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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飞雄和江伟与《沈阳政坛地震》
自从2007年1月22日广州警方通知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已经于1月20日将她丈夫"移送转押"沈阳市的辽宁省看守所。我们就更为郭飞雄担忧。东北三省国安和公安警察的野蛮和残暴，在整个中国大陆都闻名遐迩。在举国司法环境都是乌鸦一般黑的情况下，辽宁最黑暗，名列黑榜的状元。辽宁侵犯人权的传统从张志新蒙难的文革时代很完整的继承到现在。而在广州都受到刑讯的郭飞雄，如果到了辽宁警方手中，肯定凶多吉少。而且，此案中涉案书籍《沈阳政坛地震》描述辽宁官场黑幕，也必定会让当地一些有着或明或暗关联的贪官酷吏们忌恨，很有可能采取公权报私仇的方式在看守所中压制郭飞雄。
1月19日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退回案卷要求公安局补充侦查之前，辽宁警察就已经前往郭飞雄的湖北亲属那里活动。看来他们早就开始介入此案，所以也就能在刚刚退回案卷的第二天1月20日就把郭飞雄带回辽宁。附上2005年夏季时郭飞雄的信，以及他的合作者江伟随信讲述与《沈阳官场地震》出版有关的遭遇。从郭飞雄和江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这一次的所谓非法经营案件，早在2001年就被调查过，而且江伟还因此被殴打、折磨，乃至被正式拘留过。而5年之后尘封的旧案重提，中国政法部门的用意不言而喻，那就是用打击出版自由的旧案件在新阶段兼而打击维权力量。
广州警方曾对郭飞雄讲，他的同案江伟和张志涛这次都指认郭飞雄是主使人。我们无法确定警方话语的可信度。毕竟在中国，部分警察（首推国保）和流氓黑社会群体颇为相似，都是惯于使用谎言、恐吓和暴力的犯罪集团。执行违法任务或者在执法中采取违法手段的警察们，作为执政党或地方黑恶官吏操纵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往往有着比普通黑社会团伙大千百倍的破坏性。因为他们凭着完全不受制约的特权完全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我们从江伟2001年8月经历中可以看出，江伟很清楚他自己的选择，并且坚强面对了压力。警方说他指认郭飞雄为主使的说法要么是捏造，如果真的江伟承认郭飞雄主使，那只能推测当今警方用了比过去更残忍的刑讯手段。
补充侦查期是一个月，我们不知道郭飞雄会被迫在辽宁待多久，他会在看守所遭遇什么压力。我们能有把握仅仅是，除了莫少平律师和胡啸律师的司法努力，我们也要为他呼吁，要营救这位因维权而身陷囹圄的朋友。无论我们之间的信仰和主张有多么不同，哪怕是不认同郭飞雄特异个性缺点的朋友们，毕竟我们所有中国公民的尊严和自由是相互维系的整体。那么我们来为飞雄发出声音、伸出援手吧。
胡佳
2007年1月28日 腊月初十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196天 于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北京 离奥运会开幕还有558天
张先生您好.
我因接手参与为广州大学城拆迁户维权案子,出了问题.明日要飞赴广州,现在已可判定客户受到了胁迫,在电话中带着哭音说话.说的话莫名其妙,暗示着某一神秘力量利用我2001年的一件出版事件胁迫我.并暗示已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
我决定主动跳进这个陷阱。请您注意：如果我失去自由超过七日，请您将本篇文字刊出，以向世人见证中国新闻出版和人权的真实状况。
如果我安然无恙，那么，请您将这个故事保存下来，不要给其他朋友看。绝对!
预先感谢您的帮助!
