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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杨建利（左）在全美学自联13次大会上作报告
杨建利：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于民主化力量的成长
【编者按：杨建利在2007年12月26日召开的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上被一致推选为该组织的名誉主席。这是杨建利在全美学自联13次大会上的报告录音整理稿，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需要发育文明健康的力量
二、中国专制统治集团的特殊性
三、对当前中共政权的定性
四、中国民主力量的需要及我们的工作
五、为什么要鼓吹纳税人革命】
一、中国需要发育文明健康的力量
五年的监狱生活让我直接体验了监狱这样的镇压当局和它管治的罪犯之间的博弈。监狱当局以无限不可挑战的权威随时对服刑人员进行着赤裸裸的暴力和暴力恫吓，演示独断专行的无所不能，人身攻击及侮辱，关小号，垄断解释权及洗脑，骚扰及心理折磨，故意让人筋疲力竭，偶尔的小恩小惠，强加的琐细要求以及无端侵犯隐私等等……，同时监狱及警察利用犯人的恐惧和得到减刑等好处的需求对犯人进行经济上的剥夺，在这之前我真不知道狱卒竟然是那样的肥差。而犯人呢，一方面，痛恨监狱当局、痛恨所有政府权威甚至整个社会，恨不得砸烂一切，并对直接残害他们的警察进行残酷的报复，另一方面，在普遍的恐惧之下，他们争相巴结依附警察，以得到好处，显示地位也仗势欺压盘剥其他犯人，得到实际好处和心理平衡。可以这么说，监狱基本上是暴政、暴民、奴隶的结合体。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开始尝试做一些努力，去形成区别于上述三种的文明健康力量。没有文明健康的力量监狱中的恶性循环就会永远继续下去。这个尝试非常困难，但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经验是，首先是自己必须站出来以道义良心挑战不合理的规定和恶性、暴力执法来影响服刑人员和警察，再则选择有效策略用一些成功的进展来让大家相信，行动是有效的，最后就是监狱外面的支持。
在监狱里我也常常思考，专制统治就其本性也是把社会中的健康力量消灭或转化掉，虽然不能和监狱做完全的类比，但是在长期暴力恐惧、谎言欺骗之下，专制社会的基本心态和行为也是暴政、暴民、奴隶的结合体。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历史的特殊性又给中国的现今社会制造了末世腐败和狂欢的基本心态和行为。我们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如何在这样的社会里发展出健康的力量。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将毫无希望。
二、中国专制统治集团的特殊性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中国迟迟不能启动真正的民主化进程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是统治精英不了解民主是什么东西，不认识民主化对中国全面文明的重要性。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出狱后，在中国有接近4个月的自由时间，其间我和近两百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职业背景，从异议人士到现任政府官员，从农民、出租汽车司机到知名教授和成功的商人，从演艺界人士到中共退休的高官。2002年我入狱前也采访了近百名农民工和失业工人。在狱中我同样抓住任何时机，和服刑人员和警察就我感兴趣的民主化问题进行交流。在所有这些人中，几乎每一个都认识到民主的根本重要性，民主应该是最终的目标而且迟早在中国会实现，只不过大家在如何实现，谁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和什么时候能实现的问题上有重大分歧。我还发现，中国的统治精英对民主知识和理论的了解和我们几乎是一样，换句话讲，他们非常知道民主是什么东西。
既然人们知道民主是什么、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也相信它迟早会在中国实现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民主化过程呢？当然标准答案是统治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制体制所保护的特权利益。这个答案没有错。但是下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专制体制的统治集团都不愿放弃特权利益，无论它是左翼的专制还是右翼的专制，无论它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但是为什么在国际环境比现在更差人权观念并没有象今天这样普及的国际环境下它们发生变化，为什么中国不变，中国特别在哪里？它的特殊性完全在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近六十年的历史。
在中国统治的近六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做了两件完全相反的事，一个是用枪杆子剥夺了所有人的财产建立了公有制，另一个是在枪杆子的保护下，把名义上属于所有人的财产巧取豪夺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贵垄断市场经济。如果仅仅是一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搞公有制的问题，统治集团的成员还可以解释，我们是为了政治理想而为，虽然现在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当时的政治选择甚至政治迫害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他也可以说我当时的剥夺、迫害等行为是上级命令的，归根结底是毛泽东的错误，把责任推给上级或死人。