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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门关上后，牢里所有的人变换了姿势，改为靠墙坐着，一个带眼镜的人（事后知道要称呼为"胜哥"）让我来到他面前蹬下。一个坐在正中央的人开始说："我们这是文明仓，不准打人，也不准闹事，要背监规（说话时他用手指了指右边的墙上写的字），干活要积极，绝对服从管理。"他又问我为什么进来，我就把被抓的过程说了一遍。
胜哥接着问，打了没有。我说打了。他说，以后在这里提审被打，可以喊。这里住的有检察院的人，不让打人。他又指着正中央的那人说，以后有什么事要听牢头的（他是用带着广州口音的普通话说的，"牢头"被说成"仓头"），以后就在下铺干活和睡觉，不准到上铺，等等。否则就"穿针戴镣"。说到这里，他指着左手一个被钉在床板上的犯人介绍说，那就是"穿针戴镣"。
后来我知道那人叫王力，他的两个手被穿过一支腿戴上手拷，这样他就永远直不起腰，同时脚被戴上沉重的铁镣，锁在床板上。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穿针戴镣"。
随后我来到下铺，分给我的床铺位于牢门附近靠近左边墙边的位置，整个下铺长1点2米左右，宽约为不到2米，右边的一半是厕所，所以实际上只有1米宽，睡着我和两外两个人。上铺共有9人，墙的左边挂着一个钟，我看了看，此时时间为5：30左右，那么我进牢房的时间约在5点左右。
在挂钟的右下方是"学习园地"，左下方是挂毛巾处。对面右墙写着监规，监规与厕所之间是整整齐齐的东西，中间有个1米长、40公分宽的水池。有一个1米8左右（叫肥仔）的人和另一个1米72左右的人（叫阿龙）正在冲洗餐具。下铺另两个人都是河南人，一个叫老陈，不到40岁，一个叫小龙，约有二十一二岁，他们拿着抹布在上铺的墙上和木板上不停地做着卫生。上铺的人站在木板上，用广东话做着交谈。做完卫生后，文书"胜哥"已把我的卡片写好了，放在左边值班的墙上，上面有编号、进仓时间、姓名。他并对我说，以后要跟老陈学着做卫生，做不好要报告管教，给你"穿针戴镣"。
我坐在角落里，心里一直想着我的八十岁的老父亲……
那个叫阿龙的问我，你是老板，还是马仔？我说是打工的。他就说，要真是打工的，就没事。因为我的编号是临时的（三位数，而牢里的人都是四位数），所以我很快就会被放出去的，或者转到沈阳去。
我也问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因偷小车被抓的，数额没落实，所以一直没判。他是4月份进来的，进来之前被打得非常狠，双手反拷在窗子上，脚刚好着地，整了他一个晚上。他对我说，他估计自己可能会被判10到15年。
到了晚上10点钟，进入了休息时间。轮到我值早班，每班三人，值到1点。中班是1：00—4：30，晚班是4：30—7：00。值班的不准睡觉，也不准说话，主要防止有人自杀。就坐在厕所旁边的木板上，除了把厕所刚好露出来，那地方就放着每人装衣服的袋子，装食品、香皂、牙膏等的箱子等。
厕所的上方1点5米左右，有一个长宽约在20公分的木制窗户，它被牢头称为是"牢房里的生命窗"，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是从此窗进来，平时关着。它同时也是管教的监视之窗，管教可以随时打开它，查看监仓里的情况。
在进来的铁门上，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小洞，它也是管教和外劳用来监视里边动静的口子。
值班时，带班的可以看书、看报。我坐在一个蛇皮袋子上，想着我的家庭，我的老父亲，我的已在天上的母亲……去年母亲去世，对我们全家打击非常大，我一直感到非常内疚。对我的父亲打击也是非常大。我现在的事情要是父亲知道后，不知道年已八十的老人家是否能承受得住。尽管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父亲他老人家会怎么想？……这些想法经常被铁链、铁门撞击发出的怪异凄惨的金属声所打断。