郭飞雄上
请看后立即下载，这是回忆录的一部分。不是时势需要请勿传播。一定！其他部分自有人会根据需要披露。
我决心作为法律代理人赶赴广州,去帮忙广州大学城拆迁户做一些事,用我的笔,把真相写出来,在国内报刊和网上将真相报道出来。捍卫拆迁户的财产权和人权就从现在做起。
我知道别人已经给我设计好了一个陷阱，好吧，我就跳进去。希望朋友们借助这个案子来推动中国大陆的人权财产权保护。这样我的牺牲就有价值了。
附上这个2001年的旧故事，如果我七天内出来了，就不要对外界公开，绝对。
国内外民众知道了我们的故事，会知道中国民间出版界的真相，知道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知道在艰难中奋斗的实干者的苦辛和不灭的信仰。
自由万岁！
郭飞雄 6月25日晚11点于北京
因《沈阳政坛地震》遭受严刑拷打实录
——我和郭飞雄的一段奇异的民间出版经历
江 伟
前 言
杨茂东（郭飞雄）
1990年代初，我终于来到了多年梦想的人生斗争的草原，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名商人而生活、而劳作。我从事过多种职业，在一次业余投稿时，我偶然地进入民营出版业，从此做了十年民间书商。我参与出版的第一本书刊，便是反腐败题材的，从那以后，在期刊领域，在反腐和时事体裁上，我一直属于"全国潮流"的引领者之一。自1992年以来，国内报章关于反腐和时事的许多重要提法，都从我们这儿发端。在制作技术上，我们先是学习香港杂志，后来便直接模仿欧美政治刊物（如《时代》等），在这中间逐渐诞生了创新，它使我们的产品从封面到内容之冲击力特强。从外形上，我们的产品颇类似于西方大报大刊为某一重大突发事件所出版的号外。在民间书刊业中，一般将我们的产品称为"特刊"（"火车杂志"只是其中内容较为平俗的一种）。
尽管在内心我以自由民主为终极政治信仰，且一直努力尝试做到知行合一。但是，我的民间出版活动却从来不是直接以弘扬自由民主为主要导向。我采取的是渐进式隐形推进，以传播信息、突破封锁，向大众普及法治和廉政知识为主，以此激发读者的正义感和对政治改革的渴望。我一直认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实干家不能采取孤注一掷的方式，而应逐次扩大实力和影响。我们不能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冒然行事，牵连到与我们合作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更不能伤及政治地位孳弱的客户。
随着市场的扩张，民间出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了官方越来越多的注目，我们的政治风险也渐渐加大。1999年中，我通过网络查到了著名学者何新对我们南方商人推动朱容基热的政治批判文本。虽然何新不可能获知我的真实名字，但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是推动朱容基热最有力的民间出版人士之一（这当然有产品、有众多的同行作证），我之所谋者深远，运用的是中国古老而微妙的韬略，意在推动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演进和分化组合。从那时到现在的历史，证明了我们和众多的新闻出版界人所作的种种努力并不是白费功夫。
我们的民间出版活动犹如船在风浪中颠簸。作为驾船船工，我们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规避风险的方法。当我们用反腐特刊对某省出现的腐败大案进行集中轰炸式的深度综合报道时，当地官员虽然采取种种方式进行封杀，但只要不"干掉"本省数十名主要分销商，就无法阻止"尺度"不超过国内激进报刊、内容堂正的出版物在本省的自由传播。而在非常时期，如果当地官员滥用专政机器镇压，便越证明其心中有鬼，肯定有所顾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官员们对法治不能不保持几分"让步"。于是即使最后反腐特刊可能遭到禁止，但销售者和分销商基本没有出过什么大事。通过这套奇异而有效的博弈方略，许多封锁就这样被渐渐突破，信息和真相越来越被更多的民众所了解。在这中间，分销商主要出于追求正当的商业利益而冒风险，使得我们的商业合作自然而持久。作为"总发行"的我们和各地数百名分销商之间，事实形成了无形的互保契约关系，一道运用自古以来长存的人类生存智慧，为本行业硬顶出了一片天空。
