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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官民矛盾存在着一个激化的趋势，而官民矛盾实际上是中国走向立宪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宪法学当中最重要的矛盾就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矛盾，和所谓的官民矛盾实际上是一回事，正是这一点上我发现中国解决现在的官民矛盾，真正最重要的出路就是透过一个宪法和宪政的制度来解决官民矛盾，否则通过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建立社会的和谐。官民矛盾的激化实际上是标志着中国立宪政治开始走向可能乃至成熟，并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我们现在很类似于晚清时期，当时晚清有两种话语的争论，一个是改良派的立宪话语，一个是革命派的共和话语。最后大家都知道是共和压倒了立宪，革命压倒了改革。我认为2006年可以被视作改革彻底终结的年代，从200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之后的一个立宪时代的开端，或者说即将进入真正立宪选择的预备时期。
在1980年代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所以说你可以发现以高校为中心的大学校园，建构起来的一个二元对立：现代化和非现代化。所以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很简化的，比如说中国传统社会是野蛮的，西方是文明的，这个1980年代末期的学生请命运动基本上是一个简化的二元问题，它在政治上显示也是所谓专制和民主，但是实际上中国真正迈向法制和民主的先进动力不是这个问题。中国未来的走向是依赖于更加真实的个人利益。当然在利益之上，我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道德人、属灵人。毫无疑问，1980年代大家对这些东西考虑是不够的。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转型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制度和规则转型之后，就激发了整个人性各种各样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以利益诉求为核心的斗争就成为一个常态。在这种背景底下，旧有的政体框架不能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越来越明显。所以2000年代以来，民众维护自己利益最大的一个进步，就是通过维权运动把群众的利益和全人类尊崇的人权相联系。在西方政治哲学里面，权利和利益是并举的，但是两者不能够相互取代，不能够把权利简单地归结为利益问题。庸俗的经济自由主义很大的问题是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为利益和效率问题，忽略了从人权、法制、正义的角度。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需要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利益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公益和正义的维度。把利益提升到权利的高度，恰巧是作为维权运动的立宪思潮两者之间相互激荡的深层原因。
秋风：我补充一点。我注意到公民维权正促使着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比如一个农民陷入土地纠纷之后，他会很自然地把它上升为一个权利问题，而不仅仅是说对方补偿多少钱的问题，他说我要维护他自己的权利。恰恰是因为基于利益而用权利话语来表达的一种诉求，这就使得立宪具有某种可能性。如果说是80年代像亚峰说的所谓理念的政治，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诉求，这种诉求非常容易演绎为对政权更迭的要求，必然会激起执政党内保守派的恐惧。而现在这种公民维权运动，不仅可以在后极权社会存在，就是说在威权社会，或像满清皇权的社会中都是有可能展开的。就好像是蚕在蛹里发育，最后演变成一场渐进的革命。
因为所有的维权运动最后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政体外壳有多大的弹性。民众的维权活动往往是很分散的，本身并没有政权更迭的要求，并不会威胁党的这种权力控制。清末，慈禧太后也同意去搞一些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个就是立宪政治的开端。维权运动的再生能力和持续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革命会不会到来，取决于政体是否存在着足够的弹性，如果存在着足够的弹性，是可以实现所谓自我的革命的，立宪政治就成为可能。
范亚峰：第三个需要探讨的就是精英与大众的问题。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实际上是最为复杂的一个问题。至于精英，可以定义为资本精英、文化精英、权力精英。精英与大众的问题不单单涉及到政治法律制度本身，他涉及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结构。共和体制要实现的是精英和大众关系的融合，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精英和大众的矛盾现在越来越深，精英要受到遏制，精英要讲良心，要讲良知，大众则要讲节制，大众要讲中庸。精英必须绅士化，好像英国的绅士，他要有一定道德担当，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中国和平转型的关键是能不能形成一个绅士群体，绅士阶层。这样才可以避免造成相互矛盾仇恨的心理，可以缓解极端思潮的泛滥。
王从圣：（北京独立学者）
