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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
戈扬大姐，你在坎坷的人生路途上奔波了九十三年（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终于结束了旅程。你太累了，太苦了，太冤了。我们这个世界又太喧嚣、太污秽、太纷扰，你到另一个世界安息去吧。
追寻遥远的记忆
戈扬的一生中，当右派分子下放劳动二十一年，流亡海外又是二十年，仅仅这两件事就占了四十多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多？幸而她高寿，算起百分比来还不到有生之年的百分之五十。
二〇〇四年，戈扬得了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安老院（nursing home）,渐渐丧失意识，不能讲话。二〇〇七年初，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三月份，我到纽约，和一群朋友去看她。她空眼呆望，没有表情。我喊了几声 “戈扬大姐”，她两耳失聪，无所回应。我心头酸楚，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这位喑哑的老人就是昔日健谈的戈扬？多少往事在脑海中翻滚！茉莉向她献上一枝玫瑰花，我为她照相，她居然慢慢地举起花枝，有了反应，大家都很高兴。王渝说：“她有话说不出来。”我们无助地围着她转来转去。最后，我向她告别时，她开口了。我们都听不懂，只有王渝懂得，她说的是：“你去啦，你去啦。”她不希望我们离开，我们也是一步一回头，留恋地走出了她的住所。
我回到波士顿后，储海蓝给我打来电话，说：“出现奇迹了，戈扬阿姨大喊你的名字。她要和你讲话。”海蓝把手机给了戈扬，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喊：“郭—罗—基！”我 说：“戈扬大姐，我听到了，真亲切！你好吗？最近能吃饭吗？……”没有回答。过了一回，海蓝又打来电话，说：“戈扬阿姨还要听你讲话。”我知道她无法对话，不再发问，便自说自话，讲了一通。
戈扬一定是在追寻遥远的记忆。
靠自己走流亡之路
戈扬流亡海外时已是七十有三，不懂英文，没有收入，生活艰难。先是在洛杉矶西来寺暂栖身，后来到纽约，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贫民区。
我和她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人权”的理事会上。当着众人，她上来拥抱我，眼睛里闪动着泪花。这泪花不知是为我还是为她自己。从此， 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或拜访她的陋室，为她解除寂寞。她却说：“我一点都不寂寞，忙得很！”忙什么？除了写稿子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外，忙两件大事：一是学英 文，一是学电脑。她房里的墙壁、窗户、家具、器物上贴满了英文单词，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她立下一个宏愿：要在电脑上用英文写出一生的故事。
西点军校邀请戈扬去向学员讲中国故事，她拉我和阮铭一起去壮胆。主人要求我们每人用英文讲十分钟，然后回答提问。戈扬讲得很慢，但美国人都听懂了。当人们得知，她七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而且只学了一年多，竟能发表一篇演讲，都惊讶不止。
当年有一个收留流亡人士的机构，其中不少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年迈体衰的戈扬却被排除在外。朋友们愤愤不平，建议让戈扬进去。他们说：我们是学术机构， 不是养老院。触犯了戈扬的自尊心，她对我说：“你们不要再提了，请我也不去。”她讲了一个典故。红军长征的时候，徐特立的年纪最大，为了照顾他，让他骑着 马行军。徐老坚决不上马，他说：“我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完长征路。”结果，徐老走到了陕北，而一开始就骑马的人都不见了。戈扬指着自己的腿说：“我也要靠 自己走我的流亡之路。”
戈扬没有固定收入，我是有固定收入的。我不时在经济上接济她，她总是收一半、退一半。我问：“这是什么讲究？”她说：“拒不接受，不近人情；照单全收，会养成我的依赖心理。”
流亡生活虽然艰难，幸运的是避免了牢狱之灾，否则，她可能也会像张伟国一样，在国内被抓起来。
和镇压人民的共产党决裂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十九日，作为《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和《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的张伟国，联合召开悼念胡耀邦的大型座谈会，到会者五十多人，慷慨陈词者有之，哀怨悲恸者有之，深沉思考者有之，中心议题是两个要求：纠正耀邦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的受害者平反。 座谈会的发言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登了五个版面。随后招致江泽民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打压，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报纸被迫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江泽民藉此发迹，取代赵紫阳成为总书记。“六四”以后，张伟国竟被逮捕，吃了二十个月的官司。
