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处于维权前沿的人士，用一己之力硬顶狂流，乃是在为整个维权运动撑边线。当秘密警察作出抢夺手机、流氓骚扰家人等犯罪行为时，他们不是闭目忍让，而是奋起自卫，努力去将犯罪嫌疑人扭送公安机关。这种个人的正当防卫丝毫都不违背非暴力主义，反而是守法精神的一种体现。相对于"打了左脸又给右脸打"的理想化的哲学，这种表现的确是激进的。但如果连普通的男人都做不了，又怎能为广大民众作出先行者的示范。
4，维权运动主张大度、宽容、消融仇恨，主张"无敌人"，但并不等于放弃法律对罪孽深重且永不悔改的专制者的正义追惩。在严格的司法意义上，那些手上沾满了人民鲜血的专制者及其帮凶，应被定义为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反人类的罪行不可能被无故地一笔抹杀。这种对未来的预言，可以对当前疯狂施虐的极左势力及其帮凶起到部分吓阻作用，可以逼迫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将来通过为政改立功来赎罪。相比于那些做老好人主张无条件宽恕一切、却肯定不会为未来民主社会所接纳的不切实际的思想，这种向专制者提出警示、以逼迫其遵守法治底线的做法，的确可以称之为激进。非暴力是强者的运动。维权运动追求的是要做时代的强者，做历史的最后胜利者。它将在温和的立场上狂飙进取。
5，在中国现存的刑法、民法中的那些良法性质的条文，我们是承认、遵守和援引的，但对于其中的恶法条文，不仅应努力取消之，而且现在便应不予遵守。中国不同于英国占领下的印度，中国刚刚从几乎完全无法无天的状态向着法治迈动了不到几步，在没有独立司法和完善程序之情势下，遵守恶法，几乎等于束手就擒。相对于这种束手就擒的思路，我们的反抗恶法的思路的确是激进的。这种激进取向在本时代不仅具有个体意义，而且具有普遍价值。
总之，作为行动者，我们的姿态是温和中的激进。我们不会轻易脱离我们的这一立场。
人类的思想天然多元分立，但一些朋友由于受20世纪整全主义的影响，习惯于用一种捆绑式的思维否认每一元的独立性。一些自视温和的朋友担心他们心中的激进主义者弄坏了好局面，减少了业已存在的活动空间。这其实是不必要的担忧。今日的极左势力已没有能力使国家发生大倒退，而所谓激进的维权者实际上大大地撑开了整个维权运动的活动空间。在此波极左退潮后，此一效应便可立见。在实际上存在着协同的维权运动内部，应追求部分协同，不宜要求高度协同。拉成梯队系列，可能反而是较佳战术。在这一点上，我赞成高智晟律师所说的尊重各自的维权模式的观点。
维权派乃是自由主义的行动派
——对全球维权抗暴接力绝食的评论之四
郭飞雄
维权运动之所以能集历代民运之大成，并找到一条通过推进法治来建设健康独立的民间社会之路，一个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原因，是它拥有自由主义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它的思想资源。维权运动乃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化，维权派可以叫做自由主义的行动派。由于自由主义的导向作用，维权运动才审慎地选择接力绝食等非暴力主义手段，作为主要的抗争手段。
自由主义来自英国经验，它有着数百年的试错史，乃是经由一代又一代人民的积累，荟萃了无数杰出人物的思考，精化而又精化的思想成就。在1990年代末期，它经由李慎之、刘军宁、徐有渔、秦晖、朱学勤、袁伟时、何清涟、贺卫方、汪丁丁、丁东、崔卫平诸位贤哲的引介，登上了中国大陆，向社会各界扩散，并向铜墙铁壁渗透。在自由主义的浇灌下，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运动进化到了比较高级、比较纯正、比较深厚的阶段。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理性，尤其在面临政治转型的后极权的中国，它更应成为指导中国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革命的有力工具。而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辜负历史的使命，也没有违背理论的内在需要。在经过第一代自由主义者数年辛勤的传播和启蒙后，第二代自由主义者果断地投入了推动宪政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实践，有一部分人甚至过上了以行动为主的职业生活。在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中，自由主义者进行了第一次实践操练，而维权运动也就从那时正式开始兴起。三年来，中国大陆几乎绝大多数重要的维权事件，都是由自由主义者所参与和推动的。