实际上，很多人对于体制的东西都是反感的。我们学校，很多党员同样对执政党所发动的"三项教育"等活动没有多少不反感的，没有多少不骂的。你可以发现，他并不认同这个体制，他为了只是生活和保住工作，他没有办法。体制内人士当有不少是反对体制的，老百姓当中反而比体制内的人更多地支持这个体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我注意到很多人崇拜毛泽东，遇到一些社会矛盾，他们就希望毛泽东这样的人能出来解决问题。可见，对民主和专制的鉴别和认同，往往并不取决于是体制内和体制外。这比官民之间的冲突，可能更有实际意义。因为体制内官僚中，肯定有很多人内心也信仰民主。他不赞同那个体制，但是他身在其位，如果有机会他可能成为一种捍卫民主的力量。在东欧各国，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存在：很多当时体制内的高官们，到后来成为非常坚决的捍卫民主、建设民主的一种力量。波兰第二次选举的时候，科瓦西列夫斯基原来是共产党团的书记，当时他通过选举上来了，整个西方世界都觉得害怕，都觉得他可能成为一种红色的力量。但他上来以后，实际上对于民主体制的稳固、市场经济的推进起到了更坚定的作用，往往比右派还坚定。
所以，我们的判断不能陷入一种机械的二分模式，不能说体制内就是阻碍民主化的力量，体制外就是对民主化有利的力量。作为知识分子不能陷入书面上文字上的探讨，应该用力所能及的这种力量，多做一些民主常识的普及性工作，让更多的人理解民主，让他们知道专制的害处。现在的宣传机构总是宣传民主的不好，如把台湾选举中敲桌子、骂人等等行为的效果放大，让普通老百姓感觉民主这个东西不好。我们当前不应跟着西方已经成熟的民主体制跑，讨论一些跟我们现实很脱节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汉密尔顿、杰克逊这样的人曾经讨论的问题，需要再结合中国实际来深化他们的问题，说到底我们是要怎么样清除专制，怎么样建设民主，怎么样更加好完善这个制度。
范亚峰：王从圣先生致力于转型宪法学的研究，他收集了100多个国家宪政的经验，写的东西节非常有启发性，因为这种经验对中国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民主的奠基跟民主宪政观念的启蒙，也是两回事。总的来讲，民主转型跟真正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结构的各种危机，比如说经济危机、或者说统治危机，转化成一个转型的契机，跟他人数的多少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例如，共产党在1949年获得政权时，当时中国老百姓真正了解共产主义的有多少人，在五亿人中微不足道，但共产党成功地通过暴力完成了政权更迭。
郭松民（北京独立学者）
刚才秋风说共产主义不讲道德，这一点我非常不同意，因为我觉得共产主义出发点正好是高尚的道德。正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状况、贫富差距等问题造成了非常残忍的状况，首先是道德上受不了，然后才会出现共产主义的信念。到了新世纪以后，"左派"这个词不是那么难听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慢慢在恢复名誉，这个现象恰恰是由于贫富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嫖娼、贩毒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出现以后，导致民众从道德上产生反感，再回头寻找跟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关的思想。另外，还有一个"宪政"的问题，我个人人为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应当先争取一个民主的体制，我觉得左派在这个体制下受到的压制更厉害。例如主流媒体上从来听不到左派的声音，自由派的声音却成了公开的、主流的。你们看《炎黄春秋》杂志上的文章，几乎挖到共产党的祖坟上去了，反而在继续办下去，他们的作者照样被邀请参加中共十七大。反而老左派办的一些媒体如《中流》、《真理的追求》等杂志却被封杀掉。我想，如果民主化之后新左派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另外，宪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情怀。如果未来我们真的有了选举，会不会对国有企业的贪污腐败进行清算？如果大家执意要清算怎么办？会不会继续引发社会的冲突？很多社会上的丑陋现象，不光是权力带来的，有的也是贫富差异带来的。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印度有个富商在印度孟买市中心用了20亿美元建了一套住宅，自己的一家几口人带着大约600多仆人住进去，与此同时孟买有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大概有700万人。如果未来的宪政体制解决不了这样的贫富差距，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的，也是非常不道德的。
关于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我觉得主要是自由主义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首先必须要成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我在很多自由主义者身上看到专制主义的倾向。你看国内有些报纸全是自由派的声音，一点没有其他流派的声音，这哪里有自由主义的味道。如果这个倾向不改正的话，我觉得自由主义者在宪政民主之后即使上台了，真正的自由主义也不会得到实现。自由主义精英还要解决好和民族主义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我觉得自由主义在中国也是没有前途的。马列主义如果没有中国化，在中国也不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那么自由主义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好像还没开始。自由主义中国化，说到底就是必须解决为中华民族找出路的问题，而不是将自由主义的教条坚持到底。比如南方都市报副主编长平的那些文章，他就是把民族自决权的原则用到汉藏之间的关系。如果在中国将这个原则贯彻到底，直接的后果就是所有的民族都有权建立民主国家了，肯定会带来大规模的种族清洗，就会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自由主义还要走出受害者的心态，海外华人搞一个抗议CNN的活动马上就说是文革，说是义和团。包括前一段时间对南街村和样板戏的围剿，完全是一场政治围剿，丧失起码的冷静和理性，和自由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宽容心态不相吻合。