但是，另一件相反的事情也做了，而且做到了几乎所有的人不仅参与了政治迫害而且全面深入骨髓的腐败，几乎每个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成为了贪污犯，他们再也无法为自己解释开脱了，你总不能说，江主席让我贪污的，胡主席让我腐败的吧。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十年使得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不仅仅是集体的政治选择问题，统治集团不是简单地放弃特权利益就了得了的，而是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经济清算、法律制裁和民众无序报复的问题。所以整个统治集团没有信心开始甚至接受任何政治变动，他们认为他们的劣迹已经把自己未来的路堵死，就像一个犯了死罪的人无论如何也不想归案，能拖一天就是一天。他们不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民主而不接受民主，相反，恰恰是因为他们知道民主是什么他们才害怕民主拒绝民主化。这就是中国变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原苏联的问题比现在的中国简单，因为苏联共产党只犯了一方面的错误。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没有那么困难，它只是一个家族的问题，不像中国，统治集团人人自危。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也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国民党尊重私有财产，从理念上认同民主，搞独裁羞羞答答只能借着动员戡乱的名义搞，官僚腐败和贫富差距都在可控范围内，民主化对统治集团只意味着失去特权，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担心。民进党执政八年也未查出任何国民党时期的严重的腐败案，就是佐证。
中共十七大再一次清楚地让人们看到上面所描述的事实。这样一来，任何领域的问题继续累积，危机加深，问题越多危机越深统治集团就越怕搞改革，因此就拖延改革，拖延改革，问题就更多，危机就更深，中国就陷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三、对当前中共政权的定性
共产党把两件相反的坏事都做了，它的政权合法性就无法自圆其说。从理论上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两件相反的事情都是对的，中共党人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从三个代表到建立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一直试图填补理论上合法性的鸿沟。就算1949年中国的老百姓选择了共产党政权，但是老百姓还可以做再次选择，在这一点上中共政权在理论上也无法解释，更何况，中共政权近六十年，造成数千万的生命损失，无数的冤假错案和无数个家庭的悲惨命运，无法估量的文化、环境、道德损，现在仍然制造着大量的人群危害案件，泛滥着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规模的政府腐败，继续制造世界最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在实践的意义上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中国政府死死抓住经济发展这根救命稻草，来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所以说“发展是硬道理”，其道理之硬就在于此。
但是，先不论无所顾虑的经济带来的对其它领域的长远伤害，经济发展的成果继续向权贵集团倾斜，中国政府一方面怕官员的腐败引起控制不住的民怨，另一方面默许统治集团的成员进行无所不在的权钱交易对无权的老百姓进行盘剥。所以中共政权在经济领域是一个掠夺性的政府。政府的级别不同有着不同的掠夺性。级别高的政府，如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更像留驻式掠夺，多少要考虑社会福利以证明自己是主人不是如实抢劫者，但是地方政府就不管这一切了，短期行为使他们更像流寇，对百姓的盘剥肆无忌惮。
民怨不断增加，集体抗议活动逐年增加，目前每年的集体抗议活动可高达10万起。中共政权不愿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的经济掠夺行为，因为那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上面已经论述过这是整个政权要死守的底线。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和谐社会，他们把大量的纳税人的钱用在扩展警察力量上。近年来，警察不断扩员，待遇不断增高，设备不断更新。现在中国已有各种警察总数460万，看管镇压着各个地方和领域的可能的不稳定因素。只要当局决心这样做，任何地方一般规模的抗议示威都会迅速被扑灭。所以说中国是一个十足的警察国家。
但是在政治上中共政权是处在守势的，要求民主化的压力不仅来自外部来自国际舆论，而且更来自中国内部。虽然人们比以往享有了更多的个人自由，比如择业，迁徙，私人财产等，但是这些自由都没有很好的制度化保护更没有民主过程的制度化固定下来。这些个人自由，整体的尤其是个体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农民失地、城市搬迁户、等等都是最好的例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没有政治权利----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集会自由、抗议示威自由、独立竞选的自由，公开公正的选举被选举权等----的保护，个人的自由没有保障，个人的权益包括中共长期强调的生存权随时可能遭到危害。从不同方向，出于不同原因的要求政治变革的声音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完全明白自己站在历史错误一边，但是有没有信心也没有力量进行民主化，死死守住政治权利领域不放，在政治上处于守势。
