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七日是赵紫阳先生逝世四周年的日子。真正的北京人，参加过20年前那场民主运动的人，或者与"六四"事件有关系的人，一定都会念着这个日子。

今天北京的天气有些怪异，一反前几天的阳光灿烂，变得阴沉沉的，而我们这些人的心情也好像突然沉重起来。

早上9点，我独自离家来到旁边的的超市，去购取昨日已定好的鲜花：六朵红玫瑰，四朵白玫瑰，另外四支白百合。买花的姑娘不解，问为何要选红、白玫瑰？

我手捧沉甸甸的鲜花，坐进的士车里，心里很不平静。赵紫阳先生逝世四年了。去世的那年我和我丈夫都不能去，想尽一切办法最终还是被软禁在家里。周年时，是同晓波一起去的，虽然引起了一些麻烦，但还是尽了我们的心意。两周年的时候，晓波被警察把守在家，不得出门，最后我们和澳洲来的鹤慈，难友徐珏女士同去的。三周年的时候，我们和先玲、徐珏、高婕相约，上午十点在富强胡同集合。然而，高婕被禁止出门，张先玲被堵在家里，连她准备的花篮都被警察退回到花店。徐珏出了门，但在展览馆路公交车站，被五、六名人高马大的警察绑架，塞进警车押回单位。只有我和丈夫去到赵家，没有鲜花、没有花篮，心情悲愤，十分哀伤。
基于去年的教训，今年天安门母亲约定，一月十七日各自分头而去，不再集中相约。

就这样，我就来到富强胡同。与往年明显不同的是，胡同口、家门口少了一些"黑衣人"，但有一些身着便装负有特殊使命者，三三两两，来回蹓跶着，一见手捧鲜花者那些人的眼睛就紧盯不放。我向6号走去，见门外聚了十来个人，远远看去，我还以为今年要排队入内呢？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些手持相机、摄像机的西方记者，还有一些紮着头巾的维族妇女。没有等外国记者发现我，站在家门口的雁南把我迎入门内。我这才知道，从昨天起，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的记者都不准入内。

由于我今天到得比较早，所以与赵的家人有更多的说话时间，去年见到的赵的几位子女和儿媳今天也都在。他们见我独自前来，很关心我丈夫的病情，我也得知赵夫人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她毕竟已91岁高龄，时至今日，还不知老伴已不在人世。

灵堂内的布置一切依旧。正面墙上挂着紫阳先生那幅栩栩如生的大照片，左侧是赵家子女那对震撼心灵的送别挽联。雁南再次向我深情地介绍她父亲平时吸氧和休息时的躺椅，躺椅枕头上那条条凹痕，躺椅边茶几上放着的那些小药瓶，躺椅对面的那台电视......。这些景物仿佛显示主人并未离去，还在那里沉思着、忧虑着......。只是灵堂里摆放在紫阳先生像前的那些鲜花和花篮才提醒人们主人已经远去。

在众多黄、白菊花和各色百合花中，天安门母亲敬献的那束鲜花特别显眼。我特地向雁南说明：六朵红玫瑰和四朵白玫瑰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的标志，她们是爱心的象征。四支白百合是纪念紫阳先生去世四周年的。天安门母亲年年都会来到这里，每过一年就增加一支白百合，直至"六四"重新评价，紫阳先生和我们的亲人都得以安息。

离开灵堂前，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紫阳先生，您离开我们四年了，但您的身影与我们同在，为了同样的诉求，同样的目标。"这些文字，同样表达了天安门母亲的心声。

我离开赵家，乘上出租车，在快到家的路上，司机突然说了一句："后面那辆黑色小车跟了我们一路，紧挨着我的车，我慢他慢，我快他亦快......。"我回头望去，果然如此，在到家的最后一个拐弯路口，那车不再相随，径直往北快速驶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家后，我与张先玲和徐珏通了电话。先玲是上午稍晚一些时候去的，徐珏是下午去的，她们也都带上鲜花，顺利进入赵家。她们见到了前来拜祭的其他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