这时，戈扬已在美国。她是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胡耀邦的追悼会之后出国的，应邀参加美国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活动。正当她要回归的时候，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她就留下来，看一看再说。她给邓颖超打电话，表达自己的忧心。邓说，她认为不会开枪，如果镇压学生，她就退党。戈扬相信了邓颖超的说法。六月四日，果然开枪。她说：“我呆了，我傻了，像一具死尸僵在椅子上。”邓颖超没有退党，戈扬退党了。她公然宣告：“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 民的党决裂。”
戈扬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成了“动乱分子”，有国难归。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戈扬跑了，《新观察》受惩罚。它也和《世界经济导报》一样，被迫停刊。
女记者“四大名旦”遭殃
《新观察》被迫停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戈扬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九五八年就停过一次。
《新观察》的前身是储安平主编的政论性杂志《观察》。一九四八年，《观察》被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查封，一九四九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于北京复刊。但《观察》已 无昔日风采，越办越不景气。一九五〇年，重振旗鼓另开张，更名《新观察》，改为文艺性的综合月刊，属作家协会领导。胡乔木任命戈扬为主编。戈扬说：“让我 当主编，就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来办。”胡乔木当初倒也点头同意。
《新观察》越办越红火，发行量仅次于《中国青年》。有两个栏目特别受人欢迎，一个是“生活小故事”，一个是“小批评”。前者反映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后者揭露了干部的特权和官僚主义（那时还不叫腐败）。几年下来，这两个栏目的来信来稿多的不得了，每个月居然要用麻袋来装。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戈扬也鸣放了几句：“教条主义真是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疯子，就是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讲。”“现在，鸣放是《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落后了。”戈扬将“过去”和“现在”认真地作了区分，以为共产党从此 要改弦更张了。哪知道，从“现在”开始比“过去”更糟。戈扬因此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戈扬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被人称为中国女记者中的 “四大名旦”。一九五七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丢了笔记本，惊恐万状。众人安慰无效，竟自杀。人们分析，她一定以为笔记本落入他人之手可能被打成右派，不如自己了断。戈扬和彭子冈（《旅行家》杂志主编）当了右派。浦熙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被毛泽东点了名，因揭发罗隆基有功，未戴右派分子帽子，但从此一蹶不振。“四大名旦”在反右运动中全军覆没。
新时期的《新观察》
二十一年之后，戈扬复出，同时《新观察》又复刊，还是由戈扬任主编。“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舆论界的权威。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和《新观察》被自由化人士誉为“新时期的两报一刊”。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解放军报》按邓小平的指令发动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是为反自由化的第一个战役。“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又来了，人们极为反感。胡绩伟当政的《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予以抵制。《新观察》走得更远，居然主动向白桦约稿， 表示支持。七月二十五日，《新观察》第十四期刊出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文中说：“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春天”对自己是“ 厚爱”的。意思是虽遭批判，毕竟气候不同了，仍然得到人们的支持。胡乔木亲自出马，给作家协会负责人冯牧和戈扬写信，说：“看了你们今年第十四期《新观察》发表的白桦一文，觉得很不妥当。……希望你们对此有所纠正和补救。”怎样“纠正和补救”？戈扬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新观察》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题目是《也谈春天的“厚爱”》，说是“对《苦恋》确有赞扬支持的，但持批评态度者也委实不少，有些意见还很尖锐……，值得白桦同志重视。”云云，署名 “冯明”，即“奉命”。自由化人士看了哈哈大笑。
