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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回应：我不太同意刚才这位先生的说法，说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有一条鸿沟，知识分子对老百姓的疾苦和苦难都是漠不关心的，或者是根本不了解的。起码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民间出来的，我曾插队7年，天天跟农民在一起打交道。我所推崇的南非的和解模式，它也是有条件的和解，是真相与和解，首先要把历史真相搞清楚，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那些犯有罪行的，做了坏事的人，你要把你做的坏事你的罪行要清清楚楚地交代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条件是国家补偿，对于当时受苦受难的，受损伤的这些人，国家必须要有补偿。总而言之一个是说有条件的和解，另外就是说这些条件应该是可行的，而且国家要有一个整体的安排，这个安排其中包括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和解。如果提出的是不可实现的条件那就不是和解，那是以和解为名的勒索。
刘晓波补充发言 ：
对于中共高层，要是指望他们主动在政治上撕口子很难，但是一旦有一个大的突发事件，谁都很难说这个突发事件什么时候出现，当局已经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过程，当大形势到了，不排除当局可能被动地顺应民意。例如在接班人这个问题上，江泽民也想象邓小平那样能够钦定自己中意的接班人，但大势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他也就只能接受胡锦涛。江泽民都没有权威指定接班人，胡锦涛就更没有这个权威。为了建立进退规则，不是按照选举，而是按照年龄划线，这带有点玩笑性质的，就是说人事上的安排摆不平了，就按年龄卡，比如说曾庆红超过3个月就下了，而贾庆林差5个月不到就还在台上。这说明党内的人事安排必须谈规则，那么他们这些寡头之间谈规则，他们内部达成妥协之后，民间的空间就会放大。
再说到台湾的问题，马英九上台了，如果马英九在两岸政策上除了经济上三通之外，走得更远一点，向中共提出新三通，先通媒体，资讯通，胡锦涛的讲话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可以全文发，我马英九的讲话可不可以在你中央电视台播，一两家媒体播也可以，只要是中国言论自由能够有突破，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马英九上台之后如果敢于继续跟大陆打民主牌，提出“民主统一”你中共接不接这个球，反对陈水扁还有民族主义的基础，你反民主你有什么基础？马英九5•20就职之后半个月就是“六四”了，台湾还会搞纪念活动，看马英九去不去，如果马英九作为总统去了，他提出我还要纪念“六四”，胡锦涛怎么回应，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丘岳首补充发言：
我刚去台湾观摩大选，近距离感受台湾的民主。台湾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民调显示已经是70%以上的人持这种观点态度。他们希望大陆民主化，因为大陆民主化对他们有两个好处，一个能减少他们所受到的打压和威胁，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还并不是完全死了“中国心”，因为另立一个小的国家并不一定是好事。我几次问他们，什么情况下你们愿意考虑统一呢，回答几乎一致强调，最后一个机会就是大陆尽快民主化，从价值理念上拉近距离，否则的话，两岸渐行渐远，谁也阻挡不了。
再回到亚峰刚才的讲话中来，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思考，第一是经过热烈的讨论，我们已经形成初步共识，和解这个概念可以来放大推广，那么作为一条新的路径未来如何来走，譬如非暴力合作的管道如何来尝试探索。二是亚峰建议我们集中提政治和解，我本人持赞同态度，这是考虑到民主化的急迫性。我也留意到一些提法，包括政治和解、族群和解和社会和解，各个层面都有一些不同，族群的和解，主要是包括诸如汉藏等民族和各社会阶层的和解，社会和解就比较宽泛，杜光老先生最近文章中就多用社会和解这个概念。我们都意识到中国民主化的急迫性，可以更集中提政治和解。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发展到今天，在物件器皿上即硬件方面，中国已经很有现代化气息了，我们已经积累很多现代化的东西。政治民主化这个最后门槛一旦跨过去，中国就进入到现代化文明国家。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都是大陆民主化急迫性的重要因素，另外从全球化视野来看，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经济实力、制度这么落后的国体，是免不了要与文明世界的利益和价值理念发生大量的冲突的，你把“和平崛起”叫得震天响也很难让人家放下心来。集中谈政治和解，并不是说我们忽视文化的问题，文化问题相当大，但文化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来解决。当然也不是说民主化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民主化只是有利于从快解决我们现有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也有利于解决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弊端。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我们应暂时集中精力在推动政治和解方面做些工作，我觉得必须由政治和解作为突破口，以此来带动全面的社会和解。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社会的全面和解相对比较容易。
杜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近几年来，媒体和民间经常讨论如何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这说明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和期盼。我认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宽容和解的精神，宽容和解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件。
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多次指出，目前各种社会矛盾中最突出的就是官民矛盾。我很同意他的见解。从中国社会发展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就表现为贪官恶吏和受他们欺凌压迫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基层，老百姓的感受尤深，他们不但身受欺压，而且往往在申诉冤情时，还遭到蛮横无理的打击与镇压。近几年来，群发性事件与日俱增，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迫切需要以宽容和解的精神，正确对待，妥善处理。在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由于许多律师的介入，维权群众被引上了合情合理合法的和平非暴力的轨道，他们力求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讨取公道。但是，那些握有权力的官员却报之以暴力镇压，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社会和谐可谈呢？
近20年来，许多党政官员利用特权，贪污受贿，聚敛财富，成为亿万富翁。与财富积累的同时，社会上不断积聚着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这些不但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而且埋下了社会动乱的种子。人们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缺乏公平的怨恨，对身受欺凌的愤怒，对暴力镇压的反抗，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生活在弥漫着怨气戾气的环境里，人们很难和睦相处，同时也充溢着不安全感。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提出四大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原来对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很理解。经过21年的右派生涯，才深刻体会到免于恐惧的可贵。虽然我的遭遇在55万多右派分子中属于比较好的一类，患难中有许多好人相助，但是，作为“地富反坏右”的第五类“人民公敌”，我内心里却深怀恐惧，提心吊胆，唯恐会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挨批挨斗。从个人的体验，我联想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对社会的重大意义，特别是经过这十多年的观察、思考，我进一步认识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自由。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恐惧之中，思想、信仰都不可能自由；即使免于匮乏，生活没有丝毫乐趣，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进入2008年，有两件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一是《法人》杂志于1月1日发表记者朱文娜的文章——《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揭露了西丰县的黑暗面。西丰县委竟然派遣公安局和政法委的人员，以“涉嫌诽谤”的罪名，到北京来抓捕朱文娜。