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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京生先生（图片来自魏京生基金会）
英国泰晤士报近日刊登中国著名人权领袖魏京生的文章，文章认为现在全球正遭遇着一场经济危机。像快要淹死的人抓到了一根稻草一样，西方的一些人说：中国政府有很多钱，快去求他们来救我们走出危机吧。但他们没想到北京政府这根稻草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救自己。泰晤士报报道，中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预测，中国政府将陷入愤怒的穷人和权贵的富人的陷阱之中。
在看到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存底的同时，很多人也注意到了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0.4%的人拥有中国70%的财富；3亿多人民（占人口的五分之一）每天的收入不到一美元。这个财富极端集中的情况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威胁到中国政府紧攥的权力。
首先，这意味着能够消费的人太少，无法维系一个健康的国内市场。因而，这个被称为"世界加工厂"的经济特别依赖于国际经济的繁荣。中国政府昨天公布，与往年同期相比，2008年12月出口额下降了2.8%，超过了11月份的下降（2.2%），这是十年来下降最快的速度。
出口业的滑坡，殃及到了其他行业。中国政府声称目前城市的失业率是4%，但是官方的这种数据不可信。根据一些比较严谨的统计者的资料，失业率可能已超过20%。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危机比美国和欧洲都严重许多。
第二，失业率的增长和工人工资却得不到增长，推动了仇富心理，也威胁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对中国官方来说，几千万农民工，是最紧迫需要解决的威胁，因为他们过节后将返城，却由于工厂关闭而无职可寻。中国的农民有造反的悠久传统。
中国政府紧跟在美国政府之后，于2008年11月宣布投入4万亿人民币（约6千亿美元）公共消费金来救市。但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的政府不是民选的，而是由官僚资产阶级所操纵的。所以它不会为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而行动，而是会首先去拯救占统治地位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大企业。这些企业则会把财产转移到中国之外的安全地带。
这一点已经是很明显的：从洛杉矶到日内瓦湖畔，超级富有的中国人正在争抢并用现钞购置房地产。随着失业潮而来的社会秩序的失控，社会将更加动乱，并使得更多的资本逃离中国。结果是加强这个恶性循环。
所以，中国政府落在可怕的两难的陷阱之中：要么是帮助普通老百姓（像19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的作法），要么就是为官僚资产阶级牟利。但却不能兼之。
如果中国政府不采用"新政"的方式，它就面临人民的造反和政府被推翻的威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国各地的普遍不满，正在转向暴力。2006年中国官方公布的"突发事件"（"抗议"的委婉说法）是八万多起。据称2008年超过了十万起。这种怨愤的高涨正是中国历史的重演：各个朝代都以暴力达到高潮而结终。
军队的镇压也不会有用。因为士兵的亲属可能就是失业的农民工；军官的家庭也会遭受危机的打击。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帮助普通老百姓，大商人和官僚的统治阶级就会推翻它，换一个能保护其自身利益的政权。
第一个替罪羊就是总理温家宝。他在四川地震后的眼泪特别出名。但他的眼泪可能骗得了老百姓，却骗不了官僚资产阶级。他的结局已经定了，剩下的只是时机的选择。
中国是个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很多政变的国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两例。一个是1971年，林彪主导的、不成功的反对毛泽东的政变。第二个就是1976年，华国锋的成功政变，推翻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共产党内部的政变会形成一个暂时稳定的局面，给予机会着手解决面临的经济危机。
如果政府不能拿出一个解决方法，它就会垮台。在民主国家，政府更换是个正常的过程。但在专制国家，那却是个你死我活的过程。特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以来，官员的轮替带有越来越重的血腥味。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份，被枪毙和下狱的官员越来越多，通常的理由则是惩罚腐败。中共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内部矛盾越来越大，大家都想拿敌手当替罪羊。
从各种渠道和国内接触到的各阶层人士反应来看，人们估计，2009年天安门大屠杀20周年，或者2010年，将是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忍耐的极限。一个特别的案件很能代表大众的怨恨情绪。一个叫杨佳的人在挨打后作为报复杀死了六名警察并被执行死刑。但对许多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他成了反抗的象征。社会各界人士把他当作是侠盗罗宾汉式的英雄，网民公开给予支持。开庭时，法院门口拥挤着众多支持他的民众。他的人望栩栩如生地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造反情绪。其强度远远超过了七十年代对毛泽东政权的仇视，以及八十年代对腐败的仇视。
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人和古代不同了。他们不再渴望一个明智的皇帝和一些刚正不阿的法官。他们已经懂得，只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才可以保证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富裕、安全和受到公正的对待。统治阶级也是这样想的，这是为什么他们把财产和子女转移到西方。
注：魏京生因为从事人权活动，在1979-1993期间及1994-1997期间，为中国政府所囚禁。1997年他被放逐到美国。1996年，他获得萨哈罗夫自由思想奖和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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