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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18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发表座谈纪要全文
2007年05月31日
中国人权受国内“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霖委托，发布《天安门母亲：“六四”18周年座谈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全文附后），表达他们的心声和诉求。
“天安门母亲”群体首次采用座谈会形式纪念“六四”。座谈会于5月24和26两日举行，由丁子霖教授主持，共有20多位难属参加。《纪要》全文长达1万3千字，详细记录了“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感受和立场，尤其是对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否认“六四屠杀”的愤慨之情。
除了前言与尾声，全文分五节。在第一节“否认‘六四’屠城，天理难容”中，丁子霖、张先玲、马雪芹、杜东旭等难属用一桩桩亲眼目睹的血的事实，严词驳斥了马力“不是刻意杀人”的谬论。他们分别讲述了自己上中学的儿子如何中弹倒地解放军军官还不准抢救、19岁的女儿如何被军人追到胡同里开枪射杀、老伴如何没倒在朝鲜战场上却死在了自己军队的枪口下的惨况。
在第二节“共产党把我们当敌人”中，难属们描述了公安警察多年来对他们的监控与骚扰，譬如周淑庄虽已半瘫痪，靠轮椅行动，但警察还是不放过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对她严密监控，不许出门。《纪要》 说：“中共当权者至今不肯放弃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在他们眼里，‘天安门母亲’群体正是一个与其政权敌对的群体。他们不敢公开取缔，就实行严密的监控，剥夺其行动自由。”
在第三节“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中，天安门母亲群体重申十余年来坚持的三项要求：公布真相、道歉赔偿和司法追究。关于赔偿，难属在发言时称可以接受政府给的一些生活补助，但不能接受任何附加的政治条件，譬如闭嘴、不再追究等。
在第四节“激进与渐进”与第五节“痛苦的抉择”中，“天安门母亲”群体主张和平、理性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渐进解决“六四”问题。针对当局采取拖延和缄默的策略，难属们在表达了内心的痛苦与矛盾的同时，达成共识：坚持理性、和平的渐进方式。丁子霖说，“文革样板戏中有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仇恨入心’，同样要‘发芽’，但是这个‘芽’长出来的不是偏狭的报复心，而是寻求公平、正义的平常心。”
中国人权坚决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出的理性、和平、渐进地解决“六四”问题的诉求，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高度关注他们的艰难处境。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说：“真正的和谐社会无法建立在过去非正义的基础上”。随著2008奥运的来临，中国人权呼吁中国政府认真对待作为其公民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出的公布真相、道歉赔偿和司法追究的要求，采取具有建设性的措施，以最终解决“六四”问题。
附： 天安门母亲：“六四”十八周年座谈纪要
“六四”十八周年前夕，在京的20多位天安门母亲和受难亲属聚集在一起，就大家关心的话题，交流看法，倾吐衷肠。参加这次座谈的有：丁子霖、张先玲、徐珏、尹敏、张振霞、尤维洁、黄金平、吴立虹、张艳秋、付媛媛、宁树平、轧伟林、袁淑敏、马雪芹、高婕、蒋培坤、赵廷杰、杜东旭、钱普泰、周国林等。另有几位难友因病缺席。由于出席人数较多，座谈分两批、两次进行。
这次座谈由丁子霖、张先玲两位主持。座谈开始，丁子霖简单地说明了这次座谈的缘起。她说：十多年来，我们“六四”难属每到春节都有一次聚餐会。我们相约，在餐会上不谈令人伤心的事情，让大家与所有北京市民一样，高高兴兴过一个年。因此，参加餐会的难友也就没有机会把平时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今年年初大家商定，在适当的时候再把难友们聚在一起，说是聊天也好，座谈也好，总之是让大家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今天的座谈，就是根据年初的决定安排的。现在临近“六四”，大家聚在一起，也是对我们死去的亲人、对亡灵们的一种追思和缅怀。
丁还表示，以往每到周年，我们都会以公开信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年改变一下方式，让大家都说说，没有题目，畅所欲言。会后我们把大家的发言做一些整理，公诸于众，这同样是发出我们的声音。前些时候，有人指责天安门母亲不够勇敢，只知道每年给中共领导人写写公开信，并说这是跪求共产党。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不必在意。我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不必去听别人的指挥。丁向出席座谈的难友通报了近来海内外发生的一些与我们难属群体有关的事情。
