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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公民刘晓波
日期:2/18/2009 来源:动向 作者:高瑜

高瑜


到了2008年,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敢于明目张胆反对普世价值?屈指可数就有经济总量已排世界第三的中国,而且是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帜,在雪灾、地震、火车相撞、毒奶粉案一个接一个举世震惊的天灾人祸中反对的,党报、党刊、社科院都充当急先锋。到了年底,303个中国公民公开表示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而且“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提出19条具体主张,起名为《零八宪章》。这是一个宪政框架,也是在当前经济、政治交困,官民尖锐对立,群体事件激增的国情下,实现和平开放转型的一个社会共识性程序诉求的纲领。宪政学家王军涛称赞“选择理性公正思考所不可缺少的共识性程序诉求作为宪章内容,这是政治睿智。”

可惜当局没有以对等的“政治睿智”对待《零八宪章》。就在《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以“擒贼先擒王”的手段,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抓捕刘晓波,传讯张祖桦。随后封杀网络阻止《零八宪章》的传播,全国各地同时对联署人进行传讯和约谈。其后果使得《零八宪章》的影响迅速扩大》,成为08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也使得中国的公民力量在89民运20周年之际再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对中国向何处去发表主张。被秘密关押的刘晓波成为当然的公民领袖。

▲强大与弱小

20年前,刘晓波被民主理念驱使,终止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这个曾经被誉为“文坛黑马”的文艺学博士不是天生的英雄,在东京机场转机,听到北京紧张的局势,曾打算掉头买回程机票,恰恰此时听到飞北京的航班的登机呼叫,才被召唤继续完成了回北京的航程。6月2日,刘晓波成为天安门广场的名人,他提议并说服周舵、高新和音乐家侯德键一起到纪念碑下绝食,他把这看成能够说服学生将民主作为长远目标最后的机会。他对三位朋友说:“我们不到广场,不和学生冒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发言权。”立刻获得“四君子”的美称。3日晚11时,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突然从高音喇叭里播出,告诉广场:“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平息北京发生的暴乱。”半个小时之内,广场几十万围观的人群就一散而尽,只剩下纪念牌下数千留守的学生和包括“四君子”在内的少数老师。4日凌晨两点半,军队包围了纪念碑下的学生,此时“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柴玲在广播里讲:“愿意走的走,愿意留下的留下。我本人要留下来。”更鼓舞了学生要用鲜血唤醒人民的意念,几千人一起在纪念牌四围坐下来,以表达决一死战的决心。此时从长安街跑来的工人告诉学生,他们的兄弟姐妹已经遭到屠杀,其中一个工人拿着一只半自动步枪,刘晓波看见,立刻想到万一这支枪发出一声鸣响••••••,这就是刘晓波的过人之处。他立刻叫几名纠察队员一同上去把枪抢过来,他首先在汉白玉的石栏上砸这支枪,震得虎口痛疼,几个人轮流砸,才把枪砸碎。在广场学生的生死关头,“四君子”的决定是他们派两个代表,广场指挥部派两名代表一同去和军队谈判,要求允许学生和平退出广场。他们到广场指挥部协商,总指挥柴玲说:“听说赵紫阳、阎明复希望学生留守广场,坚持到天亮。”刘晓波立即说:“我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任何人也没有权力拿广场几千名、上万名学生的生命做赌注!”封从德代表指挥部拒绝和解放军谈判,而且要求四位老师不得代表学生,只能代表第三方去和解放军谈判。“四君子”的两个代表侯德键和周舵是在枪口顶着的情况下和一名三星上校谈判的,上校向上级汇报之后又返回来,告诉侯和周,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学生撤离广场,并且祝四位老师成功说服学生。侯德健和周舵还有两位医生是跑回纪念碑的,他们对学生喊话。此时荷枪实弹的军人从人民大会堂,从四面八方向学生涌来,清场已经开始。纪念碑下正进行艰难的表决,走和留的声音一般大,最后封从德宣布撤离。5点钟,在黎明时分,几千人的队伍从戒严部队留出的东南角的通道,有序撤离。“四君子”一直在广场等到6点半钟,排在队伍最后。

一场数百万人参加的,坚持了一个半月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震动苏东波,震动全世界,却能被邓小平指挥的军队一夜之间镇压下去,人民是鸡蛋,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是石头。“四君子”当然更不在话下。他们都遭遇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刘晓波被作为伸向学潮的“黑手”抓出来,入狱20个月,开除公职。我想问:如果89年刘晓波没有从国外跳回来,没有组织四君子绝食,六四的天安门广场会是什么样?一个杀人如麻的太上皇,几十万用坦克、机枪血洗北京城的军队和四个挽救了几千个年轻学生的生命,自己也是年轻人的老师做比较,到底谁是强者?谁是弱者?

