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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刘晓波被抓走和零八宪章发表之后，北京市朝阳区国保部门的赵警官多次打电话约我“聊天”。当我还在美国开会的时候，他便将电话打到了我的具有漫游功能的手机上。奥运前夕，便是这名赵警官约我见面，提出奥运前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奉命派专人和专车“护送”我出行，希望我能够接受此种“服务”。我家所在地派出所的钱警官还“好意”地说：“你可以节省大量的汽油呢，现在的油价这么贵。”
这几年来，国保方面都是这名赵警官与我打交道。我对他的态度是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既尊重他作为警察的权力，也从不掩饰我个人的观点与看法；我一般不将这些负责“执行命令”的基层警官当作是“仇敌”——除非他们非要“立功心切”而“拿着羽毛当令箭”，越俎代庖地去干那些上级没有命令他们干的坏事。
这些年来，我与若干负责监视、跟踪和“护送”我的年轻警察有过一些接触，发现他们当中奉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生观的人居多。很少有那种完全被中共洗脑的、忠心耿耿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有一名年轻的国保警察对我说，这项工作没有什么意思，当时到此部门，不过是要获得一个北京户口而已；这个部门在公安系统内部属于“边缘部门”，没有多少油水可捞。还有一名更年轻的国保警察对我说，他虽然是共产党员，却并不信仰共产主义——这年头，谁还会这么傻呢？无疑，即便是作为中国的“克格勃”的国保警察，也早已失去了从事此类工作的“荣耀感”。相反，他们像“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也许因为他们从事此类“特殊工作”，涉足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资料与信息，反倒比一般民众更清晰地看到了中共的本质和中国的现实。在苏联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许多从党内“反出来”人物，往往便是以前的秘密警察头子。他们比其他人都更加深切地知道，旧有的体制已经不可救药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在我家所在小区的警务办公室里，我与身穿便服的赵队长及另外一名身穿警服的警察对话。从头到尾，说话的都是赵队长，另一名警察一言不发。两人都在笔记本上仔细记录我的谈话，但最后并没有让我在上面签字。
赵队长一开头便向我解释说：“此前有几天若干警察和警车你家楼下巡逻，并不是针对你的。当我看到外电的报道之后，专门询问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说，是因为那天小区内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所以全副武装的巡警才出动。”他还说：“即便你在家，我们也不会如此行动，我们的警力也很有限啊。更何况你又不在家里，我们不会如此兴师动众。所以，你对媒体的表述不符合事实。”
我回答说：“你不是说不知道我出国了吗？那又如何知道我不在家中？不过，既然你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愿意相信你一次，但愿这只是一个巧合。”
赵队长接着便询问零八宪章的起草、组织和签名的过程。他询问说：“这份文件是谁最早起草的？你是如何在上面签名的？”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份文件的起草和组织过程，我是在一次饭局上从张祖桦那里看到文本的，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基本认同这份文件的观点，便答应在上面签名。我个人还就宗教信仰自由部分提出过一些意见。这部分意见在最后的定稿中并没有被充分采纳，对此我在最近写的《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表述。
赵队长说，他看过了我在网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你回国来之后这几天很活跃啊，写了不少文章”。
我回答说，你们把晓波都抓走了，我当然要不断地写文章呼吁，直到他重新获得自由为止。我知道我写几篇文章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但我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天晓波不得自由，我就会继续写下去。
赵队长又问：“那么，你不是亲自在文件上签名的，而只是口头上同意的？”
我回答说：“这两者对我来说没有根本的差别。据我所知，这些年来若干次签名都是如此，都是大家口头同意即可，并没有一个你们希望发现的、上面有所有人亲笔签名笔迹的‘原始文件’。我今天在这里仍然要强调，我认同宪章的基本观点，我愿意参与签名活动，即便为此而付出任何代价。晓波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也愿意付出代价。”
赵队长接着问：“你是如何看待宪章的？”
我回答说：“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写了，你再去看看吧。我认为宪章是一份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文件。宪章中没有任何推翻和打倒共产党的字眼，我希望当局能够仔细阅读和考量之。当局应当采取两种好的回应方式：一是在所有媒体上发表此文件，让民众都能自由地参与讨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写文章批评，也让批评的意见发表出来。我们要相信老百姓的判断力，如果这份文件的观点是错误的，让老百姓认识到它的错误难道不更好吗？二是敞开大门与宪章的部分签名者对话，要建立起一种官方和民间的对话机制来，不要动辄将对方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要充分去了解签名者的意见和看法。不是用今天你们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不是让警察出面来了解，而是让行政、司法、党务、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官员都参与进来，与民间社会的代表作交流和沟通。当然，我也知道，当局不可能立即全面接受宪章中的建议与呼吁，但至少可以采纳其中的部分意见，并以此释放出一定的善意来。宪章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一次良机，再也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了。”
赵队长说：“这是你的看法吧？难道你不认为你们在这个时刻抛出宪章，破坏了即将来临的建国六十周年的和谐氛围？为什么你们要在网络上发表，而不通过正常的渠道传递给有关部门呢？我认为这份文件的内容有严重违法的地方。”
