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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人事件”的处理，让青年报人痛心不已，愤怒不已。樊永生“辞职”，梁平“免职”，陈杰人“辞退”，不仅没有如学谦所愿“走出阴影”，反而在报社内部制造了浓郁的不满和恐怖气氛，直至七十多人上书、匿名信、公开信。在这种不讲理和高压的情况下，别说是陈杰人，任何一个履行职务行为的记者都会激烈反弹，何况陈杰人并没有激烈反弹，没有采取过激行为。根据稿件产生的流程，记者在采写稿件阶段是主体行为，一旦把稿件交给了编辑，便成为客体，使命就结束了，原则上，稿件的删节权和发表权都在编辑手里。除了恶意隐瞒或者编造事实，陈杰人的责任是相当有限的。我在中国青年报供职十八年，在总编室、经济部、新闻中心都干过，编辑记者来稿，陈杰人这种可能惹大麻烦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过被堵住没见报罢了。本来可以借陈杰人的报道失误，可以在报社内部展开深入的讨论，总结经验，提高业务水平，但是随着事态的人为地政治化发展，这些业务总结已经不可能了，甚至有些滑稽可笑了。面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记者、编辑、副总编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业务上的所有问题变成了等而下之的问题。我认为，“陈杰人事件”对中国青年报人的伤害，与枪毙“SARS报道计划”相叠加，某种程度比六•四还严重。当我们听说陈杰人被处分后，即不准进入报社大门，以至陈杰人不能到办公室清理自己的物品；当我们知道，有人通知陈杰人住处派出所，二十四小时监控陈杰人，如果陈杰人乱说乱动，随时可以抓人。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悲哀。动用专政机关对自己的记者下手，真是骇人听闻！太过分了！远远超出了底线！远远超出了可容忍的程度！
“五月二十七日，团中央书记处决定接受樊永生同志的请求，同意他辞去中国青年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党组副书记的职务，保留党组成员、编委会成员的职务；责成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免去梁平青年参考报主编职务，二十六日对采访中心记者陈杰人作了辞退处理。”团中央和报社为什么要这么干？学谦在文章中解释说：“我曾做过多年的高校学生工作，经历了八十年代所有的学潮，深知学生情绪一旦被激起，将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和后果，给报社和共青团造成的损失必然更为惨重。”
别拿“学潮”吓人。我们也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潮。我们可以断定，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大学生，不会为“六•四”这样的政治问题发动学潮，因为，据我所知，一、相当多数的大学生、研究生已经不知道“六•四”为何物了！二、他们更在乎现实利益。这要感谢我们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管制。第三、你们会相信武汉的大学生会为一个报道的不太准确的卖淫丑闻闹学潮？而且，我们认为，所谓“学潮”苗头，不过是必须对学校的现状负责任的官员们煽动起来的虚张声势的“网上学潮”，利用“六•四”前所谓“学潮”的可能来施加压力，来掩盖丑闻，逃避自己的责任。
加大力度、违反常规、无视程序地处理“陈杰人事件”，除了“可能导致学潮”这个耸人听闻的原因外，或许还有一个不能说的原因，就是周强阁下是湖北人，总要让周强阁下在乡党面前有点面子。小小的部下——中国青年报都摆不平，何颜见江东父老？当然，这种原因比起觊觎改组中国青年报高层的“阴谋”和党同伐异来说，真个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按照“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标准来衡量《公开信》点名和莫须有的“伤害”，岂止是“不道德”，而且是“极不道德”。
关于道德，我要讲两个小故事。
我在前两年到长沙橘子洲头，公园“橘子洲头”石刻标志的上空赫然挂着一条一二十米长的红布大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同志莅临指导工作”。陪同我的人说：“周强前几天来过。”我问：“走了为什么横幅不拉下来？”陪同的人也觉得不可理解，敷衍说：“可能忘了吧。”忘了，有可能，但是，借用你们给《公开信》定性的语言，在这种国内外游客云集的地方，可能为居心叵测的“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丑化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阁下的形象，进而丑化我党我团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我相信周强阁下一定见过这条显赫的横幅。橘子洲头应该是长沙最著名的名胜，或者说是长沙最著名的公共场所。在如此著名的公共场所挂如此招摇的横幅，是大忌；不仅挂了，而且长时间挂，成为橘子洲头景中之景，大忌的大忌。这样的官场风景可以说是“典型的”大煞风景，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其情状：阿谀，虚荣，张扬。我不知道周强阁下去橘子洲头是“指导工作”，还是旅游，不管是“指导工作”还是旅游，古代官吏、甚至帝王将相都知道轻装简从，一不扰民，二可体察真实，况乎以实现共产主义、“三个代表”为己任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下，胡耀邦到某旅游胜地旅游或“指导工作”，下面拍马屁，赫然挂着“热烈欢迎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莅临指导工作”或“热烈欢迎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莅临指导工作”，胡耀邦会怎么对付？