她重点谈到了前不久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向媒体发表言论，否认“六四”屠城这件事。她说，马力的那个发言激起了香港地区及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批评和谴责。为此，经商议，我们已经以天安门母亲群体127位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名义发出严正抗议。由于此事很急，来不及在难属群体中广泛征求意见，今天把这个抗议书的文本发给大家。有关马力事件的详情，大家可参阅今天印发给大家的有关附件。
另外，丁子霖还表示，“六四”大屠杀已经快十八年了。在以往的岁月里，天安门母亲群体经历了各种艰辛和磨难，但也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了解到国内国外、整个世界的许多事情，大家对一些事关中国未来走向的问题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十八年来的艰苦抗争，逐渐使我们明白了许多道理，懂得了怎样去为死者寻求公义，怎样去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
丁子霖说，在漫长的岁月里，作为“六四”惨案的受害者，我们所遭受的折磨和煎熬，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心灵上的。在座的难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怎样看待当年的那场大屠杀，怎样争取“六四”问题得到公正、合理解决等问题上，我们常常处于一种情与理的冲突和搏斗之中。这对我们这些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人来说，可以说又多了一份锥心的痛苦，这需要我们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勇气和坚毅，一种超越仇恨和冤怼的忍耐。在我们群体中，也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看法与主张。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同意见、看法的碰撞和争论中，才使我们逐渐达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并使大家凝聚到了一起。今天，在这个座谈上，我们仍然希望大家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交流各自的看法和感受。
丁子霖说完后，张先玲作了补充。她说，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有什么太深的理论，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说的都是大白话，那就随便说，一句、两句都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是提倡“说真话”吗？那我们就直话直说，都来说真话。
下面就是这次座谈的纪要：
（一）否认“六四”屠城，天理难容
这次座谈一开始就把话题集中到了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关于“六四”事件的那一番谬论。发言者指出，马力为了向中共当局邀功请赏做奴才，竟敢明目张胆地否认“六四”大屠杀的事实。他不是“六四”后出生的小青年，看上去也有四、五十岁了，他不可能不了解当年大屠杀的真相，但他故意要掩盖这种真相，这是不折不扣的为虎作伥。
过于这件事情，丁子霖作了详细介绍。她说：这个马力等于起了号召作用，今年本来不是20 周年，也不是15 周年。但这样我们就更要站出来说话。今年纪念“六四”，我们的主题是“打破六四禁区，还原六四真相”，为此，我们在三月份，整理出了60多组照片，其中大部分是死难者的照片，生前的，遗体的，也有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活动的照片，本来准备在香港十八周年纪念活动时办一个“六四真相”图片展，让香港同胞记住这些死难者。这倒好，这个图片展提前展出了。应该让马力去看看，让民建联的大佬们和曾特首去看看，不是屠城，怎么会死那么多人！ 不是“刻意杀人”，怎么会死得那么惨！马力还红口白牙地说如果相信坦克把人压成肉饼，可叫人“揾只猪去试”。这话说得实在太冷血，太没有人性了！
丁说：我们在抗议书中，指出马力的言论是对“六四“死难者的恶意诬蔑，是对我们死难亲属的肆意伤害；发表此类言论的人，只能表明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底线。我们要求同马力对质，要求他向我们道歉！
难友张先玲前不久曾就马力否认“六四”屠城的言论接受过海外媒体的采访。这次她参加座谈会，仍然余怒未消。她在发言中说：马力说“六四”不是屠城，难道把北京市民都杀光才算屠城？他说军队不是“刻意杀人”。怎么不是刻意杀人，难道老百姓手里有枪有炮，打你了怎么著！你开了坦克冲进城里，滥杀无辜，还不算刻意杀人！那天我接受《南华早报》采访，记者告诉我马力的那些谬论，我简直惊呆了，十八年来还没有人说这样的话，气得直打哆嗦。那完全是信口雌黄！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连政府都不敢这样说啊！政府要让大家忘掉“六四”，不准大家谈论“六四”。这倒好，马力却叫大家不要忘掉“六四”。他挑起了一场争论。
