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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在这次座谈会上，几乎所有的难友都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那就是我们作为“六四”死难者的亲属，一定要为死者讨回公道。公道在我们这里就是公平和正义，就是要为死者争得一个符合人类公平正义的评价，恢复他们被污损的名誉，让他们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为此，天安门母亲将继续坚持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即：要求重新调查和公布“六四”真相；要求对惨案的受害者道歉和赔偿；要求对惨案主要责任者进行司法追究。这三项要求已经提出十二个年头了，但政府方面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参加座谈的难友认为，这三项要求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共识，是我们这个群体得以存在的根据，必须年年讲，反复讲，让全世界都知道。难友们指出：十八年来，我们这个群体从几个人到今天的一百二十八人，就是靠这三项诉求逐渐凝聚起来的。我们不会改变，更不会放弃。至于怎样来实现这三项诉求，如何消除实现这些诉求过程中的种种障碍，难友们可以见仁见智，发表不同看法。我们不强求一律，但需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难友赵廷杰的发言中，首先对有人把“六四”死难者称为“烈士”提出异议。他说，共产党喜欢把那些为他们“打江山、坐江山”而付出生命的人封为“烈士”，而我们的儿女则是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死的，是为争取自身的权利而死的，而不是替别人去卖命。我们要求为死者恢复名誉，也并不是要封他们为“烈士”。将来要树立纪念碑，也不是什么“烈士”纪念碑，而是“六四”死难者纪念碑。他说，这就是我们要提出三项要求的原因。我们还没有听说共产党的“烈士”家属提出过这些诉求的，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诉求。赵接著说：三项诉求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大家也都没有分歧了。那么我们就要坚持下去。
他重点谈了这三项要求中的第一项和第二项。他说，我们的第一项诉求就是要求调查和公布“六四”真相。这是我们难属群体做得最早、最多、付出最大心血的一件事。我们这些人最初互相认识，就是从讲述自己亲人遇难的真相开始的。我们此后多次公布死难者名单，发表寻访实录，都是为了寻求真相。要是没有这些真相作证据，共产党就会赖账。这次马力说没有屠城，如果没有我们的证词、照片等等，就没有力量反驳。现在人们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掩盖真相。我们还要让外国人知道“六四”真相，争取世界的关注。今年两代会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这是非常必要的。
再说道歉与赔偿。赵说：我们要提出赔偿，但我们不在于要几个钱，主要是要讨一个公道。去年四川成都的周国聪案，给七万块钱，就闭嘴，就不再追究，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这个问题不是小事情。我担心的是，随著时间的推移，有一些外围的人，不是难属的人，来找我们中的一些人，参与我们的运作，这就会把事情搞乱。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将来有一些难属，不一定是在座的，他们可能各行其是，抛弃三项诉求，追求单项，与政府达成协议，说只要你政府给钱，我就不管别人，也不要什么道歉，不要什么法律追究。这个情况，有可能发生，但不会很多。这也不奇怪，社会本来就是复杂的。有人这样做，我们会尊重他们，这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作为群体，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去年发生周国聪案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政府给一些生活补助，可以接受，但不能附加政治条件。如果我们答应了政府提出的什么条件，我们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亲人呢？ 在座谈中，难友们也谈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最近有关方面在对待我们的态度上有了一些改变。比如难友袁淑敏谈到，最近以来他们那里的居委会，常常到她家里表示关心，送一些小孩的衣物之类。她说，我谢谢他们的好意，但我必须解决死去的儿子问题。在座的难友都认为，这并不表明政府在“六四”问题上政策的松动，不过基层居委会这样做，总比公安们虎视眈眈、动辄威胁、训斥好一些。中央不是说要建立和谐社会吗？我们欢迎。我们更欢迎中央领导人到难属家里来走走。总理温家宝不是常常到边远地区去访贫问苦吗？他见了贫困农民就拥抱，就流眼泪，那就到我们难属群体中来吧。我们欢迎他。他要是真来，那我们才相信中央真的要建立和谐社会了。