在那十年中，我经历了多次风浪，都安然无恙，且在全国同行中赢得了稳健、低调的名声。然而，到2001年8月报道沈阳腐败窝案的《沈阳政坛地震》杂志热销后，我突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并不是我的博弈方略失效了，不是地方官员超出我的理解大施辣手，而是出现了一个超级权力载体——中纪委——介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事后根据从各方面得知的消息称：《沈阳政坛地震》转载的《南风窗》上的一篇文章，被中纪委某要人说成是泄露国家机密，杂志封底的一段话——"沈阳的耻辱是出了象慕绥新、马向东这样以'父母官'、'人民代表'之名为恶一方的人，沈阳更大的耻辱在于，多年来，当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颠倒黑白、兴风作浪时，人民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将其甩下来踩在脚下。我们设想，沈阳的新政将是'加大群众说话的分量'，加大人民监督的分量。只有这样，沈阳才不会浑水泛滥，只有这样，沈阳才能永远告别耻辱"——转自《南风窗》文中，被我刻意放大，充作本书主题，它得到了沈阳民众的强烈欢迎，却刺激得中纪委某要人大发雷霆，下令将产品生产者捉拿归案。
过去面临此类危情，一般都是客户先担待下来，而后共同分担损失——客户愿意且有能力担待，正是我们这些引领"行业潮流"者给他们发货的前提，且都多次口头认定过。但是，这一次，互保契约遭到了客户的破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客户的近亲系沈阳公安部门一个小头目，广州的富裕名声，使我成为某些人想象中的"肥羊"，于是危情由"分担"转变为"嫁祸于人"，数十名公安或国安打着查处"泄密"案的旗号，带着客户卢X义及其妻儿南下，设下了一个陷阱，要将我当作一头"肥羊"宰掉。我因事外出，帮我打工的朋友江伟承担了直接的风险……
本文便是江伟事后所作的回忆，事情发生的时间为2001年8月初，文中的卢X义系沈阳市图书城某批销部经理，沈阳地区分销期刊的主要民营书刊批发商之一。
在江伟的坚强支撑下，我们成功地渡过了这一危情。但险恶的形势，逼迫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行业，而把它的传奇和苦辛留给了历史。在我的眼里，江伟的下述记录，既是为中国人权状况作出了有力的见证，也是对民间出版业尤其是期刊业的历史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记录。
8月8日
早上8：30，依照前一天晚上与卢X义的约定，我来到总统大酒店大堂，先用手机与卢X义联系，获知他们两口子已起床，可以到他们住的707房间去了。
出了电梯，在7层的走廊上，卢已站在那里，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于是卢前我后，进了房间。我随手把门反扣上。卢招呼我坐在套间外面的沙发上，并递上一支烟，俩人互相客气起来，他问我老杨（老板杨茂东）的一些情况，我说：他在武汉，老婆生小孩，走不开，他要我向你和太太、小孩问好，希望你们全家在广州玩得开心。
这时卢的夫人从卧房里出来，问候了两句，便说：帐单带来了吧？我回答：带来了。卢便催我到卧房里和他夫人把帐先对过，再到香江野生动物园去玩。我和卢夫人便到卧房对起帐来，一共是卢应付杨13万多元。
卢夫人便说：你先签个字，我先付给你10万元，余下的以后再说。她一边说，一边从她那大一点的包里将钱掏出，放在茶几上。我点了一下，一共九叠整的，每叠一万元，另外一万元是散钱。我在对帐单上写下了："收款壹拾万元整。江伟。8月8日。"卢夫人说，（散钱）要数一下。这时，卢X义从客房进到卧室，坐在茶几的另一张沙发上看着我们。卢夫人坐在桌台边的椅子上数着钱。