张先玲谈到了自己孩子的死。他说孩子都中弹倒在地上了，一位军官还命令不准抢救。这难道还不是刻意杀人；不是刻意杀人，为什么人还没有咽气就不准别人去救？！马力这样说，完全没有人性，太冷血了。
难友张振霞气忿地说，不是屠城，你把军队开到城里干什么？难道老百姓有枪有子弹，惹你打你了？难道不是你把子弹打到我儿子的头部，贯穿了头颅？什么不是“刻意杀人”，难道一个一个拉出去枪毙才算刻意杀人！（众插话：“应该把马力拉到北京来对质，让他说说怎么才算屠城。他要不向我们道歉，我们就不能放过他！”）
难友马雪芹，为这次座谈，还写了一个发言提纲。她说她19岁的女儿看到开枪就拔腿往胡同里逃，但当兵的也不放过，追到胡同里开枪杀人。我女儿就是打死在胡同里的，旁边一个小商店的橱窗上溅满了血。这还不叫屠杀！不叫屠杀为什么要追杀到胡同里，我女儿手无寸铁，连一点反抗都没有，她跑到胡同里是逃命的，为什么一定要打死她？！
难友杜东旭是一位离休的老军官。他和他的老伴当年都去过朝鲜战场，但他的老伴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自己军队的枪口下。他说：当年6月3日晚，他和老伴一起正坐在住家楼下台阶上同一帮邻居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突然间，一阵乱枪扫射过来，一颗子弹击中了我老伴的右下腹部，顿时栽倒在地上，鲜血流了一地。他说他们的干休所离大街还有200多米，与军队进城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滥杀无辜，还不能叫大屠杀？！
他说他把老伴送到304医院的时候，伤员已排了上百人。当时的医院根本谈不上抢救，没有什么输氧，没有什么输血，连吊针都没有，好多伤员还没有轮到抢救就早没气了。这能说不是故意的。（众：马力还说不要光听死难家属的，难道我们把一桩桩血案公诸于众，是骗人说假话！那叫他来啊！给我们面对面说清楚！说这样的话难道不怕我们找他算账！）
难友袁淑敏发言说：马力这样说是对死去的人、我们受难的人不负责任，军队屠杀老百姓我们都是亲眼目睹。从天安门到复兴门，死的死，伤的伤，一堆一堆的，那多著呢，都不敢看！夜里三点钟，儿子没回来，我和儿媳就去找，在长安街一带，我们俩步行去找，没有路灯，黑乎乎的。天亮又去找，那时去找的人多了去了，不光我们找，还有很多人都去找。我们整整找了一星期才找到，所有的医院的太平间我们都找了，就说复兴医院的存车处，尸体堆得那么高，一层一层的，很多去找的人带著白手套，沾著消毒的石灰，踩著尸体到里边去扒。这都是亲眼目睹的事情，还不叫屠杀，死多少人才算屠杀？这些死的人不都是无辜的吗？还说坦克不能把人压成肉饼，那坦克从人身上压过去不就压死了，非得压得粉碎才叫肉饼！说这种话连一点人性都没有了！ （众：马力把坦克压死的人比作猪，真是丧尽天良，哪还有一点人味！）
参加这次座谈的难友们用一桩桩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血的事实驳斥了马力的谬论，由于篇幅有限，不能尽述。难友们都把这次对马力的抗议和谴责，看作是坚持“还原六四真相”的一个实际行动。大家都表示，如果对马力的言论听之任之，保持沉默，那么今天出一个马力，明天就会出现更多的马力；不仅会出在香港，还会出在大陆，出在我们的身边。那么，我们这十多年来为揭露真相所做的努力，就将付之东流。
（二）“共产党把我们当敌人”
十八年来，“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承受著巨大的伤痛，无处说话，无处伸冤，但他们坚持了不屈的抗争。从而，他们成了中共当权者的打压对象和眼中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被列入这个打压名单的，不仅是丁子霖一人，也不仅是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珏、尹敏等群体的主要人员，其中还包括北京的赵廷杰、张树森、张振霞、金贞玉、杜东旭、尤维洁、黄金平、张艳秋、郭丽英……以及外地的吴定富、孙承康、周治刚、潘木治、刘仁安等一大批。有些难友生前受尽警察的野蛮暴行，现已先后离世，其中有吴学汉、苏冰娴、邝涤清等等。粗略算起来，这十八年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难友不下七、八十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历次公开信的联署者。各地公安和安全系统经常采用上门恐吓、出门跟踪、电话监控以及软禁、传讯乃至刑事拘留等等手段，无端地限制、剥夺“六四”难属的人身自由。有些边远省市，还沿用了毛泽东时代对待地、富、反、坏、右等“管制分子”的规定，即出门要批准，回家要报告，平时不许乱说乱动。这说明中共当局面对“六四”的恐惧和虚弱，他们惧怕难友们联合起来，惧怕他们向外界发出声音。另一方面也说明，“六四”难属这十八年的抗争，使中共的掌权者感到了威胁，成了中共权势者的心腹之患。
“六四”遗孀付媛媛回忆了这些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她说：我丈夫邝家三代人中，不是被“镇压”，就是被枪杀，中间一代没完没了地挨整，总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但也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89年邝敏遇难，我公公咽不下这口气，豁出去参加了难属群体的签名上书活动，从此不断遭到警察的监视和盘问。我公公前年含冤离开人世，派出所的民警很久都不知道。有次民警问居委会：“邝涤清最近没有事吧！”（指有没有给政府找麻烦）居委会的干部回答说：“早死了。”这位民警的第一反应竟是：“这下我们可省事了！”付媛媛说：我不恨那些民警，他们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是奉命行事，但说出这样的话实在太伤人了，当我们什么了？！把人家打死了还不让人说话。