我回答说：“我的看法与你不同。我认为，当局只有接纳这份文件中的若干建议，中国的稳定与和谐才可能实现，打压不同意见不会有稳定与和谐。这份文件的起草、组织和签名，都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公民履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些行为并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至于说‘正常渠道’，什么是‘正常渠道’呢？人大和政协是‘正常渠道’吗？哪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愿意将此文件作为提案在大会上提出来呢？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正常渠道’，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正常渠道’可以吸纳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是官方的责任，而不能归罪于民间。民间在没有‘正常渠道’的情况下，只能在网络上发表之。更何况文件还没有发表的时候，你们便上门抓走了刘晓波。”
赵队长接着问：“你对刘晓波被抓是什么看法？”
我回答说：“我和刘晓波是好朋友，我对他非常了解，他是一位理性的、温和的独立知识分子。你们将他抓走，是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和平的方式推进，我们反对暴力革命。如果当局连温和改革的道路都不愿选择，那么中国社会的危机便会愈演愈烈，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司法不公等，最后只能催生更多的用杀戮来寻求正义的杨佳式的人物。”我告诉赵警官，我和刘晓波对杨佳案件的看法相似，我们认为杨佳应当得到公正、公开的审理，司法机关在杨佳案中的表现极为恶劣，让民众对司法丧失了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认为杨佳通过杀人便可以获得正义，杨佳不是大侠，也不是英雄，我们谴责任何的杀戮行为。正是因为后一种观点，我们受到了许多激进人士和愤青的辱骂。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在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暴力革命思潮与拒绝变革的中共当局之间，保持渐进和改良的立场。
赵队长解释说，抓刘晓波不是他们下面的人的决定，是高层的命令。警察只能奉命行事而已。
我继续与之讨论说，如果当局不能接纳零八宪章、不能宽容刘晓波，那么杨佳便会成为更多失望乃至绝望的老百姓的选择。我同意我的朋友、维权律师滕彪的看法：“杨佳案表明中国社会的冲突、官民的矛盾在加剧，这样一个暴力杀警的行为，在民间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同情；对处死杨佳，民间表现了广泛的质疑和愤慨，这非常值得深思。……在民间普遍同情杨佳的背后，也蕴藏着一定的危险，那就是对暴力的迷信。……我不能赞成这样一种选择，从整个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说，广泛的使用暴力只能使这个社会倒退，暴力产生的是暴力逻辑，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政治制度，不能够建立在复仇和暴力的基础之上。”我也希望具体执法的警察们对此有更多的反思。
赵队长又问：“你去看望了刘霞？还与警察发生了摩擦？是上周六去的吗？是我上午跟你打过电话之后去的？”
我回答说：“我是去看望了刘霞，给刘霞送了些水果去，难道这也不可以吗？刘霞又不是犯罪嫌疑人。”
赵队长说：“平时当然没有问题了，但你也要考虑到这是特殊时期，刘晓波刚刚被抓走，你去很敏感。”
我反问说：“哪条法律规定了我不能去探望刘霞？如果你们向我出示一份正式的文件，说不准去探望刘霞，那我就不去了。那天门口的那个自称海淀分局的警察，态度及其恶劣，对待我们像对待囚犯一样凶狠（即使对待囚犯也不能如此凶狠），且拒绝出示警官证。我当然不会给他证件看了。我将去北京市公安局信访部门投诉他，他的警号是038540。”我同时将记载此警号的纸条递给赵队长，希望他记录下来之后汇报上去。
最后，我问赵队长说：“你有没有看过零八宪章的文本？”
赵队长说，老实说，没有看过。一则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二则是网上都查不到了。接着他还发了些牢骚，说他每月只有三千元工资，在北京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还经常周六周日加班。每天下班后回到家里，还要辅导孩子的功课，还要规整家务，忙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我便建议说，有机会还是要看一看文本，如果没有看过便轻率地发表意见，不符合共产党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赵队长的处境，我心中其实深表同情，他们这样的人也是当局愚民政策的牺牲品。他们的工作强度与工资收入确实不成正比。但是，在当下的一党专制体制下，警察也是受害者，警察也没有维权之权利。在欧美国家，警察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有向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甚至有罢工的权利。如果赵队长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警察，他理所当然地可以参与工会的活动，在与政府的谈判中使自己的薪水得到提升。
所以，零八宪章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包括赵队长这样奉命来对宪章的签名者施加压力的警察（结束谈话的时候，赵队长“建议”说，今后你不要再与宪章有任何关系了），如果宪章的内容在中国得以实现的话，赵队长的若干切身利益也会得到切实的保障，赵队长的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明显的提高。职是之故，我个人估计，以警官的身份，赵队长不敢支持与认同宪章；但是以公民的身份，赵队长在内心深处未尝不赞同宪章。
捷克人权活动家、前总统哈维尔在一篇声援零八宪章的文章中，回忆了当年捷克民众发起七七宪章的历史：“我们发表七七宪章，并不是希望创立一个组织，而是为了——正如我当时所写的——创造一个自由的、非正式的开放社区，具有不同信念，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达成这种团结的是我们共同的意愿——即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使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利和人权得到尊重。”今天中国的零八宪章的目的也是如此。七七宪章成为了民主捷克的先声，零八宪章也必将成为民主中国的先声。刘晓波有这样的信心，我有这样的信心，迄今为止参与签署零八宪章的数千人有这样的信心，更多默默地支持与祝福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也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一同努力。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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