突然，外边的门开了，进来了许多人，领头的说了一声："不准动！把身份证拿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门处，我想是不是遇到了查毒品的便衣？卢夫人连忙说："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是做正当生意的！"卢X义坐着没动，和我一样没说话。首先进到卧室的是个高个子的中年人，约有40多岁，他向卢出示了警官证，但只是让卢X义看了一眼，一晃而过，便收了起来。我这时只想着把提包内的手机给关掉，手刚伸进包里，便被一个人吼叫着把包抢了过去。领头的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的床上，对我吼叫道：杨茂东在哪里？快说！快说！我心里好像明白了：我掉进了别人设的"局"中！
这些人说的全是东北口音，并不为难卢氏夫妇，只是不断地吼叫着，催我说出杨的下落。
我坐着没说一句话，眼睛一直盯着卢X义。有人喝叫着令我站起来，接着有人上前对我进行搜身，将我身上的一切物件翻来覆去，同时有人不断地审问着我。我依然一言不发。搜完身后，他们又将我押出门。快到门口，卢夫人忽然上前，将茶几上放着的钱朝我包里塞，我眼睛又盯着小丑式的卢夫人，卢X义似乎感到有些太过分，便出手挡了一下，他的夫人便没继续塞下去。
我被带下楼，有五六个比我高大许多的便衣把我围在中间，经过酒店大堂时，我扫了一下北京时间，是早上九点过一刻。
出了门，我被带到一辆130双排座车前站了一会儿，后被推进后排的座位，戴上了手拷，他们不准我坐在座位上，而是强行将我推到在座位前面狭窄的放脚处，他们坐下后，将脚踩在我的脊背上，我感到极大的屈辱！
车开了，他们忽然将我的头发抓住、提起，使我的脸偏向后面，然后用手不断打我的耳光，凶狠地问道："说！杨茂东在哪里？"我挨了几十下，依旧一言不发。突然，他们将手上的烟头烫在我的手背上，我只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浑身一阵抽搐。"杨茂东是你亲爹，还是干爹？你还不说！"接着又有一支烟头伸过来，在我的手背上和膀臂上狠烫，一路上，我被这样烫了五次，留下了五个大泡，发出钻心的疼痛。
在烫烟头的间隙，他们又不断地扇我耳光，还时不时地卡紧我的手拷，卡出一道很深的血痕，痛得我发火燎烧。
就这样走了约大半个小时，车子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后来知道是仓边路广州市刑警支队。我被带到进大门直走的一间房，进行审讯。我站在那里，除了烟头烫伤处发出的疼痛，手拷也紧紧地卡在手腕的骨头上，痛得越加难忍，后背、小腿也感到非常难受，这是刚才几位东北大汉用厚厚的皮鞋跟狠劲垒的结果。
在审讯室内和门口，呆着五个人，听口音有四个是东北的，一个是广州的。我站了大约一两分钟，一个方脸东北人（身高约在1米76左右、，长得非常结实）突然用脚狠踢我的后腿弯，然后把我带拷的双手向前举成90度，变成半蹲马步式，喝令我就这样一直蹲着，稍有变形，便对我拳打脚踢。才几分钟下来，我的衬衫、裤头都汗湿了，头上的汗直朝下滴。
每隔五六分钟，他们就问我一声："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就坐到凳子上来说！"我战战兢兢蹲了约有一个多小时，实在支撑不住，一下子歪倒在地上。另一个东北人立即过来，用手中拿着的矿泉水倒在我的脸上，我想起身，却起不来。另一个东北人说，让他先坐一会儿。随手便将我拖到一条长凳子上坐下来。那个方脸东北人也坐到长条凳子上，随手把我的手拷又狠卡了一下，而后又拉起我的手，右手举着一个不知从那里找来的直回形针，对着我的左手中指慢慢地刺下去，我痛得大声惨叫起来。方脸东北人笑着说："你够坚强，说不说，杨茂东在哪里？"
又象耍玩具式地慢慢地刺向另一个指头，我又是疼得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这样一口气刺了四根指头，每个指头都流了几滴血，但并不多，显示他们的方法还是比较巧妙的。
从九点到现在发出第一个声音（惨叫声），我不知道已经是几点了，只感到时间过得太慢。大脑一直是一片空白。但下意识里只知道不能说话，什么话都不能说。我的身体处在几乎无法支持的边缘，只有死死地熬着。