付的公公叫邝涤清，遇难的丈夫叫邝敏，邝敏遇难时，刚结婚不久，没有孩子。此后邝老先生就与儿媳一起艰难度日，儿媳悉心照顾这位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没有再嫁，近年来，她皈依了佛门。
在这次座谈中，难友袁淑敏也谈到了公安警察对她家的骚扰。她说：多少年来，每到“六四”，他们就找我，民警换了一个又一个，换一个，找我；换一个，还找我。有次把我叫到居委会，一看派出所来了四五个人。他们审问我说：你们的组织谁是负责人？谁是“头”？ 我回答他们：我们没有“头”，你是问我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那我告诉你：我们没有组织，我们都是自个儿走到一块的。警察又问我，那么你们是怎么碰到一块去的？我说，人走了都得放在八宝山，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不都要去八宝山扫墓吗？碰到别的家属，大家就不能叨唠叨唠心里的话，一叨唠，大家不就都认识了吗！警察还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你指什么呀，我告诉你，有男有女，你问这干什么，什么意思。警察还盘问我谁动员签名的？我回答他：谁叫我签我都签，你叫我签我也签，只要能解决“六四”问题。
难友们这么多年与警察的交道打得多了，也渐渐就学会了怎么应付。徐珏女士为我们难属群体作了很多事情，是群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她在发言中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理有节，有勇有谋，也很团结，很民主，所以我们能够坚持这么长久的抗争，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我们现在并不孤单，包括单位的同事也都对我很同情、很尊重，有时便衣警察跟到我单位，我的同事都不回避。但是，政府却对我们非常冷漠。我不知他们害怕什么，常常把我们限制在家里。那年赵紫阳先生去世，要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张票，后来公安的人发现了我是难属，就来了七八条大汉，不许我出门参加赵紫阳的遗体告别。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去，人死了去送一送都犯法？还讲不讲一点人性！后来我出去买菜，他们也不让，说帮我去买，我说你们买的我不爱吃。我偏要出去，他们就上来拉我，我说你们敢动我一下！他们强迫我坐他们的警车，我拒绝，我说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他们只得跟我去了菜市场，但回来的时候，还是强行把我塞到了他们的警车里。你说，这叫什么？老百姓都骂他们。我的邻居劝慰我，给我送菜送饺子。他们怕我想不开，出意外，我说我死了儿子，丈夫又气死了，我不会去死了，死了他们高兴。
由于难友周淑庄已经半瘫痪，无法出席这次座谈会，丁子霖向在座的难友介绍了周淑庄近年来的情况。周在“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因频繁地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精神过度紧张，不幸突发脑溢血，从此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靠轮椅行动。但就是这样，警察还不放过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对她严密监控，不许出门。不止一次，警察都把她堵在家里，经过来来回回反复交涉，才允许连人带轮椅把她抬到警车上，一路警戒开到目的地——西郊万安公墓。这里长眠著七、八位“六四”死难者。对于一个基本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用得著这样惧怕吗？据说，是为了阻止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其实，难属们无非是向死去的亲人献上一束鲜花，洒上一杯浊酒，表达一下追思与缅怀而已，并不想借此制造什么轰动的新闻效应。
中共当权者至今不肯放弃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也不肯消除头脑里的敌对意识。在他们眼里，天安门母亲群体正是一个与其政权敌对的群体。他们不敢公开取缔，就实行严密的监控，剥夺其行动自由。
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特殊的受难者群体，她们十多年来所进行的抗争，说到底也是一种维权斗争。这次在座的很多难友，都谈到了自己这些年来与警方有理有节地进行抗争与周旋的故事。她们坚持一条底线，那就是不容辱没自己死去的亲人，不拿自己的人格尊严作交易。他们都主张，在上述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与警方的冲突，尽可能争取警员的同情。因为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人，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在等著我们去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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