在座谈中，有一些难友还提出，我们年年提出要同政府对话，已经提了十多年了，但政府始终不予理睬。死猪不怕烫，我们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很难回答。主持人丁子霖想起了一位外地难属的话。她说，几年前，安徽的难友郝老先生来无锡看我。我们谈到了写公开信的事，我问郝先生我们的公开信还写不写？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为什么不写？这个经我们得年年念！不念就等于默认了当年他们的屠杀。”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做什么事，怕就怕急功近利，没有常性。有人说我们年年给共产党写信，是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跪求共产党。要是说有些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那还差不多。我们给共产党递公开信，是将共产党的军，逼迫他坐下来谈。他不肯坐下来，那他就输了理，失去了人心。有多位难友说得好，我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不必去听别人的闲言碎语。事情没有落在那些人的身上，那是站著说话不腰疼。
（四）激进与渐进
岁月不饶人，当年失去孩子的母亲，今天大都步入了晚年；当年失去丈夫的妻子，也已五十上下了。在最近的七、八年里，我们已有十四位一起抗争的难友离开了人世。“六四”问题再拖延下去，很多年迈的母亲就看不到讨回公道的那一天了。想起这些，大家都有一种无奈和悲凉的感觉。但是，如果因为看不到结局就放弃抗争，又怎能心甘呢？怎能对得起死去的亲人呢？凡事都有个积累的过程。没有前人的积累，后人就得从头起步。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耐心，需要的是坚持，绝不能放弃。
这次座谈，很多难友都谈到了近年来海内外民运界关于激进与渐进的争论，认为这样的争论对我们群体的抗争是有启示的。
难友赵廷杰在发言中说：“六四”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开整个世界的大气候。我是主张渐进解决的。因为事实上不可能马上解决。渐进解决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国内潮流。但有些人遇到事情很激动，恨不得把共产党都抓起来杀了，把共产党推倒，翻它个底朝天。这种看法不现实，也不可行。我们主张点滴积累，主张先易后难，把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先放一下，并不是不要解决。我觉得这样做是可行的，否则反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在我看来，现在对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抗拒，有各种力量，不光是我们“六四”难属，有党内的，有党外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还有军内的。对于这些方面的力量，要互相忍让，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据我看，不要小看了今天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党内的反对派，他们的根基比党外人士、党外反对派深得多，他们比外面的人更了解共产党，他们抓住共产党原先说过的话，质问现在的领导人，现在的领导人就无言可对，也没有办法整治他们。从一些材料看，现在党内的极左势力还很猖狂，他们历来存在巨大的能量，靠外面的力量无法制服他们，只有党内的“右派”（民主派、反对派、开明派）才能抗衡他们。因此我们要同党内人士联合起来，同他们交朋友。比如像李锐、谢韬，等等，丁子霖他们同这些人的关系很好，将来解决“六四”问题，还要借助他们的力量。
赵廷杰在他的长篇发言中还说：根据现在的世界潮流，我认为像过去毛泽东时代那样的一个人说了算，恐怕是不可能存在了。现在讲制度的转型，我想这种转型是可能的，因为已经没有毛、邓这样的绝对权威了。讲转型，说的一定是和平转型，和平的转型又一定是渐进的（蒋培坤插话：反过来说，搞激进总是与革命、造反、武装暴动、军事政变等等连在一起的，搞这些付出的社会代价太高，付出的生命代价也太大）。
赵进一步谈到，“六四”问题只能放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去解决，不可能单独拿出来解决。这一点我们难属一定要明确，如果我们沉不住气，就很可能犯错误。我想今天的领导人，他们不是“六四”元凶，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目前我们还看不出他们能拿出勇气来解决“六四”问题，所以我们还不能乐观。
赵最后说，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平常谈得不多，但我们必须关心，因为我们的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要慢慢走入这个轨道。