8月9日
一夜没睡。到了6点多钟，便听到铁器击打铁门的刺耳声音，象是按秩序一个牢门一个牢门打过来的，在安静和睡眠的环境下显得十分恐怖。接着，不远处便传来众人齐背监规的声音。我所在的监仓有的人眼睛还睁不开，嘴里却高声背着监规，只有牢头没背，但眼睛盯着每一个人。
再过一会儿，铁器打门声便传到我们这个监仓，老陈赶紧舀了三杯水，倒在铁门下角流了出去。后来我听说，这是报平安、表示一夜无事的做法，属于一种古老的传统。
背完监规后，除牢头和紧挨牢头的两三位不用做工外，其余的人全部要干活。睡上铺的做"艺术"工作，就是把牢内所有的东西摆放整齐，下铺的负责把厕所洗刷干净，然后把一个蛇皮袋子式的布拦在水池和铁门之间，于是从牢头开始，上铺按顺序在厕所内洗刷、大小便，而后轮到下铺，最后才是我。由于没有毛巾、牙刷，所以我就没洗漱。结束后，老陈、小龙和我又被要求再次清洗厕所，用香皂和抹布反复擦洗，再用水冲，清扫完厕所后，又得打扫下铺。
差不多到了8点钟，从其他监仓又传来"管教好"、"多谢管教"的声音。牢头开始让我们坐成一个队形，三人一排双手背后整整齐齐地坐着。铁门开了，穿警服的公安站在门口，牢头开始喊"管教好"，其余人跟着喊，然后"管教"用广东话和牢头说着什么，我始终没听懂过。然后从牢头和文书手里拿过一些信封和纸条什么东西的，随即转身离去。外劳犯人从外把铁门使劲碰上，牢头又带头喊："谢谢管教！"
9点多钟，管教把我叫了出去，出门就给我带上手拷。在他的管教室里，他问了我的案情，我第一次当着公安的面说了话。我说，我是打工的，老板让我去结帐，然后就被沈阳公安抓了。管教问我老家的情况，我告诉了他我的父亲和哥哥，以及我太太的单位。他又问我的住处，我考虑到公司的同事应该已从我们的住处兼办公地点走掉了，我自己必须说出住处，才能实际证实我只是一个打工仔，没有可以隐瞒什么。这时我已和老杨失去联系一整天了，他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便把我的住处地址告诉了管教。
不到十分钟，便有其他管教带我去审讯。我被带到一栋与这幢大楼相连的楼房，在二楼的一间审讯室，站着三个人，正是昨日的沈阳便衣。他们问我愿不愿意说话，我说，我是一个打工的，但还是一个党员，你们再打我，我是要告你们的。方脸说：党员好啊，党员好呀，一边说，一边把我的手拷拉低，和地上的一个固定铁环绑在一起，这样我就被迫勾腰蹲在地上，方脸立即用脚在我背上乱踩，同时说："你要告的话，你知道你在和谁做对吗？你在和整个公安做对，和国家机器做对，知道国家机器吧？"面对代表整个公安、整个国家机器说话的他，我当时只好保持沉默。
在这种处境下，我有时不得不蹲着，有时不得不侧坐着，背上不时地被踩上一只脚，觉得又沉重，又屈辱。这些沈阳公安一直反复问的问题就是："杨茂东住在哪里，怎么找到他？"同时他们不断用电话和外面联系着什么。过了一两个小时，他们三个在审讯室内吃起了盒饭，我却有五顿没吃没喝，并不断受着他们的折磨。他们吃完饭，仍旧是在我身上踩来踏去，仍旧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仍旧没有回答。
过了很长时间，又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个广东口音的公安，他们之间说了一些什么话，有人把我手拷和地上的铁环相连的绳子解开，让我在凳子上坐下。其中一人问我说：我们主要是为了《沈阳政坛地震》这本书来的，你只要把这本书的来源讲清楚就可以了。阵势你也看到了。
这时他突然提到住处另一名员工的情况，我心里一紧：按道理住处其他员工都应该走了，难道还会有人被他们找到了，拉过来问话……？
