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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中国的苦难”群英演讲会（大纪元记者陈明摄影） |
自由文化运动“中国的苦难”演讲会(1)
（大纪元记者萧勤、曾妮墨尔本报导）2006年11月26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中国的苦难”群英演讲会在墨尔本艺术中心 ANZ大厅举行。袁红冰、黄翔、仲维光、徐文立、费良勇、陈泱潮、郭国汀、傅正明、梁国雄、贝岭、胡志伟、谢田，及本届年会特邀嘉宾，英国作家，前英国驻中国外交官盖思德（Roger Garside）等十 一位来自四大洲的演讲者以《中国的苦难》为题，同台举行公众演讲。一百余名听众出席了演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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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名听众出席演讲会（大纪元记者曾妮摄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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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苦难”演讲会（大纪元记者曾妮摄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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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铁明在会上宣读《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宣言》。（大纪元记者陈明摄影） |
原中国西南政法学院法学讲师、悉尼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袁铁明首先代表大会宣读了300多名海内外人士签名支持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宣言》。《宣言》说，“今日中国人格的非道德化和心灵的物欲化” 肇始于“思想自由被屠戮，表达自由被囚禁”，“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堕落为道德之外的非文化性存在，历史进程就只能是精神和文化的荒漠。中国现代史正在演绎摧残了高贵文化精神之后的人性异化，而兽性的凶残与物性的贪婪是这次人性异化的主调－－中国人退化为既听不懂精神召唤，也没有能力欣赏文化之美的物性存在。
“中国文化今天所是的，不是她应当是的。现代中国卑劣的人格和腐烂于物欲的心灵，更不应当是中国文化的荒凉墓地。历史把一个冷酷严峻的现实置于中国人的面前：尽管中国作为畸形的经济巨兽走进了历史，但是，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正在无声地湮灭。
“中国文化的复兴也不能不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他预言：自由将引导中国走向人性的真理，而人性真理的自由表达，将引导中国走上文化复兴和道德重建的伟大之路。”
袁红冰还代表全体会议代表宣读了《强烈谴责胡温当局暴力殴打和凌辱高智晟夫人耿和的流氓行径》的抗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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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翔：“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大说特说；你不让我写我偏要写、大写特写。我要以火炬为笔，以辽阔的天空为稿纸，把我的诗句写满整个天空，让全世界都看到！” （大纪元记者陈明摄影） |
诗人黄翔在演讲中说，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家庭，从小就让人觉得血液里流着毒液，是一个不应该出生的人，有原罪的人，我被六次投入监狱，在农村被捆起来悬梁，被打断了骨头打落了牙齿，像野兽一样被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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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翔含泪朗诵：哪怕留下一付白骨，也要追问“人”是什么？“人”在哪里？哪怕只剩一根骨头，也要“哽住”那一个“可憎年代的咽喉”！（大纪元记者曾妮摄影） |
1978 年10月11日，我把一百多张的大字报像火箭筒一样发到北京，铺满王府井大街、天安门广场，民主墙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当天晚上，整个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中共全城戒严，中共以为来了什么洪水猛兽，没想到只来了个诗人。他们实在是太虚弱了！太害怕自由的声音了！我蔑视他们，我要用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取代共产党所宣扬的革命群众啊，人民啊这些虚假的幌子。
黄翔还充满激情地朗诵了《独唱》、《野兽》、《我》、《白日将尽》等写于不同时期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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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立：中共正把苦难带给全世界（大纪元记者陈明摄影） |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徐文立在演讲中说，回顾中国的苦难，可以看到，中共是把中国的精英给扼杀了，把中国的脊梁打断了，这是中共犯下的最大的罪行。
有人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很好了，可是在海外人们一看到“Made in China”就不敢买，因为怀疑它的质量；国内的中国人，吃什么都不放心，因为担心有毒；有的海外国家排华，因为那里的华商不讲诚信，没有商德。人们已经开始知道，中国的苦难，是会带给全世界的。从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可以说，中国这些年的改革，没有终止国人的苦难，反而可能将苦难带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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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维光：说真话，联合起来，加速中共的灭亡（大纪元记者陈明摄影） |
学者仲维光在回忆当年因写了一些自由言论的文章就被挡在海外，以致不能回国照料瘫痪在床的母亲并为她送终时，凄然哽咽。但他并不言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利用一生中仅有的机会讲真话。如果到了海外，为了回国，我还不能够讲真话，那么我就一辈子也不能讲真话，那我这一辈子过的就不是一个真正人的生活。”“共产党不仅是要把人变成一只狗，而且是哈巴狗。”