在这里我要对当前的中共政权做一个概括。中共政权是合法性资源几乎枯竭的、经济上掠夺性的、政治上处于守势的、死死守着一党专政体制的、百分之一百的警察国家的政权。
四、中国民主力量的需要及我们的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中国如何开始民主化呢？中国开始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是中国要有民主力量----中国社会的文明健康力量。那么在中国如何才能成长出文明健康的力量呢？暴政、暴民、奴隶都是不能指望的。比照我在监狱的三条经验，必须有人站出来以道义良心挑战恶性、暴力执法，恶法和不合理的制度来影响大多数的人，转化暴政、暴民和奴隶，再则选择有效策略用一些成功的进展来让大家相信，行动是有效的，最后就是国际的支持。
可喜的现象是越来越多人勇敢地站出来，成为形成了文明健康力量----民主力量----的基本因素，陈光诚、丁子霖、胡佳、杨春林、姚复信、姚立法、刘晓波、贺卫方、茅于轼、刘军宁、朱学勤、汪兆钧、郭泉、高耀洁、李昌平、李锐、高志晟，郭飞雄、石涛、莫少平、、、、、、、，还有怀有宗教信仰的群体等就是代表因素。而且最令人鼓舞的是这些因素来源已经打破了传统的体制内外的界限。但是，中国的民主力量非常分散，没有形成规模的组织，松散的组织也没有，没有公认的领袖集团，没有被广泛认同的把各类抗争引向协调呼应行动的对未来中国的规划、民主化纲领、策略和行动原则。这三方面的问题是互为因果的。缺少这三大要素，民主力量只能在低层次运作，没法发展壮大，产生全局影响。
知道缺什么，就知道要做什么。我们在这里第一阶段全部工作的目标就是协助中国的民主力量填补如上三项不足。
首先我来谈搞组织。具体工作内容我就免去，只谈一些原则。组织一定要搞，这个结论可以从共产党一定不让搞组织得出。但是以前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一帮人成立一个组织，分配（或选举）出领导职务，然后由担任职务常常是主要领导制定任务（大部分都完不成），寻找资源，发展组织。我们看到的结果是，领导们的组织成本很高最后成了几个人的游戏，国内成员风险高领导又忙组不了理论、思想、方向指示以及资源上的需求，组织逐步萎缩或越分越小。所以我们必须有新思路。我认为未来成功的组织必须满足几个条件，要依据“好纲领、低成本、低风险、初始阶段有核心集团无中央领导、自我成长”等思路开始推动促成。好纲领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对历史及当前形势的准确描述，二是适合大多数人需求和心理的政治口号，三是可行的民主化策略和应急方案，四是行动原则（如非暴力等），五是对未来中国的规划。低风险低成本很容易理解，在座的也有切身体会，我就不多说了。初始阶段为什么不益有中央和中央领导，这是我基于现实情况的了解得出的结论，目前谁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都会遇到内部力量的巨大阻力，开展不了工作而徒增矛盾。其实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活跃人士中，思想和行动指导的重镇是实际存在的，这些人要由政治智慧默契协作完成好纲领的任务，这些人自然形成核心集团。最后自我成长，任何成功的组织单靠核心成员去发展是建不起来的，红军也不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四处发展起来的，而是各地农民自己武装起来然后寻找红军这样的名号才发展起来的。纲领要好，思想和行动重镇要有牺牲精神、道德感召力以及政治运作能力信誉，各地起来抗议、竞选的有思想的人会自动使用有影响力由信誉的名号，组织就自然成长。随着时间推移，思想及行动重镇以及新的思想重镇根据贡献和德望就会形成领袖集团。
我再来谈谈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于中国人中生长尤其是本土上生长起来的民主力量。但是，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国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像闭门锁国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一样，完全不顾国际形象，完全不理会国际规则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所以国际社会的帮助是正面的有时也是相当有效的。我们在国外的人士不能放弃鼓动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的。我给这种工作起了个名字，叫做“海外开花，国内结果。”
五、为什么要鼓吹纳税人革命
我在监狱里思考的问题中，有一个是，如何把老百姓的利益和民主宪政运动的目标结合起来，以坚实广泛的基础启动一场旨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的革命性变革。为此我提出“纳税人革命”，
在这里革命不是指暴力推翻，革命是从制度变革的根本性上来谈的。我认为只有谈纳税才能把公民与政府的主仆关系讲清楚，才能把政府的权力界限说清楚，才能说明为什么公民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在这些问题上其实许多民众是糊涂的。只要谈纳税就能把宪政民主谈清楚。目前几乎所有问题都是因为民众没有政治权利的保护而其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受到危害而造成，谈纳税人革命可以引起共鸣。每一个人都是纳税人，谁都可以参加这场革命，所以包容性最大，因为民主化问题不是一个阶级，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造反的问题，需要最广泛的参与。所以我提出纳税人革命，邀请大家参与这个题目的讨论。
(在全美学自联13次大会上的报告录音整理稿2007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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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7期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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