我敢说，胡耀邦定会大怒，喝令拿下。这只能说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还有一个故事。本报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周强阁下曾在河南省某市参加一个活动，当地团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组织了很多小学生们等候周强阁下驾临。那天是大太阳，很热，等周强阁下驾临并讲话时，当场就有小学生中暑晕倒，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晕倒一个，抬走一个；晕倒一个，会场便引起一阵骚动。要么没看见，要么视而不见没感觉，周强阁下继续演讲，让在场的人很反感。本报一位记者在场目击。我找这位记者核实，他说，小学生中暑晕倒时，“周强书记就在现场”，没有任何表示。
我注意到，《公开信》发表后，赵勇阁下作为主要当事人，毫无顾忌，也不回避，始终在团中央第一线发号施令。七月十五日，团中央的传达，赵勇阁下主持，刘可为阁下宣读团中央的定性意见，周强阁下讲话。这个图景挺搞笑的。你们阁下二位是我《公开信》批评的当事人，按常理，你们有多种符合你们阁下二位身份的回应方法，结果却给了我们“我有权力我怕谁”的面目。“明镜高悬”下面坐者两个法官，一个书记员，两个法官都是被告，却在堂而皇之开庭审理原告，“典型的自由化”，从内容到形式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严重违反了新闻宣传纪律”，“很不道德”，“断章取义”，而且作出了置于死地或准备置于死地的，似乎不容讨论、不可更改的终审判决。阁下二位不仅不回避，反而变本加厉，这算不算“很不道德”？说“很不道德”都轻了！这种审判的荒唐，我相信周强阁下最能体会。你们所谓的“道德标准”，或者那种无所不在的“道德优势”，说白了，就是以暴力为后盾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欺欺人。可悲的是：“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米兰•昆德拉语）
什么东西“预先被原谅了”？什么东西“可笑地被允许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曾经请教一位团系的前辈领导人，他说，这是制度决定的，什么样的制度机器就能生产什么样的人。这话不免让人悲观。这等于说，只要这部机器不修理不改造，每时每刻都在运转，祸国殃民的小官僚就会无休无止地被生产出来，而事实上这部机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高效率地运转。
《公开信》流传到海外后，境外媒体起码有一条说的在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新启蒙运动，二十多年下来，结果喜忧参半，叫做“官智未启，民智初开”。我的看法，岂止是“官智未启”，而是进一步“官僚化”，进一步“腐败化”。阁下二位，一位学法律，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第一批法学院的学生，一九七八级西南政法学院官位爬得最高者；一位是北大经济学博士后。学了半天，只通官性，不通人性，不懂人文常理，学了也是白学，最后连个官也做不好。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是何方圣贤教导你们，让你们不分场合，不看局势，永远理直气壮，永远居高临下，永远端着一斤四两沉的小官僚架子，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讲话的姿态，永远是上级对下级，主子对仆从，除此便不会讲话了。学谦跟我说，赵勇阁下说：“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嘛，可以给我写信嘛，写什么公开信？！”怎么写？写什么？什么姿态写？什么语气写？我们写了，七十多编辑记者署名的信，被你们非常粗暴地拒绝了。七十多名编辑记者是什么概念？占到本报编辑记者一半以上人数，如果再继续征询签名，签名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很多。你们拒绝了大家的请求，还会在乎我一对一的信件？你们还会在我们心目中享有信用？这种说法相当虚伪。“有意见当面提”？团中央来报社征求处以上干部意见时，大家提了，你们在乎了吗？你们不是当作了耳旁风？而且我根本就不会接受赵勇阁下这种事后找补的“领导口气”。《公开信》是什么意思？是对你们的失望和愤怒，是对你们的不信任到了极致。《公开信》的形式意味着，你们看不看这封信无所谓，理论上讲，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阁下二位可以不看。我跟学谦说：“赵勇阁下可没有让卢某人直接写信的待遇。卢某人没有被恩宠的感觉。卢某人这支笔没那么贱！”
这一段时间，国内外的朋友关心，打来电话，问的第一个问题惊人相似：“你现在安全吗？”我说：“暂时没事。我还在正常工作，还在改错别字。”回答这个问题心里挺别扭。我知道国内外问候的全部潜台词，既有历史的经验，也有现实的参考，全部基于无法无天和对“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恐惧记忆。