于是我开始说：我本身身体不好，又吃了很多亏，支持不了。那人又给我递了一支烟，我接受了。那人又从包里拿出了《沈阳政坛地震》的封面和一些校对文稿，以及一本《沈阳政坛地震》。我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他说这是在你住的房间搜出来的。
尽管我知道我的住处应该被搜查过了，但此时我的心仍然十分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有员工象我这样被冤枉抓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那个员工是负责做什么的。听那口气，好像是他仍然还是个自由人。我就说，我从不问他干什么事，他也从不和我说话，都是杨茂东有事时主动来找，那个员工我想也是这样吧。
他又问到杨茂东的家庭情况，住在哪里，我就回答说，我是一个打工的，老板怎么会把他住的地方告诉我呢。
他把《沈阳政坛地震》翻开，指着一篇文章问我这篇是从哪里来的。我说都是广州这边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有些文章我在报纸上和其他杂志里都看到过。具体那篇文章出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他又问我家庭的一些情况，我简单地说了。
他又问我怎么到广州来的，每月多少钱，具体做什么事。我说，我和老杨同过学，去年他找我，我就来了，每月一千五百元。要做什么事他就找我。他又说，你怎么就相信他呢？我说，杨茂东在学校里一直是三好学生，有文化、有能力，正义感强，怎么就不能相信呢！
他们把上面的问答写成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上没有审讯人员的姓名，我签了字。
他们带我下楼时，我说：把钱放一点到拘留所，我没有毛巾、牙刷、牙膏，也没有换洗裤头。大方脸说，过两天就要带你到沈阳，还要什么换的呀。我说，沈阳、广州对我来说都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都一样。
在回监仓的路上，路过值班台时，负责我们监仓的管教给了我一个饭盒。到了监仓，肥仔把饭盒拿去，他是专门负责从"生命窗口"接水、接饭的。这个时间正是吃晚饭的时间——5：30。"胜哥"问我带烟了没有。我说没有，被"胜哥"用广东话一顿臭骂。
"生命窗口"打开了，肥仔从窗口接菜接饭，非常高兴，我站在下铺靠着铁门，又被牢头警告："不准靠门，挡住铁门上的观察口，管教是要罚人的。"我只好蹲下。饭菜送到牢头面前，由牢头分发。自然我是最后一个。我非常饿，但看到饭菜却一点也吃不下。米好象有问题，菜象是从猪场出来的。我拿起公用杯，喝了一杯水，便坐下了。他们有的吃得很香，也有的象我一样吃不下，但他拿出自己的饼干、方便面之类的食物，在慢慢地享受。我把我盒中的饭菜分给了老陈、小龙，他们吃得特别香。
做完卫生后，老陈、小龙和我三人小声地交谈着。小龙是河南信阳人，浑身上下有十几处刀伤，是8月1日因抢劫抓进来的。
老陈是开车的，他和他弟弟以及五个老乡，在公共汽车上以被人"撞掉眼镜"为借口、诈别人的钱财，结果被卧底公安抓住。
我注意到，上铺的人全是讲广东话的，很少和下铺的人说话——除了让下铺的人做卫生、做工以外。在晚上10点要休息时，外面有人敲了一下铁门，里面的文书立即大声地通报监仓的人数。以后每天都是这样。
夜里想象着父亲理解我的样子，慢慢地睡着了……
8月10日
早上，在铁器对铁门的击打声中醒来，背监规、做卫生，接着管教进仓问情况，接信以及字条。我向管教报告，要求给家里写信。管教说，你现在是暂押在这里，不准联系。（这与拘留人的权利不符，其中有一条是被关押的人有通信的权利。当然监规上也有不被打骂、不准体罚、不准行刑逼供等规定，但沈阳公安似乎没把这些放在眼里。）