维权运动对中国社会最大的理论贡献是法治优先的思想，这一思想正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精髓之一。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尤其强调法治对于建设自由社会的决定性作用。由于有着这样的现代化的政治理论作指导，维权运动才得以一直保持着纯正性和深刻性。这场以政治、思想和社会诸手段通过司法平台来捍卫法治、维护个人权利的社会运动，在本质上乃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伟大运动。
在2005年中，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需要，又推动着维权运动由维护公民一般的人身权利、经济自由权利，走向维护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太石村事件开创了维护公民选举权的先例，它同时又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直接结合的开始。知识分子走入草根，与底层民众携手维权抗争，在当时便引起了专制者的极大恐惧，因为他们的前辈就靠此起家，知道在中国这种政治结构下二者结合将是何等的厉害。但是，我们要说，自由主义者所推动的这种底层动员，与中共那套极权主义的东西，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太石村事件以及其它多个维权案件中，自由主义者并没有选择建立工会、农会的动员模式，而是选择了走法治化道路、主打程序战这样相对离散的动员模式。在自由主义者的心中，工会、农会等组织形式易于产生集权，在可能的激烈抗争中，难以避免组织内部产生强制，也难以避免在与官方的拉锯战中使用非法治的甚至是暴烈性的抗争手段，其后遗症将会比较大。建工会、农会当然是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但对于一个尚属稚弱的民间社会而言，它却不是优先的选择。自由主义的背景，使得维权派在具体参与和引导民众维权抗争时，优先选择了法治路线，而摒弃了可能损害法治和自由的其它选择。
那么，如果法治程序走不通怎么办？如果政府赤裸裸地破坏选举法，民众又该如何应对？太石村民作出的回答是：接力绝食。对此，自由主义者表示了顺应和赞成。可以说，面对冥顽不化的专制者，面对那些为所欲为的官僚特权阶层，接力绝食是维权民众在迈出走法治道路的第一步后，必然迈出的第二步。否则，便无法回击专制者和官僚特权阶层对法治的肆意践踏，便无法突破重重阻力，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故非暴力主义的抗争，对于走法治路线的维权民众来说，是必然的抉择。
维权运动通过太石村事件的实践，摸索出了法治主义与非暴力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实际上开创了自由主义的底层动员模式。这一动员模式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意义，在不久的将来便可清晰地看到。
这次全球维权抗暴接力绝食，实际上是对太石村农民兄弟姐妹接力绝食经验的继承。我们不要将它看成是偶然的、突如其来的事件，而应将它正确地看成是一场悠久的历史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而且，我们不能不注意它背后那深邃博大的思想背景。要使运动不出偏差，使运动走向可大可久、丰厚肥壮的高级状态，使之对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发挥更大的威力，那么，就不能不注意从它的思想母体自由主义那里不断地汲取理论资源。
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
——对全球维权抗暴接力绝食的评论之五
郭飞雄
绝食作为现代文明抗争手段的问世，直接源于一位母亲的探索。她是虔诚的印度教徒，每年都要进行为期四个月的禁食，期间一日一餐，如果见不到太阳，甚至完全守斋不食。她的圣洁、虔诚和对神圣的敬畏，直接感染了她的儿子莫·卡·甘地。后者成年后将绝食发展为一种综合了多种文明因子的政治斗争手段。