在这次座谈中，遗孀尤维洁也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她说，89年的时候，学生上街反腐败，争民主，天安门广场聚集了那么多人，我是很感动的，我觉得年轻学生担负了历史的重任。我去天安门广场的那天，看到天上有飞机在盘旋，但学生并不怕，一位学生还笑著说，把炸弹扔下来吧！但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后来真的开枪了。当时北京市民都出来了，把汽车推到大街上，把学生挡在安全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就因为学生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说实话，我当时看了也很感动，非常感动。一个国家只有经济的进步，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法制监督，只会是一部分人受益，大部分人不可能受益。学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支持那场学生运动。但是我也不赞成当时一些偏激的行动，比如把某某领导人的画像用绳子吊起来，还有那些打倒某某某的大标语，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是理性的，我们可以对国家的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要是去攻击某某领导人，（插话：当时学生还没有像现在有人提出推翻共产党），那就只会激化矛盾。那种偏激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共产党长期教育的结果，共产党就一直有这样的传统。我这样认为，不仅仅是因为我丈夫杨明湖被打死了，我看到了医院里血淋淋的场面。我确实是不赞成那些极左的东西。我们国家过去发生过很多灾难，特别是文革和“六四”，当然责任在共产党，这里罪与错是不能混淆的，但是老百姓容易走极端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吃够了偏激的苦头，不能再让文革、“六四”那样的悲剧重演了。
在此次座谈中，大家也谈到了去年在民运界的另一个争论，即有些人主张革命，主张推翻共产党，主张改朝换代，由此对我们天安门群体走的路表示不满意。对于这样的看法，很多难属都表示不同意，认为我们的路是经过长期抗争做出的选择，是一条正确的路。如果像文革那样，乱哄哄的，就会给社会、给老百姓造成新的灾难。有难友指出，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主张和平、理性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符合今天世界的潮流，没有必要去改变。
最后尤维洁谈到我们这十多年的抗争。她说，我们做了那些事情，也许看不到结果（插话：你们还年轻，相信一定能看到），因为今天当权的人要拼命保住他们的小集团利益。但我相信，我们这个群体，无论年纪大小，十八年来所做的事情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一个贡献。我们问心无愧，对得起死去的亲人。
（五）痛苦的抉择
座谈会主持人丁子霖说：在漫长的岁月里，作为“六四”惨案的受害者，我们所遭受的折磨和煎熬，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心灵上的。十八年来，面对国仇与家恨，面对苦难与责任，我们的内心，常常处于一种情与理、爱与恨的冲突和搏斗之中。这对我们这些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人来说，无疑又多了一份锥心的痛。因为，我们需要作出痛苦的抉择，需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在座的各位难友，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泪帐，撩开昔日的伤痕，提起经受的苦难，我们仍然是那样的锥心刺骨。这种伤痛是任何时候都很难平复的。难友周国林这次是带病参加座谈的。他儿子遇难当年，年仅十五岁。十五岁，还是一个孩子啊！但罪恶的子弹无情地夺去了他刚刚起步的生命。十八年后，一个大男人，说起这些，仍然泣不成声。遗孀吴立虹，一开始发言，就哽咽著说不出话，大家劝她慢慢说，却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但她忍住了一场痛哭。
遗孀黄金平说：打死了我的丈夫，落得个家破人亡，2004年当局又把我和丁老师、张老师一起抓了起来，受尽了屈辱，哪能没有仇，哪能没有恨，这事搁到谁身上都一样。但是我们能去同共产党去拼命吗？不能。以牙还牙、冤冤相报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也不能。（众插话：共产党杀人杀得多了去了，要报仇，也报不过来。你杀我，我杀你，还有个完吗？共产党的样板戏里说：仇恨入心要发芽。共产党鼓励老百姓向阶级敌人报仇，说血债要用血来偿还。土改、镇反时搞诉苦会，搞公审，把罪不该死的人都杀了，以后每次运动一来，就死人。我们还能去学共产党的样吗？）
遗孀付媛媛前面谈到过她丈夫邝家三代人的遭遇，她说她公公的父辈在土改中被“镇压”，89年他的儿子又遭枪杀。这是共产党造成的这样的血泪仇。按理说我们也应该把共产党“镇压”了。但这样做解气倒是解气，却终究不是个好办法。
难友徐珏发言说：我们只能理性的对待，我们的三项要求，就是理性的对待。现在不是提倡法制吗？那么我们就按法制来解决。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该审判，就审判。过去是拿起刀枪，现在应该拿起法律武器。