从法律的角度看，我怎么了？不就是写了一封公开信，不就是说了“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所谓“敏感话题”，不就是批评了赵勇阁下有恃无恐的小官僚作风？我们在现实社会中营造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私下的，泛滥的，真实的，坦率的；一个世界是禁锢的，压抑的，虚假的，异化的。我只不过把那个真实的世界掀起了一角，展示了一下罢了。何错之有？何罪之有？而且我相信，阁下二位一定对这真实世界有所了解。赵勇阁下不是“农民的儿子”吗？你不会把“新闻联播”那些受灾农民或是致富农民在镜头前被逼着歌功颂德的话当作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基本情绪吧？由于职业和偏好的原因，我接触人的层次比较丰富，知识界，军界，政界，经济界，等等，上至部长、省长、省委书记，下至普通农民、失业工人，我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公开信》涉及的敏感话题，不过是许多人经常谈论的话题，没有什么新鲜的。因为说了并不新鲜的话题，或者说把私下的话题变成了公开的话题，个人安全便成了问题？如果闭目塞听，实行鸵鸟政策，不敢面对真实的世界，动辄使用专政工具，那可真是“不可救药了”。当然，听不听是一回事，说不说是另外一回事。人长了嘴，不光是吃饭，还要说话。《公开信》只不过是我说话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是被执政党制定又视为敝履的《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的体现。
在宪法权利这个意义上，我不会在乎什么“违反新闻宣传纪律”（其实所谓“宣传纪律”，是指报纸上刊登了上方不许刊登的报道，和我的《公开信》风马牛不相及）。我所知道的一些好报道，包括我近二十年的一些有分量的读者喜欢的好报道，都是努力打破新闻宣传禁锢的结果。而且，我们从来不把自己的职业行为当作“宣传”看，谁这么看，谁才是傻瓜，谁才是居心叵测。各种各级新闻媒体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博弈，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报道上反感甚至不理会禁令，各家有各家的高招，总结出了许多对付意识形态管制的理论、策略、技巧。哪怕是最没有出息的报纸，都有自己的看家本事，都有那么几个宁折不弯的编辑记者，或总编辑。渐渐地，随着时代发生的变化，那种个体抗争正在演变成为群体抗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前仆后继的一系列事件，以及知识界、新闻界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便具有代表性。你们想听新闻界的真实情况吗？这就是新闻界的真实情况。焦国标说的并不错。中宣部那些“YES”或“NO”的“宣传纪律”总是反动，凡是老百姓喜欢的，他们就反对；凡是老百姓反对的，他们就喜欢，就维护。中宣部的“YES”或“NO”，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执政党的“YES”或“NO”，许多“YES”或“NO”之蛮横之霸道之无耻之愚蠢，可谓登峰造极。只要去中宣部开过“通气会”的人，或者听过“通气会”精神传达的编辑记者，都有这种感受。我们不得不执行“YES”或“NO”，但是我们会鄙视、唾弃和嘲笑“YES”或“NO”。庄子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这个寓言颇似希腊神话“普罗克鲁斯特的铁床”。面对“YES”或“NO”，面对“续短”、“断长”之辈，面对普罗克鲁斯特这个希腊神话中的怪物，我们怎不忧之悲之？我们怎能不忧之悲之！
一些人有的时候，何止是“有的时候”，而是经常挂在嘴边上，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新闻观”，然后理直气壮地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你们说《公开信》“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也潜含着“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谴责。我非常郑重地告诉阁下二位，我早就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阁下们讲这话，要么不过脑子，要么脑子里进了水，要么故意挂羊头卖狗肉，第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是西方新闻观的一种，而且是十九世纪工业化背景下继承了所谓“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精神和制度遗产的西方新闻观；第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新闻自由”。赵勇阁下也在“五•二四讲话”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说中国青年报“五十三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导我们办报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办报中的指导地位，才能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正确的办报方向”。赵勇阁下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什么东西？是“工具论”，是“喉舌论”，是“两杆子理论”。
