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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北大五一九运动专辑”序言
杜光
燕遁符和纪增善让我为《往事微痕》的“北大专辑”写个序言。作为北大校友和五七难友，我感到责无旁贷。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都是1957年北京大学反右运动的蒙难者。当年北大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生有六百余人，许多人在社会最底层经受了二十多年各种各样的摧残，悲惨地含恨去世；经过“改正”而脱离苦海的幸存者，近三十年来也有不少陆续离开人间；能够拿起笔来记录当年运动和“改造”生涯的苦难、揭露专制主义罪行、陈诉自己的反思与感悟、重申民主主义呼求的难友，已经为数不多。他们所写的文章，既是历史的记录，也是血和泪的控诉，收集起来，传之后世，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所谓的反右运动，后人会怎样看待？如果我们幸存者不挺身而出，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揭示它的本质，后人就可能被“它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弥天大谎所蒙蔽，难以了解历史的真相。难友们的文章，从微观的角度，还原了那个罪恶历史的真相，以自己亲身的感受，刻划了构成那些罪恶的体制性根源。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
但是，要理解这个运动的本质，还应当把它放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考察。陈奉孝说这是“一场自发的民主运动”，是十分准确的概括。我在《反右运动应当正名为五七民主运动》一文里是这样分析的：“在1957年发生的那场群众运动里，从执政当局的立场和角度来看，是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必须发动群众，打退他们的进攻。所以它被称为‘反右派运动’。但是，就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执政当局的工作失误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尽管多数人只是从‘帮助党整风’的观念出发，但这些批评建议本身，表现了对建立未久的专制制度的不满和抗争，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把它称为‘五七民主运动’，可以说是名至实归。”
在“五七民主运动”的历史浪潮里，北京大学学生的“五一九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之所以被称为“五一九运动”，是因为在1957年的5月19日，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最初呼求自由民主的大字报小字报，揭开了学生民主运动的序幕。我在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而写的文章《“五一九”民主运动精神不朽！》里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专制势力对民主革命运动的残酷镇压；所谓‘右派进攻’则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力量对专制制度的挑战与讨伐。尽管许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当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以‘五一九’为代表的北大青年学生却明确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民主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认识的明确性和反封建反专制的坚定性，使他们成为1957年那场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的当之无愧的先锋。”
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民主运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都站在运动的最前线，发挥了冲锋陷阵、无比英勇的先锋作用。“五一九运动”的参加者正是这些先辈的精神遗产继承者。他们有的强烈呼吁设立“民主园地”；有的主张“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有的发表《自由主义宣言》，提倡思想自由；有的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有的号召人们“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有的宣称“我们再次举起了自由民主和真理的旗帜奋斗”；有的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琳琅满目的大字报小字报，还揭露批判了专制体制的路线政策和思想理论根源，如关于个人迷信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镇反肃反问题、三害问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除了张贴大字报小字报外，他们还成立组织（如“百花社”），出版刊物（如《广场》），举行辩论会，派人到其他学校去发动。火热的民主革命高潮，使北京大学再一次地走上历史的前台。
北大学生的“五一九运动”，是“五七民主运动”的史诗里最光辉的一页。它带动了全国大学校园的民主运动，在无数青年学子的心头唤起了对自由民主的呼求。虽然它的高潮十分短促，还不到一个月便因《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而急转直下，但它已经为历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发表后，面对强大的专政机器和被煽动起来的无情批判与围剿，有的学生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抗争。如谭天荣发表文章和公开信，谴责“《人民日报》社论煽起人们最卑劣的情感”，并且宣称右派分子是“人类的傲骨”，表示“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陈奉孝的大字报揭露保守派“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严仲强在大字报里说：“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钱如平也表示：“头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不能丢。”虽然他们最后不能不屈服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而遭到残酷的镇压，但这些掷地有声的煌煌宣言，将永远留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熠熠生辉。特别值得歌颂的是林昭。她以孱弱的右派之身，回到南方后建立组织，发表文章，继续坚持反封建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终于逃脱不了专制主义者的魔爪，在遭受多年的凌辱后，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在“五一九运动”的灿烂群星里，林昭是一颗最光辉夺目的晨星。
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再一次地充当了民主革命的先锋，这是北大的光荣。“五一九运动”和后来的“八九”民主运动，都应该同“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一样，成为北大校史的最光辉的篇章。但是，迄今为止，记述北大历史的文章、著作、展览，对此却讳莫如深。
参加“五一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多数是优秀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才华横溢，知识广泛，善于独立思考，富于爱国情怀。他们应该成为引领时代风云的天之骄子，但一场“阳谋”的疾风暴雨，却把他们打下社会的最底层，受尽折磨。就像被折断翅膀的雄鹰，无法飞上云霄。但是，他们毕竟继承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谱写了民主运动的又一曲华美激昂的乐章。他们应该是北大的骄傲，北大的光荣，应该在母校备受尊荣。但是，不论是纪念庆典，还是评选“杰出校友”，他们都被扫出当权者的视野之外，成为边缘的“北大人”。曾经是“民主堡垒”的北大，现在却致力于清除民主的痕迹，排斥他们，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不久前“三角地”的摧毁，可以说是又一个小小的例证。
对于所有“北大人”来说，“五一九”和后来的“八九”这两次学生民主运动，是北大的光荣，还是北大的耻辱，是评价他们的思想倾向——是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试金石，也是测量北大是否保持科学民主的优良传统、是否还有“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的一杆标尺。遗憾的是，检测的结果很令人失望。在每一次学生民主运动高涨的历史关头，北大当局都充当了奉命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这是北大的真正的耻辱。
北大的耻辱远不止此。这里我只举出一个例子。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年来，我们目睹北大的许多大楼拔地而起，而大师却寥若晨星。北大当局以大楼为荣，对扼杀大师的培育和成长的现象，如官僚化、衙门化、专制化、商业化和党化教育、党化管理，却熟视无睹，安之若素。这是北大的耻辱，不是北大的光荣。
北大要洗刷自身的污垢和耻辱，当然非常不容易。但是，改变对“五一九运动”的态度，为“反右运动”承担责任，表示道歉，却不是十分困难的事。首先，所有“右派学生”都已经改正，这个事实否定了“反右运动”的正当性；第二，当年反右派是奉命行事，学校当局不是主谋；第三，事过境迁五十多年，现在的领导人同运动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表示道歉应该是风险不大的。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为当年希特勒的暴行在波兰下跪道歉，在全世界传为美谈。当今的北大领导人有没有这个勇气？道歉之余，如果还能够在校园里竖立“五一九运动”纪念碑，建立林昭（或“五一九”群英）的塑像或铜像。那么，主其事者就足可以青史留名了。这是早晚一定会成为事实的，问题是谁有幸成为这个荣誉的获得者？
最后，我向把自己的回忆文章贡献给这个专辑的难友们致以深切的敬意，你们为社会、为历史、为子孙做了一件大好事。我希望所有现在还健在的难友，都能够拿起笔来，把自己的苦难经历记录下来，告诉全国人民，在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下，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如此黑暗的历史。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
是为之序。
杜光
200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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