赵廷杰说，我还是那句话，推翻共产党，翻个底朝天，不解决问题。制度问题，从制度上解决。这就是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不主张推翻共产党，但我们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将来中国的问题，要用选票来决定，而不是用强权来决定。你共产党能争取到选票，我们无话可说，你争取不到选票，被民众抛弃，也怪不得谁。这就是中国的和平转型，只有顺利实现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的社会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解决“六四”问题，也只能从改变制度著手。（蒋培坤插话：因此我们提出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共产党用枪杆子来解决政治问题，导致了“六四”惨案。我们用法律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为了避免流血。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难友尹敏是个急性子，她说她等著盼著能早日解决“六四”问题，现在我们太理性了，再这样下去，第二代，下一代，再下一代都不能解决，到我孙女这一代可能会解决，但对咱们这些人已毫无意义了，我们也就死不瞑目。（众插话：共产党怕不怕我们，怕我们什么？他不怕我们上天安门，开辆大客车把我们装走完事；他怕我们拿了菜刀去跟他拼吗？也不怕，说不定还欢迎我们去拼呢，这样他们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共产党最怕的是我们的和平、理性，因为我们这样可以争取到更多人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国际社会就会转过来对他施加压力，共产党最怕的就是外国人施加政治压力。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听大家这么一说，尹敏也觉得是这个理。
丁子霖：我也是很矛盾的，克制、克制，还是克制，还有个头吗？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世界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普世价值，渐进地推进民主，实现和平的发展。中国也要适应这个大趋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能例外。
难友高婕说话不多，她只是静静地听著。听大家争论，她开口了：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走得越稳当越好。我也不主张去同共产党去拚命，一是我们没有力量去拼，二是这样做老百姓也不会支持。
丁子霖接著上面的话茬又说：样板戏《红灯记》中有一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仇恨入心”，同样要“发芽”，但是这个“芽”长出来的不应该是偏狭的报复心，而应该是寻求公平、正义的平常心。
她接著回忆了2001年难友们讨论《天安门母亲的话》这份声明时情景。她说，当时我们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定稿会上也曾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通过了那份声明。丁子霖念了这份声明中的几段话：
“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著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然而，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作为母亲，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对所有孩子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母亲的天性。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丁子霖说，这些话都发自我们的内心，是我们从血淋淋的现实中体悟到的历史真谛。当时我们说这些话，仅仅是基于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再次遭到无辜的杀戮，不能让其它母亲遭受到我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今天，这些话仍然在我们的耳边回响。今天在座的，很多参加过6年前的那次定稿会，那是很值得我们怀念的。
（六）尾声
丁子霖：两次座谈，参加者每人都发了言，有长有短，争先恐后，气氛热烈。这是十八年来的首次。以前我们也常常在一起议论，还曾召开过无数次的定稿会，我们每次发公开信、发声明，都要在一定范围内反复协商，认真讨论，有时一个文本讨论还不止一次。正是通过这种畅所欲言的自由讨论，才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但今年这次座谈会不同于往年，我们年初就著手准备，不少难友还看了一些参考资料，写了发言提纲。今天出席的大部分是工人、普通职员，知识分子是少数，但大家都能说到一块去。
我们讨论的问题很广泛，但都是与我们切身相关的事情。从大家发表的意见看，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还可以继续交流。
有朋友担心我们开这样的座谈会当局会不会干涉，会不会带来麻烦。我觉得不会。我们是履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言论、集会自由，谁也不能干涉。如果大家愿意，这种座谈会今后还可以开，多开几次，也就觉得很平常了。
参加座谈的难友们也都表示，这次座谈会把平常闷在心里的话都倒了出来，心里就觉得痛快、舒畅。希望以后常开。
天安门母亲 2007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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