仲维光说，中共把我的一生扭曲过，我不愿让我的同胞、我的子子孙孙再生活在谎言之中。我相信，通过自由文化运动，和大家的努力，能够加速共产党的崩溃。80年代前，没有人会想到共产党会崩溃，但89年，我们看到了，它会崩溃。过去几十年，中共已经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有人说，中共立刻崩溃，中国会乱，可是，大家想想，如果中共六十年代灭亡，我们中国可以很顺利的改变我们整个社会，七十年代灭亡，我们也会面临一个比较好的前景，可是拖到今天，许多人都说中共灭亡，中国会面临灾难，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再拖下去，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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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伟：投靠共产党的知识份子助纣为虐（大纪元记者陈明摄影） |
来自香港的作家胡志伟说，我的母校的两位德高望众的校长当年被当众活活打死，与他们有关的数十年的校友资料和历届毕业生的合影被付之一炬。 1978年，母校为两位校长补办追悼仪式，可是除了校长的子女家人，没有其他人敢去行礼，只有我这个坐牢二十余年的“外人”。那么多所谓知识精英他们重视自己的政治前途，更甚于追求光明与真理。文革是五四以来，投靠共产党的知识份子助纣为虐的发展结果。1976年以后，知识文化界的道德崩溃和堕落，也不止是几个共产党领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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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良勇：20位核科学家在批斗会上被当场枪毙（大纪元记者陈明摄影） |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曾参加中国核潜艇的研究。他说，中国在1964年试验成功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试验成功第一颗氢弹，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但在中共暴政下，那些为中国军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也和千万百姓一样，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文革期间，国防研究任务非常繁重，在兰州基地，有的科学家不愿意花时间学习毛选，当地驻军在经过详细调查后，就突然召开十万人大会，当场在会上枪毙了二十位贡献非凡的优秀科学家、工程师，这些人的名字直到现在还不为人所知，也许一直要到中共倒台的那一天才会得以公诸于世。
还有一名青年工人，自告奋勇维修一台进口仪器，但由于碰上毛泽东突然要搞一个原子试验，因为仪器不能使用而未能实现毛的战略部署，那位青年工人便被打为现行反革命，马上处以死刑。在整个兰州核基地，上万人被送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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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国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大声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大纪元记者陈明摄影） |
香港立法委员粱国雄：说，自由就是我们有不听别人的权力，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常常问一个问题：“你说的话我不懂，可不可以再解释一遍”。这是一个有趣也很恐怖的问题——把问题问到底。一个专制者，就是不让你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不懂，可不可以再解释一遍”。
我很幸运生在香港，每个香港人都有权利有义务去不停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说话？”中共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香港的居民这么牛啊？敢跟我对着干。它现在都还搞不清楚为什么03年港人百万人上街抗议23条，怀疑背后有黑手在操纵——没有啊，我们有手，但它不是黑的，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有嘴巴，这是中共完全不能理解的。
我要用我的幸运，替大陆那些被专制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大声发问。如果自由文化运动能够让每个人都发问“为什么不让我们说话？”，那么它就真正是一个运动。我们还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现在连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的权利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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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泱潮：我是中国苦难的见证者（大纪元记者陈明摄影） |
来自丹麦的学者陈泱潮说，我为什么要远道来参加自由文化运动呢？因为我是中国苦难的见证者，我是中共枪口下的幸存者，我深知自由的宝贵，我出生在一个所谓官僚地主家庭，书香门第。我5岁就失去了父亲，亲眼看到多少无辜的人被枪决，多少人被苦难的斗争，多少人被迫吃瓦钉，手指被缠上浸了油的棉花，点火燃烧，鬼哭狼嚎；多少人被饿死，甚至妻儿杀死丈夫吃掉，惨绝人寰。
可是我没有因为许多家人死于非命而怨恨共产党，年轻时我真的以为共产党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理想而奋斗着崇高着。为了拯救人民，我试图用理论去说服毛泽东，28岁时，我写下了《特权论》，从几个地方化名寄给了中南海，并因此遭致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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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国汀：中国连法院都已失去公正，这个社会已是无药可救。这就是我在大陆执业21年后得出的结论。（大纪元记者陈明摄影） |
来自加拿大的人权律师郭国汀列举了他所经手的四个极其典型的案例，说明在中国，无论是政治案件、经济案件、刑事案件，还是所谓“敏感案件”，在现行中共的一党专政下，都没有司法公正可言，只不过是程度大小的不同，而所有的政治案件和敏感案件都是绝对不存在司法公正，整个司法系统在中共暴政下已经到了腐烂透顶，无法容忍的地步，因为法院是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卡，如果法院都失去了公正，那么这个社会已经是无药可救。这就是他在大陆执业21年后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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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作家、前驻京外交官盖思德：中国的苦难是世界的苦难（大纪元记者陈明摄影） |
前英国驻北京外交官盖思德说，中国的苦难也是世界的苦难。我现在已不是政治家，但我的演讲会提到政治。因为没有民主，诗人无法唱出真理之歌。一个没有自由的强大的中国是世界的威胁。这次中国自由文化大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知识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应该联合海内外的知识份子，让世界听到中国之魂的真实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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