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纽约第二场"解体党文化研讨会"上的演讲
今天讲的是中国人的心理恐惧。
说起来呢，这个题目在座各位都不是最合适的听众。因为你们来听，就表明你们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了心里的恐惧。恐惧的人他就不敢来了。所以我们讲的，包括我们写那么多书，写那么多文章，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愿意看的人，那就已经表明，他愿意摆脱这个党文化的控制，而那些不敢摆脱党文化的人，他看都不敢看。
在座的来听、来看这些东西，就已经表明，你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恐惧。而这种恐惧的人，在今天，他主要是对很多问题采取一种鸵鸟政策，采取回避态度。那也是我们在哪怕是自由的海外，宣讲真理的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你要去启蒙的那些人，他把眼睛闭着。其实有些道理并不复杂，他只要肯听，他就能够明白。这些人也知道，他们害怕真理，他们害怕见到事情的真相，乾脆就把眼睛给闭上。这也是目前我觉得中国很突出的一个问题。
中共掌权以后，暴力是其党文化最主要的特征。
讲到党文化我们都知道，党文化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谎言，一个是暴力。那这两个比重，在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
在中共革命的初期，谎言的成分起的作用比较大。你看当时很多人参加革命他得自愿，甚至还冒相当的风险。那他总要是一定程度上相信那套说法，相信那一套理论，他才会去参加革命。
那么等到中共掌权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共是个具有独占性武力的这么一个集团。面临着这么一个庞大的武力集团，一般的人本能的感觉到就是，他有点儿得罪不起。所以哪怕他不用整人，那一般人也会害怕。共产党垄断了一切权力，垄断了所有的新闻媒体，掌握了每个人的生死命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它不进行这种真刀真枪的政治迫害，也足以使很多人就不敢说话了。我们更知道，共产党掌权之后，就建立起了所谓这个计划经济公有制，就把全国人民，财产、个人财产都加以剥夺。政府成了唯一的老板。那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听话者不得食。你只要不听话，它用不着把你打成反革命送去劳改，单单是在工作上卡一卡你，那就会给你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所以在当时，这种暴力的威胁、暴力的打击，这个因素就越来越严重。
中共对人民的迫害，由身份定罪到思想定罪，不断加码升温。
我们知道，共产党有个看家法宝，就是阶级斗争，特别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掌权之后，他搞阶级斗争的对象，什么地主富农资本家，或者是原来旧政权的一些军政人员。因为据它说，那些都属于阶级敌人，它就把人分成两类，那是阶级敌人，就对他们实行迫害。当时在迫害的这一个阶段，那至少还有一点是清楚的，就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这个好像还有个界限。因为这个敌人，他是按你的身份来确定的，比如你们家有多少地，那你就算地主，你就算敌人，你或者算资本家，或者你原来参加过国民党，你当过国民党的这个官或那个官，那么你就算敌人。所以那个时候是按照人的身份来定罪的，那身份还有一个客观的，可以辨认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是按照人的身份来定罪的。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就叫杀鸡吓猴。他杀的是鸡，但是猴明明知道它自己不是鸡，但是它看见别人把鸡杀得那么惨，它心里也会感到恐惧。
到了第二阶段，共产党整人的对象就扩大了，就不仅仅是根据人们的身份，根据你们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而是根据你的思想。比如说反右，那些所谓右派份子，就是说你的思想有问题，思想本身就成了一种罪名。而这个思想罪，不像开头那个身份罪，身份罪还有个标准，我是地主我就是地主，我不是地主我就不是地主。而这个思想罪，每个人都成了嫌疑犯，每个人都可能被指控。你的思想不正确，因此你也就会变成阶级敌人。所以到了这一阶段，就是杀猴吓猴了。它直接就对没有犯过，哪怕按照你共产党的标准都没有干过任何罪过，不属于敌人那一类型的人，只要你的思想它看着不顺眼了，就也要成立。