好吧，让我们来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的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务，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马克思激烈抨击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夜莺失明，你们认为残忍，但是检查官用锋利的笔头挖去了报刊的眼睛，你们却不认为是残忍。强制给自由人削发，你们认为是蛮横无理，而检查制度每天都在有思想的人的活生生的肉体上开刀，只有没有精神没有反应的驯服的存在物他才认为是健康的！”“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主上帝只是在第六天才讨论他的亲手创造物：‘看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而受检查的报刊却每天都在夸耀政府意志的创造物；但是，由于前一天不免要同第二天发生矛盾，所以报刊就常常撒谎，而且必须掩饰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撒谎，必须寡廉鲜耻。”“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总是把违法当作自由，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当作不自由。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
还需要引证吗？如果还需要引证，马克思还有大量的相类似的“新闻出版自由”的言论。
现在可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了专制意识形态、思想禁锢、新闻管制的替身和棍子。用一个以“新闻自由”为核心的新闻观去限制新闻自由，去培养“喉舌”和“工具”，去打击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黑格尔说：用谎言去证明真理是对真理的莫大侮辱。以往老共产党人爱说一句话，死了去见马克思。想去见，说明有一种虔诚；是否能见到，算是一种待遇。根据阁下们的表现，我敢说，阁下们到了阴间，肯定见不着马克思，如果要死皮赖脸地见，一定会遭到马克思的痛斥。“续短”、“断长”之辈，怎么有资格去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硬给大胡子马克思戴上一顶专制的乌纱帽，不啻是糟蹋和贬损马克思。马克思不痛斥阁下们才怪呢。所以，那些鬼话，说第一遍的时候，懒得理你们；说第二遍的时候，懒得理你们；还要说第三遍、第四遍，没完没了，喋喋不休，那就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大话西游”的意识形态版了。我们命大福大造化大，千锤百炼死不了，遭遇上面的情形，可能烦都烦“死”了！说起来，我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见过，就是没见过坚持不懈地跟自己开玩笑、努力顽强地自欺欺人，把一个自己不信奉、也不会实行的“主义”永远挂在嘴上的人，没见过，请自阁下们始。
阁下二位给《公开信》列定的罪状中，有一条不起眼、我却很看重的罪状，就是《公开信》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这又是一个目前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实体”指控。中国青年报对我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我人生精力最充沛的时光印记在了这里。如果要列出一个清单，十八年来我与同事们合作发表的报道和我参与组织指挥的报道，可谓洋洋大观。中国青年报的人事也有很不如意的地方，也有鸡零狗碎的龌龊事，尤其是这一两年，社风日下，年轻人眼睛盯着官位子，因此眼睛盯着领导的脸色，兴起了阿谀奉承之风，比如去年SARS报道中国青年报严重缺位，却有人公开发表文章，在国难当头的四月“播撒春光”，说领导有方，报道成功。SARS报道计划的流产，从纯功利的角度看，丧失了一次在“引资改制”前，用重大报道整合报社思想和人力资源的绝佳机会，这在报社内部是有共识的。用重大报道来统一思想，弥合歧见，调解矛盾，有大量的案例可以证实。报社“六•四”之后的低迷情绪，就是靠一系列重大报道的组织参与逐步扭转的，一直到一九九八年水灾报道和徐祝庆一九九九年一版“三七开、竖标题方案”的提出，中国青年报在二十世纪末独步新闻界，打出了自己的小高潮。令人痛心不已的是，二十世纪末中国青年报重振雄风的苗头，被中宣部“七道金牌”给扼杀了！“七道金牌”，即七个“中宣部阅评”，剑剑进逼；甚至对中国青年报的整体办报方向都提出了质疑和恐吓，一剑封喉。因此，我们特别关注“引资改制”，北大青鸟的资本进入中国青年报，起码是改善中国青年报生存境遇的一个契机，但是前期操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出了问题。本来是个群策群力，集中集体智慧，以风险投资为后盾，进一步廓清办报理念，有效配置各种资源，推进中国青年报市场化进程的大好时机，结果搞成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参与，不能以开阔胸怀总揽大局，排他性很强的“夹生饭格局”。我搞不清楚是风险投资方昏了头，还是报社的主要操盘手糊涂或刻意所为，一开始就排斥中国青年报进入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即中国青年报独有的“报人文化”传统和优良的人力资源，把一个纯粹的投资行为搞得不伦不类。由于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支持，没有思想的高度统一，没有上下一致的协调，可以断言，中国青年报改制的预期收益是没有保障的。不仅没有思想统一，反而激化矛盾，不算一些小的（比如拒绝刊登关于李慎之的新华社通稿）事情，一年多的时间里，悉数之，计有SARS报道夭折，陈杰人事件，七十多名记者编辑给团中央的信，给团中央匿名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这个时候，赵勇阁下“无知无畏”的恐吓与教训又来凑热闹，生生把中国青年报的人心彻底搞乱了。有人总结说，中国青年报改制改到今天，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灵魂，或者说失去了办报的灵魂。责任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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