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金燕

4月2日


撇开2002年胡佳在艾滋病村探访村民时被当地警方拘禁一事不计，2004年4月3日到2008年4月3日，胡佳"坐牢"刚好满4周年。

这四年期间，他坐的牢五花八门。既有"明牢"：2007年12月27日至今，他被拘禁在北京市看守所；2006年9月7日、8日、26日和2007年5月18日，他被公安局传唤到北京市通州区中仓派出所长时间问话。

也有"灰牢"和"黑牢"。这是一种由警察执行却在台面上说不清道不明的非法拘禁。共同特点是：便衣警察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抓住胡佳往车里塞，有时还套上黑头套，运到一个已经布置好的"小黑屋"（一般是某个旅馆的地下室或紧拉窗帘的小房间）；要么对其进行"说服教育"，要么用污言秽语对其攻击谩骂，要么对其拳打脚踢，甚至用皮带把其全身捆住并坐在胡佳的身上；每次拘禁少则一两天，多则四十一天，次数多得记不清；这些"灰牢"、"黑牢"，警察们不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事后还一概不承认。由于这些回忆很痛苦，被我有意识地忘记，现在只能列举一些有确凿记录的"灰牢"、"黑牢"记录：2004年4月3日、4日、5日；4月13日、14日、15日（中间释放过一次）；5月22日至6月6日（先被软禁在家，后被带走关到旅馆地下室）；2005年4月28日至5月4日；7月2日胡佳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通州区后，又多次短暂"失踪"，详情只能将来再述[1]；11月在郑州举办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期间，胡佳被警方抓走后，因卫生部高级官员出面干预，他侥幸免住"小黑屋"，而是被警察挟持着到洛阳等地"参观"艾滋病防治示范区；2006年2月16日至3月28日被便衣警察绑架秘密关押共41天。

第三种是"家牢"。简单地说，早上外出时，突然被一群穿便衣的警察和保安拦在家里，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只是说"今天领导有命令，你不能出去"，日复一日，不知何日休止。无论胡佳是讲道理摆法律，还是拼尽力气往外冲，都无法成功外出。被软禁在家的时间，一次比一次持续得更长。详细的情况，可以看我们的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

第四种是"移动的牢笼"和"株连的冤牢"。无论是在河南做调研工作，抑或只是单纯地为艾滋病逝者朱进中送葬，还是为躲避六四前后的再次非法拘禁而蛰居郑州，抑或只是陪同我回福建探亲，以及在北京的敏感日子和平常日子，身后无不明目张胆地跟着几车（一般是两辆车，有时也有摩托车等）的便衣国保，"必要的时候"立即把胡佳强制带走，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作为妻子，我也被牵连，常常和胡佳一样失去自由。一些故友和密友，也莫名其妙地受牵连，间或失去自由。

据不完全统计，胡佳没有自由的日子，2005年有126天，2006年有214天，2007年有226天，2008年至今没有自由。

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连蚂蚁也不忍踩死的佛教徒，一个爱护环境、爱惜生命的素食者，一个为百姓请命的"好管闲事者"，对这个社会，不但没有坏处，而且称得上小有贡献。现在他因为写了几篇文章，接受了外国记者采访，就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心揪得紧紧的，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已过世的姥爷，因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政府只有一个，不管哪个党执政，有选择的余地吗？）及信仰藏传佛教等，被劳教，从1958年到80年代初，扣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姥爷的子女在臭老九被踩脚下的年代，也受牢狱之灾，现在他们不愿多谈；他八十多岁的伯父从1955年"肃反"开始，被判刑、强制劳动长达25年，根本原因，也不过是其要公道敢说话；他七十多岁的父母1957年还是大学生，都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强制劳动长达22年；如今胡佳还在看守所里，妻儿也不得真正的自由。

我们都是普通人，也常常恐惧，我们盼望的，无非是家庭团圆幸福，推动并受益于社会进步。胡佳的健康，在41天失踪时已被严重伤害不能康复，目前最多只是维持现状。如果他被判刑，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于他的健康，是雪上加霜；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也是悲剧。如果还用旧的方式对待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对待又直又憨的青年，损失牺牲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家庭，更是这个社会，那么中国的将来，谁还愿意、还敢、还能承担？


曾金燕：胡佳案开庭时间地点


今天下午四点多律师告知，胡佳案开庭时间地点：4月3日（星期四）上午九点半，北京市第一人民中级法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庭审，按程序应该是宣判，理论上我可以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