随后，从铁门外送进来两个蛇皮袋子的东西。文书便喊："快！快！开工了！"这是一些比较小的塑料底座，并与塑料花瓣、花叶、花芯组合在一起，就做成一枝枝塑料花。每人每天规定要做15枝以上。我的手是麻木的，身体吃了不少亏，已经有两天没吃饭，身体非常差。做时就慢了许多。做工的时间是不许说话的。观察口里不时有一只眼睛在看着里面。上午要做到10点半，然后才收工。由于这种塑料粉的灰尘比较大，房间的面积比较小，弄得满屋都是灰尘，所以我们下铺的三个人做起卫生来就要多费不少力气，从墙上到地板上，都要反复擦四五遍才行。
到11点半，已是吃饭的时间。我仍然吃不下那种饭菜，只是多喝了一些水。牢头关心地说，要吃饭啦，进了这里，只有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才行，身体坏了，没有人给你负责的。但我的确吃不下。中午1至2点是午休时间，仍然有人要值班。这房间要同时睡12个人是怎么排都不行的，所以有人值班轮换着睡也是好事。
下午继续做塑料花。到吃晚饭的时候，牢头关心且警告地对我说：不要绝食呀？绝食的话我要报告管教的，到时候会把你绑在门板上，用管子往你嘴里、鼻子里灌，我是经历过的，那比"穿针戴镣"不会好。我说：我是实在吃不下去。这样，我仍是只喝了两杯水。
7点至9点是学习时间。所谓学习就是看经过管教审查过的旧报纸和书，而且只有牢头和他认为可以看的人被允许看。象下铺的外地人是不能看的。稍有越轨，肥仔便会骂或打。小龙就因为要看书或者站了上铺，想伸伸腰，便被肥仔这样修理过。
"穿针戴镣"并钉镣的王力，行动和生活都不方便。在晚上他让我给他拿尿杯，我拿了，以后我也经常帮他做些其他的事情。他是7月初进监的，由于近一个月的时间一直是这样，整个身体已经变形了。但他对生活仍有信心，从吃饭到言谈、做工，都是乐观的。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三次进监。他是中山人，有三个孩子，还有老母亲。这次是因为请小货车去拉货，车上有五十多斤大麻，被公安抓住，司机说是他的货，他说我请车还没到我要装货的地方，就被抓了，我也不知道车上还有大麻。他说他和司机都被抓了。
夜晚，日光灯特别刺眼。躺在下铺，由于这儿的长度只有1米2，睡觉时腿永远无法伸直，我只好将两条腿高高地放在铁门上，心里想着死去的母亲，不禁酸酸的……
8月11日
早晨被吓醒后，感到两只腿的筋非常难受，不能自由伸展了，僵直地站着才好受一点。接下来是背监规，搞卫生，管教训话，开工，干活，再搞卫生，直到中午吃饭。12个人，一天24小时呆在那个8平方米的牢房里，日光灯24小时照着，吊扇24小时扇着，就这样过着。身体非常差了，头经常性地眩晕，手上被烟头烫的四个大泡十分疼痛，又不能沾水，十分不便。但我的心慢慢地在静下来。
下午2点，被提审。又是似乎一样的审讯室，一样的四个人。仍然是被钉在地下。我说你再打我，我要喊了，钉在这里我也受不了。他们又说着和前两次一样的问话："受不了，就快说杨茂东住在那里。""这是轻待你，到了沈阳搞你方法多得很。""小子，你?信不信我们可以把你搞消失，你消失了，就不知是怎么消失的。"——这是他们对我使用的最严重的威胁，意思是可以让我不明不白地死去。我对此并不在意，要么说一句"我是打工的，别的不知"，要么干脆不说话。他们多次声称要把我弄到沈阳去，那意思好象是说，我现在在天堂，沈阳可是地狱。
前后用了两个小时。这次也没做记录。我要求他们放一些钱在这里，但没人理我。到了监仓，文书问我搞到烟没有。我说他们还在整我，怎么会给我烟。
晚上我仍没吃饭，菜是没削皮的东瓜，饭象是用最差的米做的。我看着他们吃，自己一点食欲也没有。
到了8点多，外面送进热水，这时仓内的人都拿出小灶食品，用冲的粉、方便面等来改善生活，只有我没有。因为那是他们用家属送进来的钱在监仓买的。
王力把他冲的麦乳片递过来，让我拿个公用杯给倒了一半（以后他每天都这样）。我喝下了，至今仍对他心存感激。
8月12日
进来已经五天了，由于几乎没进什么食，头越来越眩晕。
又是一整天紧张地重复前一天活着的程序。只有到晚饭及做卫生以后，大脑、身体才稍稍轻松一些。
牢头在冲凉时和我闲谈起来说：你这么长时间没提到沈阳，放的可能性就大。以前有南京、哈尔滨的，都是两三天都提走。