我们知道，特别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不但没有言论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言论的自由，你不说话也不行。比如在反右运动中，有些人是因为讲了这种或那种话，被打成右派份子。但也有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实际上在整个运动中一句话也没有讲。那叫什么呢？叫点头右派、摇头右派。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开批斗会，他居然在那儿摇头，那对这个运动有抵触，他私下反动。有的人说，你看右派份子写的大字报他看了直点头，那说明他思想跟他是一样的，所以你也是右派。哪怕他一句话都没说，也成了右派。这在毛泽东时代是这个样子的，你一个人被打成右派了，你的亲友、你的妻子、孩子都要站出来划清界限。你不说话不行。当然它也得承认，张三是右派，他的妻子儿女不等于就是右派。但是你的妻子、儿女你必须得站出来，你不能不说话。你必须得公开的表示，和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和你什么，划清界限。在那个阶段是不说话都不行的，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
当然，这种整人运动到后来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整越多，越整越多，到了文化革命，一直整到共产党老干部自己头上来了。我们可以算一算，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在共产党掌权之后受的罪，要远远比他们打江山时候受的罪还要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死在毛泽东手下的要比死在蒋介石、死在日本人手上要多得多。而且也都知道，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原来整敌人还要狠，比敌人整他们还要狠。
文革的时候把刘少奇打成走资派。当时还在中南海，可能他们一家人还在一起，后来就把他们隔离开来了。最后一次王光美和刘少奇见面，王光美就对刘少奇说，担心事情不好，担心自己，说不定我也会被关到监狱里去。我关到监狱里去怎么办呢？最不放心那个六岁的小女儿，才六岁的小女孩，那孩子怎么办呢？那我把她带到监狱里去吧。小说《红岩》不是写过还有什么“监狱之花”吗？那就是在所谓国民党时期，抓到一些共产党的人。在监狱里生了孩子，那么你跟母亲在一起。刘少奇跟她说，那不可能的，它那是国民党监狱。这共产党的监狱，比那个还凶。所以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对他们这种专制的凶残，那认识得比别人还清楚。
正因为毛泽东时代，这种整人的运动，这种阶级斗争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加温，到后来天怨人怒。所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很快事情就反过来了。那么后来邓小平又上台，就宣布不再提什么阶级斗争了。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中，特别是在八九年之前，由于人们，包括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党外的就不用说，出于对毛泽东时代那种阶级斗争，那种压迫的极度反感，有着很强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一种冲动，一种热情。这就是我们看到从七十年末期到八十年代，民主运动啊，党内、党外这种呼声不断地高涨。尽管当局也在不断地压制，但是当时就是压制不住，一浪高过一浪。当年邓小平就讲过，要两手硬，搞经济这手要硬，打击自由化这手也要硬。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直到八九年“六. 四”之前，打击自由化的这一手，它老是硬不起来。为什么硬不起来? 就因为很多人，包括共产党内部很多人，包括像胡耀邦、像赵紫阳这种总书记，他们就不愿意硬起来。为什么不愿意硬起来呢？那道理也很简单，他们意识到共产党过去犯下了滔天的罪恶。我们都已经搞错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整别人呢？你现在在搞经济改革了，谁都知道搞经济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嘛！过去共产党整人的法宝就是给人家扣上一个，你是搞资产阶级。现在你自己在这儿当资产阶级了，你还怎么能拿这个当罪名去整别人呢？所以在当时，我们看到，包括像胡耀邦、赵紫阳这种领导人，都对自由化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打压态度。一直发展到八九年的民运，“六. 四”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六.四”之后，中共采取赤裸裸不需任何借口的镇压，并且不敢公开责任人。
在“六. 四”事件之后，中共一方面把党内那些多多少少有些自由化思想的人，有民主思想的人，对人民大众真正关心的人，把他们统统赶下台。留在台上的，全是些强硬派，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那一套完全是错误的。唯有靠暴力，靠他们手中掌握的武器，才能够维持他们的政权。在“六. 四”之后，我们看到的镇压就是赤裸裸、不要任何借口的一种镇压。
像今年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禁书事件。就是原来大右派的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的那本书，新闻出版署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就提到这个书不能出，这个人的书就不能出。那么这个消息被扩散出来，引起作者本人，以及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弹。
