了前苏联政权对待异议知识分子的惯常做法——放逐。
接下来便是那场惨绝人寰的天安门屠杀——那时我正在迎接中考，每天晚上都偷偷地收听海外电台的消息。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同学，却没有一个人相信。有一天，我在电台中听到了一段对刘宾雁先生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对义正词严地谴责屠夫们的暴行，也对学生们表达了父亲般的关爱与支持。那天，他说得很动感情，我一边听他的访谈，一边掉下了眼泪。此次此刻，我才将他浑厚的声音与那些激情澎湃的文字联系起来。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老人的照片，满头的银发，脸上刀削一样的皱纹，眼睛却是炯炯有神，照人肺腑。这是一张历尽沧桑的脸庞，漫长的监狱和劳改生涯没有让他变得像其他人那样世故、圆滑和聪明，他还是像孩子那样单纯地信仰真话和真理。宾雁先生的相貌，让我想起了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也让我想起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如今这样的精神气质在这个国度已经不多见了。
天安门惨案不仅杀戮了数以千计的市民和学生，而且阻碍了当代中国精神文化走向自由的道路。天安门惨案不仅迫使中国一大批优秀的异议知识分子流亡异邦有家不能归，而且使得国内的文化氛围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死寂状态。刘宾雁先生在六四之前去国，本来只是到美国做短期的学术访问，没有想到从此再也不能踏上祖国的土地，没有想到最后竟然客死异乡、以身殉道。宾雁先生的悲剧乃是当代悲情中国的一个典型缩影，与此前去世的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等老先生一样，他们的死亡没有辱没他们的理想与信念。比起巴金在高级病房当了多年植物人之后屈辱的死亡来，比起巴金所受到的中共的招安与玩弄来，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是清白的。
记得二零零五年夏天，我与郑义及蔡楚夫妇一起去看望宾雁先生，我们代表独立中文笔会在国内外的一百多位会友去去看望这位笔会的创立者和首任会长。一个下午的交谈轻松而愉快。宾雁先生身材魁梧，面色红润，一点也不像癌症病人。他告诉我们，手术之后感觉不错，还要坚持写作。经过长期的努力，女儿终于得以赴美照看父亲。三口之家温馨而美满。宾雁先生仔细向我询问国内的情况，当我介绍到国内的一些新动态，如维权运动的兴起、律师群体的“护法运动”、网络自由写作的发展等情况的时候，他赶紧让我慢慢说，并立即拿起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认认真真地做起记录来。这一细节让我非常感动，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居然还这样求知若渴、不耻下问。我以前也接触过其他一些老先生，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老”就意味着权威和尊严，“老”就意味着天然地有了盛气凌人的资格，“老”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教育年轻人，因此他们根本不愿意听取青年一代的意见和想法。但宾雁先生与这样的老人恰恰相反，他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笔直地坐在椅子上记笔记，这既是他长期做记者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惯，也是他谦卑品格的自然而然的流露，更是因为他对那片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人民的挚爱。
那一天，我也与宾雁先生有一些小小的争论。宾雁先生始终未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对美国社会的看法，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都受马列主义分析方法所囿而与我有所不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尽管宾雁先生是我最为尊敬的启蒙老师，但我仍然不忌讳向他表达不同的意见。于是，我们友好地争论起来。宾雁先生认为，美国媒体已经处于政府和共和党的控制之下，普遍都比较右倾，近年来反对政府的意见经常难以表达出来。而据我的观察，美国的主流传媒基本上持偏向民主党的左倾立场，他们对布什政府和伊战以批评态度居多。虽然我没有像宾雁先生那样在美国长期生活，但据我与诸多美国朋友的深入讨论和交往，印证了这一印象。后来，告辞的时候，宾雁先生表示，他会再考虑我的看法。当老人夫妇两人一起站在门口送我们的时候，当他们消失在晚霞的余晖之中的时候，突然一种淡淡的伤感涌上心头：也许这就是我第一次与最后一次与老先生见面了。
在我看来，宾雁先生，包括已经去世的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任仲夷先生，在海外的苏绍智、郭罗基先生以及国内的李锐、胡绩伟、朱厚泽等先生，他们是同代人中走得最远的少数佼佼者。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和堂而皇之的屠杀之后，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本质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对自己早年的错误选择也有了各自不同的反省和忏悔。在进入晚年之后，他们的生命之光没有黯淡，反而大放异彩，他们尽可能多地说真话，求真理。但是，他们其实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反思和突破，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应当转化成更为丰厚的精神资源。换言之，他们具备了成为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条件，却未能成为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他们具备了写出《新阶级》、《一九八四》和《古拉格群岛》的条件，却未能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政权”写下掷地有声的悼词。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局限，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极权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邪恶和黑暗。它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同化能力和腐蚀能力，它伤害了任何自由思想的萌芽和努力，而将奴性深深地根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包括年老的宾雁先生和年轻的我。去国之后的近二十年间，由于离开了母语土壤，宾雁先生未能继续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我相信，如果他继续在国内，并拥有一定的调查和研究的自由，能够接触到像《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所接触到的那些材料，他一定可以写出比《中国农民调查》更为优秀的作品来。更让人遗憾的是，宾雁先生未能完成一部如同《忏悔录》那样惊心动魄的“思想自传”，为后人留下一代知识分子否定旧我和寻找新我的心路历程。我丝毫没有苛求先贤的意思，只是出于对宾雁先生和他的同代人的爱和尊敬，希望他们能发出更多的亮光来罢了。
不久前巴金的逝世成为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成为谎言帝国中对谎言的一次最绚烂的装饰——以真话的名义。那么多靠谎言生活的文化名人们装模作样地赞美“一辈子说真话”的巴金，这真是一个不把廉耻当作廉耻的时代。与之相反，真正坚持说真话的刘宾雁先生逝世的消息，却不可能在任何中共控制的媒体上报道。因为巴金早已对中共的统治“无害”了，而刘宾雁先生依然是“有害”的，所以中共当局冷酷拒绝了老人叶落归根的愿望。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共当局也成全了老人。这说明一个八十一岁的、身患癌症的老人，却能够让一个拥有上千万军警宪特的暴力机器的政权感到害怕——这是何等的光荣啊。这就是真话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在林昭、遇罗克、王维林、喻东岳、丁子霖、蒋彦永、刘晓波、焦国标、师涛、高智晟、陈光诚、卢雪松等优秀的中国公民那里体现出来过，并正在体现之中。
那杀死身体却不能杀死灵魂的力量，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让我们与刘宾雁先生同在，与所有说真话的同胞们同在——刘宾雁先生并不孤单，因为有那么多渴求真理和正义的心灵与他同在。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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