一是1月7日下午，湖北天门市的50多名统一着装的城管人员，在市郊湾坝村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堵塞公路，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恰好路过，车子无法通行，他便下车，拿出手机想把当时的情景录下来，结果被城管人员拳打脚踢，伤重而死。这两个事件，一个是出于记者的职业责任感，如实报道新闻，一个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不公进行干预。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却遭到了被拘捕的恐惧，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后来虽然进行了必要的处理，但在人们心头所造成的伤害，却是很难平复的。它使人不敢履行自己的责任，行使自己的权利。至于郑恩宠、陈光诚因仗义执言而被判刑，更是对社会公平的亵渎，对社会和谐的嘲弄。近几年来，滥用政治权力、制造恐惧的新闻时有所闻。:如：广州市天河区李月明和上海市普陀区李秉浩先后在2004年7月20日和2006年2月16日被当地的城管人员打死；孙志刚平白无故地被抓进收容所，殴打致死。又如“处女卖淫”事件，好几起“杀人犯”冤案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摊贩随时担心着城管会来没收自己的货物；小企业主为频繁的检查收费而胆战心惊；各行各业，都在承受着滥用政治权力所带来的威胁，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有飞来横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造成上述种种现象的主要根源，是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那些贪官恶吏就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为非作歹，这才造成了遍布社会的冤假错案和人们心头的恐惧感。所谓官民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是贪官恶吏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因此，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创造一个能够限制滥用政治权力的机制，使他们没有可能利用权力来压迫民众，谋取私利。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彻底改革政治体制，废除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真正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虽然是一个人民期盼的前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要执政党还权于政，还政于民，在最近的若干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就当前来说，要克服各种破坏和谐的因素，扭转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主要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监督机制，既要加强权力机构内部的监督，更要加强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有了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才能遏制官员滥用权力来压迫剥夺民众的冲动，消除不和谐的因素。二是提倡宽容、和解，用宽容的精神来化解各种矛盾。近年理论思想界和新闻界对加强监督问题论证较多，现在需要大力弘扬宽容与和解，营造宽松的环境，以促进社会和谐。
宽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倡的“仁”的学说，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亲仁”，都包含着宽容的内涵。孟子的“仁政”思想，如“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既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也表达了执政者对民众宽容的精神。近代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胡适，也都是宽容传统的继承者和提倡者。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胡适提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都是宽容精神的经典表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宽容，也是胡耀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政时所展现的魅人品德之一，他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执着和热情，对反对他的那些政客的宽厚和大度，都表现出他的宽容精神。在那个短短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民得以沐浴自由的阳光，享受着虽然有限却十分难得的宽松民主的生活，社会呈现出相对和谐的图景，都得益于胡耀邦的宽容精神。可见，领导人的宽容精神对于社会和谐，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这个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对目前的当政者应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以宽容的精神促进和解，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通道。而要实现和解，就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形成当前的不和谐局面的社会矛盾，分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1、对于一些全国性的历史积案，如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执政党已经意识到这些历史错误，就应该像台湾对待“二二八惨案”、韩国对待“光州事件”那样，公开向人民道歉，求得人民的谅解。这样只会提高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2、对于目前认识还有分歧的事件，如六四，法轮功，则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查明来龙去脉，公布真相，有错误就承认，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3、对于遍布各地的冤假错案，可成立省市县的“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接受蒙冤群众的申诉，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凡是冤案、假案、错案，都应平反，并给以一定的补偿；对徇私枉法的官吏，要绳之以法。4、解除对一些守法公民的监视、跟踪（对有刑事犯罪嫌疑者除外），指导思想上要转变以友为敌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以理解取代敌视，以宽容和解取代暴力镇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5、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撤除劳教场所。五十年来，由于劳教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它已经成为非法惩处无辜公民的黑监狱，构陷平民、榨取财物的恶劣手段。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几年来不断有人呼吁取消这个罪恶制度，认为它的存在是中国人民的耻辱，执政党应当倾听人民群众的这个呼声。6、解除对滞留国外的同胞的回国禁令，欢迎他们回来参观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允许他们来去自由，鼓励他们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建和谐社会。
前面所说的六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施行宽容政策，实现社会和解的重要步骤，是解决官民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得到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促进社会的和解与和谐。同时，也会大大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当然，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它将会遇到空前强大的阻力，因为这将会损害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定会顽强反抗。但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解，构建和谐社会，为了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不能因为权贵集团的抵制和反抗而畏缩不前。在权贵集团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人民宽容还是对权贵宽容，也不存在通融的余地。我衷心地希望掌握党权政柄的领导人能够认清孰轻孰重，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做出明智的抉择。
2008年4月6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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