接力绝食是十分严肃的运作，它是对甘地及其母亲的圣洁精神的继承，是一门通过苦行、受难、克制来引发内省、表达虔敬的功课，在它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宗教性精神：仁爱、和平、尊严、敬畏、不杀生。它所召唤的，是超越于俗世物质蛮力的精神力量。在我们这个历经杀伐、崇拜强权的国度，尤其需要这样的精神力量得到弘扬，以荡涤铁血。而饶有深意的是，国人的内心世界正大面积地产生着对这样的精神力量的渴盼。
许多人弄不懂中国大陆人心正在发生的悄然变化，不仅思想僵化的专制者弄不懂，而且连自由民主阵营的部分同仁也弄不懂。人们总是扮着指头去数实力对比，可是我们就是不去管实力对比。维权运动不仅发展出了通过司法平台捍卫个人权利的渐进策略，而且更进化到了培育和发展精神力量以制衡物质蛮力的阶段。一般的，一场社会运动，如果成长到了展现精神力量、深入至道德人心的阶段，那么它也就迈进了创造历史的阶段。
精神力量的核心是信仰和受难。这个信仰在今天表现为开放式的思想信仰，诸如对于基督教、佛教、儒家、法轮功，或者对于自由主义等的思想信仰。而受难则是大自然考验信仰者是否纯粹的关键一步，也是精神力量兴起成长的秘诀。在受难中，信仰者的人格魅力，内心的纯洁和对神圣事物的虔敬得到了充分展示，民众的灵魂受到感染，将因之而激荡。经过05至06年维权者的多次受难，这一代中国人的刚烈、圣洁的底蕴大受激发，于是出现了排队接力、绝食抗暴的壮阔景观。
接力绝食最让专制者感到恐惧的是，它表现出了大规模动员的能力。在网络、无线电媒体的帮助下，维权者捍卫尊严和法律的意志、以及受难担当道义的精神得到了普遍传播，接力绝食的过程成了一个波浪式感动民众、鼓舞民众、唤起民众的过程。在中国大陆，业已积累了太多的不平，太多的冤屈，太多的血腥，以及太多的罪恶。冤气如山，一点就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事实已反复证明了，维权运动拥有来自灵魂的精神力量，并长于运用之。这种宗教性、道义性、神圣性的精神力量，正通过一个又一个维权事件和抗争运动而散发，以洗礼自我、教化民众、浇灌人性、塑造民意。这种宗教性、道义性、神圣性的精神力量是无惧于任何打压的，专制者每一打压，便实际在帮助展示维权运动所拥有的浩然正气，帮助维权运动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帮助维权运动宣传法治下政治改革的思想。近几年，专制者显然已成了客观上帮助维权运动作宣传的广告大师，如同当年的蒋成了毛的运输队长。专制者越打压，维权运动的声势便越大，参与维权的民众便越多，维权者的道义资源便越丰厚。
继法轮功学员、上访民众之后，维权人士正在沦为新的受迫害群体。中国政府内的极左势力在与维权运动讲理不赢之后，干脆直接动手了；在司法手段构陷失灵之后，干脆使用黑恶暴力殴打维权人士了。一种国家黑社会主义，在最近开始发作的这一波极左浪潮中诞生。公然依靠黑社会手段治国，实乃中国大陆的专制者的一个发明创造。它将引发一场法治上的大倒退，将剥夺更多的民众那点本来已极为稀薄的人权。
对此维权运动必须高度警觉，正面迎战这股狂流。但也不应因此而丧失信心，这一幕不过是极左与维权之间拉锯式的较量中必然发生的一幕。对于这股狂流，应充分揭露之，集中批判之。这次接力绝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集中揭露中国政府内极左势力所实施的国家黑社会主义、为其疯狂的丑陋大作广告的作用。这种揭丑是十分有效的回击和进攻。国家黑社会主义是见不得阳光的，它越揭越丑，越暴露便越萎缩。在不断的黑恶暴力中，我们维权运动的损失比较小，而专制者的损失则比较大。它那点可怜的道义资源经不起几次折腾。
维权运动强调精神力量，但请不要误以为我们都是一些迂阔不近人事的书虫。我们并不否认物质力量的存在价值，对于物质力量，我们有着全面均衡的认识。我们所强调的乃是，要用精神去领导物质，用精神力量改造中国政治生态。在立国哲学上，枪杆子主义必须退出历史舞台，非法的黑恶暴力必须被终止并受到追惩，这个国家的制度应建立在道义和全民共识的基础上，应建立起宪政民主的全套机制，通过合法程序和独立司法来实施法律的强制。
精神力量并非永远局限于精神领域，当它发展至一定阶段，便可以消融并控制物质蛮力。波兰军人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曾回忆他见教皇时膝盖曾不由自主地要弯曲。因为他所持守的那套极权主义思想缺乏道义上的支撑，邪而不正，他的个人灵魂自然感到空虚。诸如此类的极权主义虽外表强大，实内部虚弱。在许多维权事件中，一些朋友曾感叹我们似乎永远都赢不了一次。孰不知，在这样不断的拉锯和消耗中，极左势力的内部将渐渐被淘空。到时候它将土崩瓦解，一个人便可以解除一个师的武装。
没有正当性的暴力是无法持久的，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在眼下这场维权与极左、有信仰者与无信仰者之间的斗争中，后者注定失败。