这一点上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共产党过去也禁书，毛泽东时代禁书。但是那个时候禁书，它总爱讲个道理出来，说你是毒草，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哪一句话不对了。有时候，甚至于它为了批判你，比如说批判《海瑞罢官》啦，或者批判什么《武训传》啦，批判《早春二月》啦。它还要把你的书、你的文章、你的电影拿来给大家演一遍。它还有一点点自信，它还不怕给别人看。
那么到后来， 像这次禁书事件，它就完全没有这种自信。它自己知道它理亏，它讲不出道理来，它就来横的，我说禁就禁。不讲任何道理。而且这些执行禁书命令的人，自己甚至不敢公开地讲，不敢下红头文件，只敢在内部会议上吹风。因为他们自己就做贼心虚，他们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坏事是要做的，但是责任是不要负的。所以他们都是匿名的形式，在内部会议上或者往往都是打个电话，给谁谁谁、给某个出版社、给某个杂志社，说那部书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你不能出他的，就算完。有的人连打电话都不告诉你打电话的是谁，哪个单位他都不说。所以，共产党它这种做贼心虚的状态，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
在毛泽东时代，整人， 那时发动群众来整，叫群众专政。经常开大会，叫每个人来表态、发言，愤怒声讨。而到了邓小平时代，一直到今天，特别到了“六. 四”之后，它知道这一招不灵了。你要动员群众起来参与迫害，那别人不干的。所以，到现在它是一种什么办法呢？那直接就是用警察、用军队，然后一大堆所谓特务。如果说，过去是群众专政，从邓小平以后，就成了警察专政，直接地对它认为不安定的因素加以压制。
中国人民受压迫的本质，至今没有改变。
谈到今天中国的情况，这种压制、压迫依然在持续。尽管在程度上比起毛泽东时代要轻些了。那么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一种进步了。我想我们不能这样看。当然，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受这种政治压迫的程度，确实比毛泽东时代有相当大的缓和。但是，这种受压迫的性质本身还没有发生变化。
话又说回来，共产党整人初期，整人整得这么凶，就是为了以后所谓共产党专制的“长治久安”打下基础。它开头把人整凶了， 把人整怕了，那以后就用不着狠整了，因为你已经怕了。就像马戏团里头，刚刚带进来的新兽总是要挨打的。那老兽就不挨打了，它早就驯化了，它知道该干什么、不干什么。用不着那个驯兽师再去打它，比个姿势，说句话，它就知道该干什么了，打个招呼就行了。所以到了后来，好像那种残酷的、血淋淋的镇压少多了。这不等于它进步，因为它第一阶段那种强烈地打压已经达到目的了，后来用不着这样做了。
所以我们从表面上看，这种控制好像比前一阶段好一些。但是从中国老百姓角度，看得很清楚，这种恐惧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不过，有意思的是，人的这种恐惧， 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会把恐惧忘掉。就好像没有这个恐惧一样。因为当人们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某些事是不能想的， 某些事是不能碰的，那么很多人就会自觉地远离这个危险的地区。而你一旦远离危险的地区，那当然你也就没有危险了，很多人就不感到自己有压迫了。大陆很多人，你要跟他们说，你们其实是处在恐惧之中，恐怕很多人还不承认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主动就离开了所有有危险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开这种会，很多华人都到了自由的海外了，他们都不敢来参加。他们不来参加任何有利于自由、 民主的事情，有利于人权的事情，那当然不会整他们了。不整他们，他们就没有危险，他们当然不感到有压迫的存在了。所以他们就认为活得很自在，所以就造成这么一种心理。
西方社会近期对中国的调查，往往不能说明中国现实情况。
不久之前。媒体也公布过，一些西方的民意调查公司，在中国进行调查，在世界进行调查，发现中国的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是最高的，相当高，达到70%、80%。比美国老百姓对他们的政府满意度高多了，比台湾老百姓对他们的政府满意度高多了。其实前几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几年前就有一些美国大学的华裔学者，在大陆进行民意调查，他们把调查结果公布，证明今天的中国公民对共产党政府是相当支持的，支持度达到60%、70%，乃至80%。
有一次，有个学者把这个结果公布出来，我当场就问他，你这个结果，共产党自己信不信呀?如果它自己信的话，它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去打压异议呢? 既然照你们这样说，异议运动就是一小撮，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心虚呢？可见，这个调查结果，首先共产党自己就不信。