他说到他自己："我吃的亏比你大得多，我是大年三十被抓的，进监仓时天比较冷，就蹲在这里被人用凉水泼下来，那冷得不是个滋味。这叫杀威棒。你还没吃过这种杀威棒，因为你进来时比较虚弱，我们就免了。"牢头也是因为经济案进来的。
说到兴头，他问我，还没毛巾、牙刷吧？我说连换洗的裤头也没有。公安扣着我的钱也不给我，又不让我给家里写信。
他说，一会儿你冲凉的时候我给你。我感谢了一番。后来他送给我了一条旧毛巾、旧牙刷、旧裤头。这在里面是非常大的人情，我接受了。我全部清洗了一下，成了我今后的生活用品。
8月13日
第六天了，还是一样的程序。
紧靠牢头睡的人（叫他"不管"，是牢里最自由的，可以不做工，也不管事）今天收到家信和照片，他有五十一二岁，看了照片和信后，他站在那里面对着墙，一直在擦泪。平时他总是小声小调地唱一些广东歌。他的普通话说的也很难让人听懂。
牢头为活跃气氛，把那照片递给我们每一个人看，上面是四个人，其中一个姑娘戴着博士帽。据介绍那人的女儿。据说他是因为经济案件进来的，金额有一百多万。他是牢里呆的时间最长的，2000年4月进的仓。
文书"胜哥"算是牢里"三号人物"，主管记帐，安排出工，检查我们的卫生。他的年龄约有30多岁，经常和肥仔用英语交谈。肥仔据说是中国生、美国长的中国人，20多岁，最少有180斤重，是负责偷渡的蛇头，3月份进的仓，为人非常歹毒，算是牢里第一打手。他经常逼着老陈给他按摩和"打飞机"，我躺在旁边，觉得非常屈辱，不知自己生活在什么世界。
睡第六位的是"杨教授"，50多岁，是牢里岁数最大的，不知是哪个大学管后勤的，也是因为经济问题进来的。据牢头说，从他进仓到现在老了有十几岁。他不大说话，经常看着楼顶发楞。
第七位江某，不到30岁，是因六合彩被抓的。他是牢里最活跃的一位，从牢头到下铺都很欢迎他。
第八位是王力，第九位是阿龙。老陈、小龙和我住在下铺，做着最重、最脏的活儿。老陈和小龙有钱留在拘留所，毛巾、牙刷都是新的，水杯是自己专用的，还可以买"小灶"来改善生活。我因为钱被沈阳公安扣住，在这里我便成了"下铺的下铺"。想着这些，我心想下次提审时一定要让他们把钱放一些到这里。
抱着这样的想法，慢慢睡着了。
8月14日
今天小龙被换仓走了。
又进来了一个，和我一样先坐在牢头面前介绍自己。他是个南昌人，在广州火车站打劫被抓。他从149仓调过来，二十五六岁，1米65的个儿，身体比较壮。他也被安排在下铺。
王力的钉拷、手拷今天被解开了，但仍戴着脚拷。大家都为他高兴。他首先感谢了牢头和文书，也向替他解拷的外劳表示感谢，并让外劳转达对管教的谢意。但他整个身体已经变形，不知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又一天过去了，我已七天没吃饭，就靠着王力给倒的办杯、半杯的麦乳片支撑着。
连着四天，他们没有提审我。
8月15日
中午11点多被提审。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曾经给沈阳公安领路开车的那个广州公安，另一个是个高个儿，1米75左右，年龄约在30岁以内，戴付眼镜，人长得比较秀气，也很精神。前一个介绍这高个说："这是我们科长，你可要抓住机会，争取立功。"
高个问我吃了没有，抽不抽烟。我说，已经几天没吃饭了，也想抽烟。他就让那个公安下去买三份盒饭，另外问我抽什么烟，再给我带包烟。那个公安走了。他又对我讲，你的案子已交到广州了（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批对我行刑逼供的沈阳便衣公安），上面领导非常重视，你看这个（他把一份红头文件给我看了一眼），你要有一个好的态度，要掌握这次机会，等等。
他非常客气又非常严肃地开导着我。还说你现在可以慢慢地想，等一会儿吃了饭，再说也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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