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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是鲍彤。对全国人大本次会议，我有三点建议。
一，农村居民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农村居民的收入，七成来自外出打工。经济危机中最大的失业群是农民工，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村居民。但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种思潮的支配下，某些领导机关制定了 “只救先进生产力，不救落后生产力”的方针，作出了“腾笼换鸟”的决策。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受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支配，轻率使用政策手段强制，往往会一边倒，会有致命性的后果。中国劳动者数量占世界第一。没有农民工，没有劳动密集的乡镇企业，中国不会有今天。歧视他们，等于自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责任加以纠正。请大会就《宪法·序言》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法律解释，明确宣布这一思潮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一样，并不具备制定政策的法律效力。政府的天职是公正，对一切合法企业，对全体劳动者，必须依法办事，一碗水端平。请大会责成各级政府：继续爱护乡镇企业，尽最大努力救助失业的农民工，全面地大幅度地削减国家直接支配的巨额基金（特别是党政机关的公费开支），相应地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基金，彻底改变“国富民穷”和城乡悬殊的不正常局面。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国才有可能形成多年来求之不得的国内市场。八亿农民没有像样的购买力，国内市场根本无从谈起。不拉动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不提高这个最穷最大的社会群体的支付能力，所谓“拉动内需”，难免走上邪路。
二，全国公众都在担心四万亿元经济刺激款的来龙去脉。四万亿，是十三亿人血汗的积累。每人三千元，这个数字对亿万富翁是九牛一毛，对亿万贫民却是全年的生计所系。这笔天大的款项，会不会用到邪路上去？会不会更加激化各种社会矛盾？比方说，会不会拉动某些党政机关更大规模地浪掷挥霍，会不会拉动某些官员更加方便地腐败堕落？会不会拉动祸国殃民的豆腐渣工程一批接一批出台？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壁垒，会不会变本加厉压低个人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又会不会拉动新一轮的环境大污染和资源大破坏？人们的诸多忧虑，是有根据有道理的。上海律师严义明先生，奔走呼号，要求政府公开四万亿元的计划，遭到中央有关部门婉辞拒绝。据说，在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之前，这四万亿 “不宜于对外公开”。言下之意，第一，共产党作为公仆是“内”人，人民作为主人是“外”人；第二，四万亿不是老百姓的血汗，而是内定的禁脔；第三，老百姓的知情权，应当在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共产党十七大郑重许诺的知情权，居然被糟蹋成这种样子，令人失望。请全国人大启动应急措施，抢救四万亿，抢救老百姓的知情权，抢救这个共和国。
三，中国的黑箱和腐败，贫富鸿沟和城乡壁垒，都铭刻着绝对权力的遗传因子，都是1989年六四惨案的产物。前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调集几十万国防军，以坦克和冲锋枪，镇压为建立民主反对腐败而进行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这是一党专制一手制造的大悲剧。今天中国社会的诸多重大矛盾，都可以从六四惨案中找到传承的脉络，都是绝对权力无限膨胀的恶果。二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六四问题不解决，全中国谈不上以人为本，不可能和谐，不可能长治久安，不可能得到新生。官权践踏民权，权力垄断财富，权力制造谎言，权力维护黑暗，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势必不断重演，折腾再折腾。前总书记赵紫阳早已指出，“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掉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是振聋发聩的至理名言，也是心平气和的理性分析。问题是中共中央犹豫不决，一误再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责任也有权力，在六四惨案二十周年之际，当仁不让，当机立断，采取主动。事实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老百姓一样，都是六四的受害者。如所周知，1989年由前国务委员陈希同代表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向人大常委提交的那个《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通篇指鹿为马；而人大常委当时那个相关决议，则是在军事戒严下通过的。现在需要全国人大抬起头来，挺起胸膛，以大无畏的精神，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驳回陈希同代表李鹏所作的报告，撤销人大常委1989年七月决议，公布六四真相，以此为起点，把自己的神圣使命担当起来。我想，只要全国人大代表中仍然存在着共产党的诤友和有良知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会敢于并且乐于这样做的。
鲍彤
2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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