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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斌
回老家看望父亲的要求，很早我就提出来了，国保答应到时候会考虑。到了腊月，回到家里的侄女在电话中跟我说，爹爹身体今年大不如往年，不爱走动，不爱说话，常常一个人闷坐。父亲已经高龄八十二岁，又住在医疗救护条件极为有限的乡下，随时都有可能离我而去。我坚定了回家一趟的决心。腊月二十七是年前上班的最后一天，但因为快过年，这几天各机关上班基本上都不正规，多少年来一向如此。清早，几位应城朋友请我喝酒——应城这儿有喝早酒的习俗，大约十点左右，单位里打我手机，说有人找。我知道国保的麻烦又来了。不过，这一次他们来，我倒是有点希望。我希望自己能正大光明地回老家，希望在回家过程中顺利，不会受到什么骚扰，不想把晦气带回去。因为酒正在进行中，不便撇下朋友们独自走掉。十一点过后，大伙一散，我就回到单位里。国保的人明确告诉我，我回老家的要求上面不予批准。我说，这一次我回去定了，除非用手拷把我拷住。国保回答：后果自负。然后详细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哪天回来。我一一如实告之。
应城直达黄陂只有7：40的一趟车，腊月二十八清晨，我和孩子坐上了回老家的车子。没人阻拦，我隐约之间感到有点出乎意料。果然，约九点钟，当车开出很远一段路之后，妻子来电话了，说国保的已经批准我回家，只是必须履行一个手续，打个请假条。我想，已经放假了，还请什么假？再说，车开出这么远，如何回去得了？还有，回去了他们真的会放行吗？我决定任其自然。车到杨店，一辆警车呼啸而过，我就以为是来阻拦的。从黄陂顺利转车后约十二点，终于回到了两年多不得一见的父亲的家中。
父亲兄嫂侄儿侄女们见到我们回来，高兴不已。父亲脸上挂上笑容。村里的乡亲们得知我回后，也过来叙话。在与父亲谈话时，父亲讲，这一段不大高兴，主要是担心我的事。父亲的话让我内疚。过一天就是大年了，我在心里合计着，大年清早在家里吃个团圆饭，然后赶到数里外的叔父家，见见多久不见的叔父和堂兄堂弟，正月初一赶往姚集镇，给舅舅二姨五姨们拜个年。下午16：20，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是国保的，询问我具体在哪。心里升起一种预感，刚刚团聚可能马上就得分离。五点多钟，应城国保的人又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姚集，要我到姚集镇上去，说是只需要过去办个手续。我回答，不可能！天已经快黑了，即使我想过去，也没有交通工具。他们询问了详细方位，我知道，不告诉也没用，这么远跟来了，实在找不到，他们还不会找本地警察？那样将更复杂，给父兄们带来的负效应更多。我对家人说呆不长了，马上得走。父亲没有作声，兄长和乡亲们不理解。我想，瞒也没用，这种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讲清楚。
我说，秘密警察找上门来了。他们不懂秘密警察是什么。我打了个比喻说，就是电影里放的戴笠的部下那样的。我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家乡父老的事，请大家放心！此前几年回来，我跟乡亲们讲过很多关于农民待遇不公的事，讲过农民不应该交税，不应该不如城里人，在老了和病了时，政府应该给钱帮助，并就老家的农民负担问题向他们作过调查。他们，起码中间的部分人是理解我的。
见我要走，哥赶忙盛上煨好的鸡汤，要我和孩子吃，还没吃上两口，手机又响了，一看是国保刚才打进来的号，知道他们已经到了村口。家乡习俗讲究过年顺利，一年顺利，年过得不顺，一年不顺。父亲的特点我是了解的，他老人家希望顺利，尤其是过年，记得儿时，从腊月开始，讲不吉利的话都要挨父亲批评。我不想再给父亲增加任何不愉快，不希望他们走进父兄的家门，也不愿意让家人看到我的窘迫处境，放下碗筷，叫上孩子，提上简单的行旅，挥挥手告别。家人和两位同学却定要送我。村口公路上，两盏车灯刺透夜幕，我和孩子笔直走了过去。车上却只有司机，另外三个黑影听见喊声退了回来。见到我家人，他们送上两塑料袋礼品，对我哥说，单位里有急事，必须马上回去。
据国保的来人说，如果我不回来，他们也不能回来，得在黄陂过年。围绕如何把我弄回来，国保很是费了一番心思。有的是警车，但没用，说是担心会给我造成不好影响（我想，不仅有这一层，大概也担心警车被人厌恶可能被砸被打），没挂警灯的车又派出去做其它事了，他们花八百元请了一辆出租。怕工作做僵了，不好处理，叫上我单位的人，再买些礼品，以拜年的角度进门，以单位里有急事做理由。平心而论，腊月二十八了，这些国保人员还不能在家安安稳稳，对他们个人我确有些歉意。在回家的过程中，他们的亲人也在不停地打电话询问，得知马上能回去，通话中高兴的语气我能体会得到。大概是高兴，晚餐他们代表共产党在黄陂请了客，回到应城问完话后又请吃了宵夜，还请我洗了澡，这是两年多来我第一次得到公款的垂青！
这件事，更加坚定了我要申诉的决心！要坚决推翻那个强加到我头上的违宪的不合法的判决！我应该更加坚定地为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而奋斗！
感谢观察网和博讯网对这件事的关注！感谢林洪女士打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感谢打来电话和发来短信问候的朋友们！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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