徐剑一（北京独立学者）
从个人的立场或观点来看，我肯定也是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在对现实的描述、路径的选择等诸多问题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分歧还是很大的。不过，无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楚到底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大，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按照邓力群、魏巍这种这些极左派的想法搞下去，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同样如果按照张维迎等极右派的思想贯彻下去，也会造成很多问题。也就是说，温和左派或叫中左、温和右派或叫中右的联合和合作才是防止极右和极左的最好办法。我们之间共识大于分歧，应该是以后是合作大于冲突。这次，左派与右派能够聚集在一起，能够这样交流，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样才能促成一个比较理性的思维占据主流，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
范亚峰：郭松民谈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我想回应一下。事实上，自由主义中国化早已开始，应该说不是一个起步阶段，而是进入收尾阶段了。宪政学者王天成就曾说过，照搬照抄所谓的西方民族自决权是非常荒谬的。民族自决权，这个概念只有列宁喜欢。在中华共同体之内，比如象台湾或者西藏等地区，牵涉的各种利益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民族自决权来解决。建立在民主主义之上的民族主义才是最牢固的，依靠选举而不是枪杆子上来的政治力量，肯定会对这块土地上的选民负责，要为自己这块土地来争取利益。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的高涨实际上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一个前奏，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奠定了一个基础。
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包括我在内的宪政主义者，都不会认为宪政能够包治百病。宪政的功能是有限的，它只能解决政治法律等公共领域的问题，它不能解决人心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消灭贫富差距。但是宪政的结果肯定是中左和中右的力量，也就是中间力量占据主导，也就客观上有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如果是平等倾向的左派人士上台，他肯定是倾向于减小这个贫富差距。如果是右派倾向的政党，他肯定是倾向于让社会更有活力。考虑中国强大的平等主义传统，所以我认为极右很难占据上风，贫富之间的差距肯定会减少，社会福利肯定会增多。
范亚峰：上半场，我们讨论了一些基本原理问题，下半场我们可以就具体的时局来进行一些探讨。
王光泽（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
关于当今的时局，我就讲我的一点担心。奥运会之前，大家都觉得局势也比较紧张，当局在这个时候变得更加敏感，去防范一切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情。这其中包括对维权律师群体集中的打压。维权律师实际上对于民间维权起到一个纳入法制轨道的作用，将很多社会矛盾解决于共产党控制的司法系统，这等于是送货上门。但是当局过分敏感，导致他们误判形势，认为律师起到挑讼、纠集的功能，而没有看到维权律师群体的存在有助于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功能。我觉得这样继续搞下去的话，将来会造成底层的维权群体将丧失采取法律行动的信心，他们可能会采取更多的非法律化的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维权活动，甚至会酿造成很多大规模的街头运动，造成整个社会的巨大动荡。
与此同时，从去年的雪灾可以看出，中共的统治能力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在应对危机机制的时候缺乏有效的协同能力。从雪灾这个问题上，甚至可以看得出来未来中共政权管治能力衰竭的影子。8月份召开的奥运会，将会使中国的动员能力达到极限。我怀疑在奥运会之后，会不会出现类似于发条过度紧张之后的断裂，中共的动员能力面临巨大的问题。而底层民众维权采取非法律化的方式越来越频繁，这样就会导致民间群体性事件和中共管控能力衰竭的此消彼长。这样的话，我觉得官民之间就会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奥运会之后可能社会的不稳定可能会加剧。