▲自信与暧昧

二十年后,一切还在重演。

我看到崔卫平和徐友渔两位学者先后写了《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几乎是一个题目,他们不得不在文章里不厌其烦地讲解普世价值的ABC,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哪些合法权利。

《零八宪章》提出的十九条主张,绝大部分在现行宪法中都有表述,甚至内容更详细。这正是宪章的可操作性。进入09年,又快到了修宪的时候,《零八宪章》第一条主张——“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这又有什么错吗?

中国现行宪法与民主国家宪法最大的不同在于有一个《序言》,其他国家都没有。正是这个《序言》给予中共的执政集团以法律之上的权力,使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橡皮图章,使得公民的基本权利被践踏、被剥夺,使得军队可以变成屠杀人民的工具。使得今天多少维权的农民、工人、甚至是律师,都像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要求用宪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公民权利。现在轮到《零八宪章》的联署人为刘晓波维权了。维护宪法和违反宪法比较而言,哪个又是强者?哪个又是弱者?

政治学家陈子明有这样的两段论述:“只要是思想上的强势者,有自信心的人、高尚的人、具有进取心的人,他都是普世价值的拥护者,他都认为我说的这套东西可以具有普适性,可以推广到世界上所有人。如果他一开始就说我这些观点只有我们几个人能用,只有我们这个小群体能用,他思想上一定是个弱者。这样的思想懦夫在历史上经常是有的。”

“’新中国道路’实际上是要反对所谓搞西化、搞三权分立等等,但是它不是在价值层面上反对,他不是说民主是坏东西,自由是坏东西,但是他讲需要有一套新制度建设。所谓新制度建设,继承的不是梁启超、孙中山,他们要继承的是毛泽东、邓小平。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民民主”,实际上后面还有两个字,就是‘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中国特色也好,新中国道路也好,北京模式也好,肯定的是什么?肯定的就是专政。但是这个专政与毛的专政比,在思想上是没有号召力的,毛的专政能告诉你去干什么,现在的专政不能告诉你要干什么。这个专政的实质就是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利益,所以他不能说清楚要拉着中国的这列火车去哪里。所以我说,现在这个专政要跟毛挂钩也挂不上,毛还是有一个理想主义目标的,现在这个专政有什么目标?你这个专政是暧昧的专政。”

我认为暧昧专政的手段也是要制造恐惧,好让社会成员服服帖帖。2005年抓了要求为六四正名的军医蒋彦勇,同时还有他的夫人,夫人虽然一个月后释放,但是取得了效果。很多老干部家庭,夫人管制了电话,切断老头和外界的联系,进门造访,先得获得老太太的批准。饭桌上一家老小围着老爷子,儿子说话了:“您老了,不管不顾,我们总得顾及吧。”但是今天再抓了勇于践行公民精神的刘晓波,就难获得同样的效果了。刘晓波不但做了再坐牢的准备,就连看了911双子座倒塌的电视画面,当时吓得浑身战抖的刘霞,也做了再走探监路的准备。所有联署人都表现了对刘晓波和《宪章》的自信。这个自信心将成为战胜极权,重建共识的人格感召力。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哈维尔公开发表文章支持《零八宪章》,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接受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那就是:恐吓、宣传和镇压,无法取代理性对话。惟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表明北京接受了这一教训。”真不知道看到哈维尔的文章,实行暧昧专政的衮衮诸公会做何等感想。

我的老大哥姚监复先生,从不参加联署签名,他善于各自为战,而且往往取得姜是老的辣的可观战绩。一月中,他写了一篇题目为《1934年毛泽东主席中字第一号命令:组织联邦共和国!》的文章,文中还摘录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强调“人们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的。”我当然理解,这是一个体制内的老兵散勇对《宪章》的声援。

▲大真与大爱

90年代曾经听说经历了六四天安门广场之夜的刘晓波,在深夜被公安抓捕,塞进警车,他竟然不由自主浑身哆嗦了十五分钟。我一直不相信,以为是有意丑化他的传言。后来忘记是听他自己说的,还是看到他自己写的,总之是真事。从不想回避自己人格的弱点表现在他写六四死难者和六四母亲群体的大量文章里,刘晓波年年要写六四,是写六四最多的作家,称自己是幸存者,“我还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视,有六四难属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监狱中违心的悔罪,我曾坚守的做人底线,早在写下悔罪书之时就被自己所践踏。意识到自己的孤独、软弱、自恋,意识到自私的处世方式和伪装的生存策略,这种内在的恐惧和忧患远甚于监狱强加给我的恐惧和孤独;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点太需要敬畏和谦卑,通过自我灵魂的拷问来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这与其说是面对铁窗的考验,不如说是审视自己的灵魂荒野的考验。”一个虚伪的人无法做到自我反思和不断地自我改善。刘晓波人格的最大魅力是真诚。