人渐渐地出去了，审讯室只剩下一个胖子，带着眼镜，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也是东北口音，由他看守着我。他对刚才走的几个人说过，带盒饭就行了。我想应该到中午了。胖子对我说了很多话，象一位"好朋友"似地开导我，但我始终没有回话。他的话我记的清晰的只有这么一段："你以为他们是谁（指前面走掉的三个便衣）！他们比流氓还狠，你要不说，后面有的是苦头吃！"
几个东北便衣吃完饭后又回来了，胖子拿了盒饭，到外面吃去了。那个用烟头烫我的人坐在我的旁边，一边拍打着我的头，一边问我想好了没有。同时又给我介绍沈阳那边监牢里的情况，他说，那边牢房里的情况可不妙，"我担心你的身体到了那里可能吃不消。"我仍没说话。他又说："现在没有江姐、许云峰式的人物了。"他说累了，起身喝水，又换了一个东北人上来，又喝令我站起来蹬马步，我的体力早已不行了，身子不时地歪到地下，又捱了不少打，又是脚踢，又是扯头发。
在这中间，我的电话响了许多遍。他们问我想不想接电话，并把手机递给我。我拒绝了。他们又让我坐下。开始问我叫什么，住在那里，等等。我全部不作回答。末了，他们把询问记录拿给我看，共有三页纸，"问"下面的"答"全是"无语"。我最后签了字。
他们又将所搜去的我的物件和钱一一地做了登记。我私人的钱应该是2350多元，扣押清单上只有2300元，差得也不多。登记完后，那个首先冲进酒店房间的领头人这时候又从外面进来，有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处长，你可要把握机会。"这位处长也说了很多开导我的话，他说："从接触到现在，我很佩服你，不过现在你这种人不多了，名字也变了，叫傻蛋。""你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中纪委过问的事情。""你现在就只说说有关《沈阳政坛地震》的事情也行。"……大概是看到话没得到回应，他便不再说下去，站起身，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那个方脸东北人，然后就出去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方脸东北人让我看清纸上的内容后再签字，上面写的是：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拘留证书 江伟涉嫌非法经营被拘留……我在想，这字到底签还是不签。
这时进来了一个广州人，他是上午从总统酒店来这里时开130车的带路人。他给我做起工作，说："你现在说出杨茂东住哪里，你们这本书是在哪个印刷厂印的，广州发给了谁，就还来得及，不用签这个字，查明事实后，马上可以放了你。"其实这个时候，经过很长时间的"休息"，尤其是经过他们的提醒，我心里一直在想着江姐、许云峰与甫志高的故事。我在那个纸上签了字，随后被带上车。车子又向某个地方开去，车上一共有五个人，又是广州公安开车，其他几个人不断地在我耳边劝说，现在是最后的机会，进到拘留所，一切都晚了。要好好把握机会，等等。我仍然没有说话。
到了拘留所，我被带到一个只有1点5米宽、里面三分之一是铁条封起来的小屋，我看了看，直感到十分阴森。我被要求脱下裤头、衬衫，做了全身搜查（包括嘴），然后穿上裤头，站在外面。搜身的警察告诉我，我的编号是"464"，他嘱咐我一定记住。
一个穿囚衣的人（后面才知道是轻刑的或者快要释放的外劳犯）将我带过一个铁栅门，到了另一个铁栅门前令我蹲下。在这两个铁栅门之间，放着一张台，这是管教的值班台。广州公安跟值班台里的管教办了交接手续。帮我拿衣服的外劳犯把我的衣服扔了过来，让我抱着。
手续办完后，我被带到148号监仓，在这里手拷被打开，监仓的门开了，但门上的铁链没开，门被开得只够一个人爬进去。
进了监仓，里面有十几个与我一样穿着小裤头的人，面部表情都是特别严肃，坐的姿势都一样，也特别整齐，有的头剃着光头，有的是光头长起来的头发。监仓是一个两米宽、三米多高、四米多深，靠里边的一道墙在两米高的位置有一个铁栏杆的天窗，大约是半米宽，三十厘米高，让人觉得十分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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