当然他们也说了，不对呀，我们完全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问卷的设计，题目，问谁、不问谁都是随机的，而且充分保证被问人的安全的。
我说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中国整个社会的基本背景和自由民主社会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社会之下，人们的心态是不同的。对中国大陆环境下，中国老百姓的所说、所想，你要有个正确的解读。你不能光看表面。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民主的选举。在人们不能说反对的时候，你说支持，这话本身就没什么意义嘛！我说我支持谁，这个前提就是，我可以反对他。这个时候我说支持才有意义。如果不可以反对，就说我支持，那有什么用呢？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存在。你在美国，你说我选民主党、我选共和党。你在中国，你不能说我选共产党，他没有可选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再说，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个压迫的专制政府。那么你说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府，那么是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支持专制？ 支持压迫？假如说，明天中共宣布说，它不专制了，不压迫了，是不是大多数都起来抗议说：不行！就是要专制。可能大家都欢迎吧，这个时候怎么会跑去支持你呢？哪有老百姓傻到这个程度，支持你来压迫我们，来专制我们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么为什么在老百姓处于安全的情况下，在接受西方的民意调查时，他们会写上支持呢？他们首先在那种环境下，受那种气氛的影响，他们心里已经成习惯了。自己给自己加了自律，自己对自己有个限制。他都成习惯了，时间长了，习惯就成自然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这句话。最初他还得训练，他还得想，我说的是假话。时间长了，他就不认为他说的是假话了。他认为他就是这么想的。
透过表面现象，解读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恐惧。
你可能说，你的分析也有点道理。那你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呢？其实这种事情你只要多问他两句，答案就出来了。
比如我知道有家很著名的国营企业， 那个企业由于设备很好， 生产的产品也很对路，所以效益很好，工人的收入也比较可观。 一问他们，公认对他们厂长、书记都很称赞。那你问他，你怎么会对你们厂长那么支持呢？你们厂长比你们多拿几十倍呀！这公不公平呀？“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共产党江山嘛！”所以你看，他支持、赞扬这个厂长的前提是，共产党坐天下。他们已经把共产党占便宜当成不可改变的这么一个既定事实。在这个既定事实之下至于合理不合理，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不合理。你问这个工人， 既然你也认为， 那个厂长拿几十倍的工资是不合理的， 你怎么不抗争呢？ 那就惹不起嘛，就是害怕嘛。只不过这个害怕，这个恐惧隐藏的比较深，以至于到后来习惯成自然了，会把你表面意识当成你真正的意识了。甚至当别人来问到你的时候，你也会这么想。
同样的，我以前举过例子，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民老是夸政府，当然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制度是民主的、开放的，你做好事人家也不会夸你。因为这是应该的。所以一个民主的政府， 人民不会称赞他。 很多美国总统也不错，你看美国人什么时候成天唱歌、跳舞。歌颂他们伟大领袖？ 他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那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只看你那里没做好。
反过来， 你要是被强盗给抢了，你家人给抢了，抢到山上去了，没把东西给抢完，还给你留点东西，还让你回去，还让你吃顿饭走了，你肯定会感激不尽。出来还给人讲：“那人真不错。” 因为那前提条件就是，他掌握你的全部命运。他可以把你置于死地，他还没把你整得那么凶，你就感恩戴德了。这个问题就是，偏偏是在这种专制的制度之下，反而会对政府这样一个态度。
我有一个朋友，他谈到一个学校教授，他说那个书记很不错。那个书记我知道，现在很多大学里的书记也是学者出身了，我说那人学问很糟糕， 比起我的那个朋友差远了。那换了我， 肯定不服气， 你凭什么当官呀，你比起我差远了。 你怎么觉得他挺好呢？ “他这人是不错， 他不太整人。我们说话， 他有时也不太管。上头说那个教授讲的不对，他也睁着眼， 闭着眼保护我们。”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