个人命运与《新观察》共始终
这时， 我写了一篇《不要再搞新的个人崇拜了》，文章的矛头是针对华国锋的。北京的各大报都不敢发表。因为《新观察》的自由化有名声，我就给了戈扬，她也压下不发。我将文章寄给胡耀邦，请他“批改”。他回我一信，说：“文章总的来说写得不错，有新意。”他把题目改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并将批评华国锋的地方统统删去。胡耀邦刚接替华国锋当中共中央主席，这样一来，文章的矛头就针对他自己了。我将稿子和胡耀邦的信件交《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八月十四日见报。谁知闯了一个大祸！中宣部一连发文件，批评《人民日报》和文章作者，断言文章的矛头是指向“小平同志”的，还指责报纸和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文章是经胡耀邦同意发表的，那就是说，连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也“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代表党中央的不是胡耀邦。本人是顽石一块，刀枪不入，拒不检讨。《人民日报》作了检讨；邓小平批评“思想战线上软弱涣散”，胡耀邦也不得不作检讨。文章发表时用的是化名“马温”。邓力群说：郭罗基想当“ 弼马瘟”，要大闹天宫。“马温”的本意是“马克思主义的温和派”，何曾想当“弼马瘟”？倒是“玉皇大帝”听了大为不悦。次年，我被“玉皇大帝”赶出北大、 赶出北京，发配至南京。
戈扬特地到南京来看我，就没有发表我的文章一事表示歉意。我说：“你做对了。如果你在《人民日报》之前发表，问题就更严重了。连《人民日报》都抵挡不住，何况《新观察》？《人民日报》不可能叫它停刊，《新观察》就难保了。 ”她说：“是啊！是啊！我那里有一帮子人靠它吃饭，我本人再当一次右派倒不怕，砸了别人的饭碗于心不忍哪！上次批《苦恋》，我不得不‘奉命’妥协，就是出 于这种考虑。”戈扬是一片善心，总想在坚持原则和照顾饭碗之间找到平衡。不管怎样，“六四”以后《新观察》还是散伙了。四十年间，戈扬的命运总是与《新观 察》同起伏、共始终，《新观察》从诞生到夭折、从复活到灭亡，只有一个主编。
在自由的土地上怀念“辛酸的故事”
戈扬和我们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她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了，人们将不会再哭，除非笑得太厉害了，笑出眼泪来。”哭笑之间说理想，近乎天真了。为了追求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红衣少女”树佩华（戈扬的原名），冒着炮火，出入沙场，当战地记者，办战地小报。一九三八年，她投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后来随新四军转战南北。她爱唱《新四军军歌》：“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还有一支新四军 战斗在茅山地区流行的歌，我忘了歌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抬头望前面朝霞，莫回顾身后黑影。”多么美好的意境。
理想的毁灭是极其痛苦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都被葬送了。
为了申请老年福利，戈扬加入了美国籍。当她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那天，流下了眼泪。她说：“当年我们没有少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没有被打倒， 自己倒成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了。想不到只有在美国才找到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平等。”她得到了生活补助和免费医疗，又说：“我们在中国为社会主义而奋 斗，想不到在美国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
戈扬晚年，也有喜事一桩。她与司马璐，青春结伴，老迈连理。司马璐原名马义。由于两人都改了姓名，在报纸上看到彼此的消息，不知道谁是谁。及至在纽约见面，又续七十年前的旧情。戈扬有诗云：“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二〇〇二年，戈扬八十六岁，司马璐八十三岁，他们决定结婚，九月十三日，在曼哈顿移民局法庭举行婚礼。他们发表了一个别致的《结婚宣言》：“我们相识了七十年。幼年孤苦伶仃，一生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我们多次逃过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了八十多岁。感谢美国这块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将互相扶持，安度晚年。”“辛酸的故事”之所以值得怀念，因为现实已不再辛酸；如果还在辛酸之中，只会逃离，不会怀念了。
戈扬的漫长的人生故事，总算有一个美满团圆的结尾。
戈扬大姐，永别了，一路走好！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
于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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