民间社会的大联合
——对全球维权抗暴接力绝食的评论之六
郭飞雄
维权运动之所以不断成长、越做越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拜民间社会的高度团结所赐。对于习惯内耗的中国人来说，最近几年大陆民间社会表现出的这种团结几乎是罕见的，内中蕴涵了一些昭示中国民间未来走向的新因素。
面对极权主义的打压，处于弱势的民间必须团结，否则将经常性地被各个击破，永远处于难以长大的侏儒状态。但是，谋求团结与整合的趋向和行动，往往会导致更大的分裂。大陆民间社会的成功经验是，一，先形成共识，作为团结的思想基础，由于有了自由主义的传播，这一共识幸运地得以建立；二，相互之间自动配合，尤其是重大维权事件上自动配合，这是行为的联合，而非组织化的联合，是具有实质意义的联合，而非静态地为联合而联合；三，民间社会营造多中心状态，比如自由主义贤哲、独立作家笔会、老民运、体制内改革派、维权律师群体，等等，并非某个群体和某个个人特别突出，而是普遍地比较均衡，一道处于崛起和上升态势，且由于多中心而变得不可摧毁，形成安全互保机制。
在促进民间社会团结一事上，刘晓波先生的表现极为卓越，几乎每件大事上都可以看到他的发言，他的如椽之笔，在为整个民间而纵横驰骋，甚至为过去与他存在着重大学术分歧的朋友而纵横驰骋。他的这种行为方式相当具有说服力。
在这次接力绝食引发的争议中，我们也看到了民间社会表现出的这种团结。象丁子霖老师在争论中高度赞扬维权律师群体的工作，象高智晟律师颇具骑士精神地一边赞美天安门母亲的伟大，一边平和反驳对方的批评，都是明显的例子。
刘晓波、丁子霖、高智晟等所表现出的气量和境界，具有相当大的示范作用，它是民间社会成大业之兆。
接力绝食引发的诸多争议反过来证明了，民间的团结应是自由的团结，而不应是捆绑式的团结，不应是扼杀不同意见的统一思想。不同意见是天然存在的，且具有战略价值，在民间社会发育的早期，甚至需要刻意营造多元化的态势。为了表面的团结而有意按住不同意见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鼓励争论，把争论导向自由的、文明的、建设性的、进取性的讨论。应处理好民间社会内部的合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那种拉帮结派、因相互嫉妒而相互拆台的旧式做法，应该遭到当头棒喝。窝里斗是自由民主运动最大的教训，到了今天一定要避免。
民间社会内部还必须注意公正和均衡。亚洲周刊将14位维权律师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创意良好，烘托了气氛，促进了角色意识，但有重大遗漏：青岛刘路律师应该排在其中，做了非常多、非常具有价值的维权工作的刘路律师，对于风云人物的光荣称号当之无愧。这一遗漏对于刘路律师来说，当然算不了什么，但稍稍了解内情的我未能及时写文章声明，以维系公正，实在是一个大的失误。在思想运动的时代，如注意到公正和均衡，可免除相当多的误解和不必要的纷争。
民间社会的团结不应局限于所谓的精英，而应考虑边缘和主流的直接拼接，自古以来都是边缘冲锋，主流居间协调，一道营造大业。在当前如此横暴的打压下，自由主义者，老民运，法轮功，上访群体，维权派，应该携手互保。在这一方面，法轮功运动对于民间抛弃前嫌、寻求共识的做法十分值得学习。民间社会需要营造真正的大圈子。只要是反对三独、反对武装斗争的，都应属于联合的对象。包括对于真诚的新左派，对于防守性的民族主义，都需要体味其主张的内在价值，在合理的学术批评中应防止妖魔化对方。对于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态度，乃是考量民间人士是否具有自由主义最本质的宽容精神的一大标杆。
做好维权和民运的整合，乃是当下民间社会的急务。我们应特别珍惜民运艰苦卓绝的斗争史，特别珍视其所成就的精神力量，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并将之视为永恒的财富。民运的弱点，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弱点。我们是一个锅中吃饭的兄弟，千万不要上了专制者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的当。
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是完整的，是不可分割的。大陆与海外实为一体。我们不仅应特别尊重吴弘达、杨建利这样奋勇闯关的英雄豪杰，而且应特别注意维护魏京生这样德高望重的先行者的影响力。
民间社会的大联合，应是真正多元化之下的大联合。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