大概7、8年前,香港蔡秀霞小姐请何家栋、牧慧、包遵信、刘晓波、我,还有其他的朋友吃饭,由我点菜。蔡小姐也是记者出身,现在孤身一人在北京做生意,还没成家,我一边点,一边计算着菜价,大家谈兴方隆,没人管我,只有对面坐的刘晓波冲我喊:“螃蟹!螃蟹!”而且眼镜后边闪动的目光很急切。若一人一只,菜价肯定翻倍。我要了一盘炒螃蟹,告诉服务员炒两只。刘晓波不喝酒,饭桌上除了高谈阔论,就是猛吃,他吃起来,就不挑剔了,无论对摆在他面前的那盘炒螃蟹,还是咸鱼贴饼子,一视同仁。多出来的两个海蛎子萝卜馅的包子都夹给他,只要吃得下去,也就不推让,没有丝毫的酸文假醋,只是对海鲜情有独钟,是个地道的海蛎子(大连人),也是个丝毫不掖不藏的真正的男人。

以后当我看到刘晓波《钱钟书和他的学问——评极权制下大知识分子生存之道》这样的的杰作,耳边经常回响他饭桌上“螃蟹!螃蟹!”的喊声。只有无比真诚的人,才会具有揭穿自私和虚伪的良知,也才会具有反抗极权和罪恶的良知。刘晓波对毛泽东一类的大独裁者,对共产主义,对知识界堕落为媚俗帮闲者的批判、成为六四之后“停止了思想的时代”(刘晓波语)的例外,他的作品日渐积蓄成一座思想库。他的思想批判能力的透彻,不仅源于他人格的高尚和真诚,还在于他心灵拥有的对人性和自由的大爱。刘晓波具有成为伟大文学批评家的一切潜质,但是他六四之后的20年间,他用笔参与了中国发生的一切公共事件,成为公民的代言人。给我印象深刻的是2001年当局公布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之后,刘晓波公开谴责对法轮功的镇压,这是发自国内最早的谴责。后来又有他对高智晟揭露当局惨无人道迫害法轮功的声援。

2006年11月我到美国访问,接触美国主流知识界,他们反对伊战,反对布什的气氛浓厚。和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交谈,我告诉他们:“我的立场不一样,我支持布什。”她们惊奇地瞪大眼睛,不明白我这样一个坐共产党监狱的自由主义者,怎么能支持战争?我告诉他们:“中国和我同样处境。持普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支持布什的居多。”她们更惊奇了。我说:“因为我们吃够了也看够了极权政权制造的苦难,这种苦难是让人永远处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和恐怖分子制造的恐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痛恨萨达姆和痛恨袭击你们世贸大楼的恐怖分子也是一样的。”此时她们开始点头。我告诉他们中国一个有名的作家,写过多篇支持布什发动倒萨战争正当性的文章,911发生时他甚至想到纽约来为伤员输血,想参加反恐部队去打仗。她们用拖长声的“噢!”表示赞叹。我告诉她们的这个作家就是刘晓波。2001年911发生的当天,刘晓波写下这样的文字:“悲愤,难以想象!难以言表!我想为死者献血!我想参加反恐怖部队!无论是哪里组建的,只要能够消灭恐怖主义,我都参加!我想跨过太平洋,参加全纽约市动员的救助!我想把我的生命当作救援的天梯,伸向从高楼中求救的人们,让那些绝望中的无辜者在遮天蔽日的浓烟中看见曼哈顿上空的蓝天!我想化为一棵常青树或一捧泥土,在坟墓上为那位52岁的飞行员守灵!世贸大厦坍塌的一瞬间,我想化作一块坚硬的石头,与大楼一起沈下来!”

刘晓波六四之后20年间,除了坐监狱,就是受监控,大连市公安局不给他发护照,提出只要他答应出国后不再回来马上给他护照,他拒绝这种专制的驱逐令。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病逝,当局如临大敌,公开镇压公民的悼念,刘晓波也是不准悼念的人士,把他软禁在家。刘晓波写了多篇悼念文章。“赵紫阳在六四那一场人性与兽性的斗争中,放弃最高的权力,自愿选择站在失败者一边,回归民间道义立场,成为有漫长强大专制传统的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格奇迹。这位知名老人的亡灵属于民间。”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解决学潮问题。”已经成为他的政治遗嘱。《零八宪章》是在执行这个政治遗嘱。我想未来领导中国向政治现代化变革的政治家,一定会实现赵紫阳的政治遗嘱,也会实现中国公民建立宪政框架的程序诉求——《零八宪章》。

刘晓波现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我更愿意以公民称呼他。现在刘晓波公民在里边,我们在外边,我们都在努力争取他和我们在一起。那一天一定是公民的节日,刘晓波一定会大喊:“螃蟹!螃蟹!”


(原载2009年2月15日出版《动向》杂志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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