秋风：我个人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关联，目前没有任何体制外的力量可以和现有的体制相抗衡。这个体制的瓦解，还是依靠体制内部的整体性危机来进行瓦解。比如经济的减速或者是经济危机的出现，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危机的出现。现在物价上涨就导致很多民众生活的压力陡然增加了很多。那如果说楼市、股市出现较大的问题，就会把中产阶级全部套牢。过去30年，维持中国经济比较高速增长的体制，已经缺乏维持高增长的动能，那么在这个时期就有可能发生一个逆转，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经济危机，继而会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
范亚峰：基于对2008年总体局势的判断，我认为当下中国所面临再一次现代化的契机，就是立宪选择已经到了不得不逾越的门槛。中国人百年的奋斗百年的企盼，现在真正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中华文明共同体从周代以来，3000年的专制政体均未实质性地改变，那么说我们将遭遇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08年中的5个公共事件，尤其是西藏事件，面对的直接就是政体转型模式的选择。中国的一党制政体，这种单一中心的金字塔的集权模式到了08年已经漏洞百出。西藏事件、大部制改革都是与政体相关的，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真正的动力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的危机，股市和楼市将成为引爆中国经济危机的两个重磅炸弹。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新的增长模式需要全新经济结构的调整，新的经济结构恰恰需要一个新的政治架构与之相适应。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两种观念的冲突：一个是民间是否能够走向政治成熟，避免晚清的暴力革命模式。民间是否能够成熟地通过分散的维权运动来推动政权改革，和平地推进政体革命。现在的政策也面临很多种选择，比如说中共继续维系过去30年的老路子，走向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前景；第二种思路就是学习蒋经国的历史经验，放民间一把，使得民间的力量在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和平地顺利地崛起，成长为一个值得期待性的力量。在过去几年中共的统治思路里，一种路线是残酷的东西，表现为从汕尾镇压到西藏的镇压，第二条路线，就是从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以及和最近的西藏事件的后期，官方产生某种程度的妥协，这是积极的一面。我认为在大陆的民主化过程中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大陆型的苏东共产体制转型模式的影响，第二种是台湾这样一种民主互动的海洋型模式的影响。共产党和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两种分支，国民党就是孙中山到蒋介石是一个海洋性的路径，模仿的是美国，一个海洋型的国度；共产党是一个大陆性的，它模仿的是苏联，是个大陆性的帝国。1978年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从大陆性向海洋性的转换。到现在为止，影响中国的三个逻辑，第一是个外交逻辑，第二个是改革的逻辑，第三个是法治民主的逻辑，这三种逻辑应该说都是海洋性的，所以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从一个旧的大陆性的文明向海洋性文明的飞跃。我认为，西藏事件标志着中国的危机进入激化期，也标志着中国民间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进入高潮期，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未来危机解决模式的一个预演。西藏事件的第一步是镇压，第二步是煽动闹事，第三步是让步，我认为，不出意外，未来的所谓官民矛盾的解决，最终都会指向互动的和解的、平稳的软着陆的路径。
郭松民：我觉得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我记得好像邓小平当时80年代的时候，有人向他提出问题，中国产生资产阶级怎么办，他说枪杆子还在他们手里，言外之意如果资产阶级造反，还会有武力作为后盾。有一个比喻很有意思，说共产党跟资本家之间是通奸关系。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能说明问题，大家都知道通奸的结局肯定是始乱终弃，很难修成正果，最后成为合法婚姻的可能性不是太大。那有没有可能在危机来临的时候，中共和资本家之间撕破脸皮，中共以枪杆子做后盾，煽动民意的支持，重新发起一场国有化的运动？
范亚峰：我个人认为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不难发现，当今的中国真正具有实践能力的就是两种人，最大力量是的自由派，另外一个就是民族主义，我们发现只有这两种人能够有动手能力，到现在为止左派没有成功地动过一次手，这表明左派在未来动手能力不足的缺陷，这是一个很冷酷的现实。
秋风：关于西藏问题我个人有一点想法。西藏问题公开地爆发出来之后，对于现行的统治秩序来说，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当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宣告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说他建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他构建了一个所谓的中华民族这个大概念。而西藏问题的出现，表明，所谓的中华民族不复存在，或者说正在解体。西藏问题把重建中华民族的紧迫性又提出来了，否则现在谈"大国崛起"、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是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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