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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大学生质疑八九年民运和学生领袖合法性，并对当局出动坦克碾压示威群众史实提出质疑。六四后被捕入狱的两位学运积极份子反驳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至今社会上对天安门事件真相的不了解和糊涂看法，责任全在当政者身上。
港大学生会会长：镇压有问题但学生不理性
香港大学学生会长陈一谔等港大同学，对20年前那场惨案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是在星期一港大学生会举办的六四论坛上发言的。苹果日报援引陈一谔的话说，当局镇压是有问题，但外界不应只将矛头对准中央政府。陈一谔说，学生若及时自行散去，镇压就能避免。学生领袖不理性。
陈一谔是港大学生会长，在港大学生会中对举行港大学生对六四问题的“公投”持不积极态度。虽然被某些人称为“隐性左派”，但他的观点的确有代表性。
针对陈一谔的观点，当年学运积极份子、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李海评论说：“既然他看不到有改变当局的可能性，那么，他就承认，或他的潜意识就会承认当局是合理的。如果它是合理的，那么反对它的人们就是不合理的。”
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李海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89民运期间，担任高自联联络部长，六四后，李海被关押了半年。95年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9年徒刑。
李海说，斯德格尔摩综合症的症状是：既然绑架者强壮，你打不过他，他就是对的。李海说，正确的认识应是：不管他多强，多么难以改变，他做得事情，罪恶就是罪恶，错误就是错误。
在港大学生会举办的六四论坛会上，陈一谔和广东来的曲同学还质疑有关坦克碾压示威者照片的真实性，说不知道死者是军人还是平民？为什么坦克碾压过后还有人样？为什么碾压过的自行车还是自行车样？当年香港建制派民建联主席马力也发出过相同的质疑，认为应拿头“猪”试验一下坦克碾压过的场面，遭到外界抨击而道歉了事。
当局封锁六四信息掩盖实质真相
针对这点，李海说，所有这些对当时具体真相的质疑，都应找应找的人去，而不应找受害者一方：“他首先应该找当局，向当局提问。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居然有真假的争论，这和当局封锁消息不准谈论把信息控制住，有很大的关系。搞不清楚到底谁碾压谁，最根本的在于当局对信息的封锁。”
李海说，当局不允许讨论，抹杀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所有发生的杀戮的消息，都不是当时民运参加者封锁的。
马少方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六四后遭到全国通缉。他说，如今铁的事实也变成质疑的对象，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局的封锁：“为什么真相模糊了？是谁在掩盖真相？为什么大家都不清楚？就是有人在刻意隐藏真相。谁在隐藏真相？这不是很清楚吗？争论究竟死者像不像人形，照片是否伪造？这都有当事人，有幸存者、亲历者，伤痛，他们最清楚。剩下的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个真实的历史，有了这么多争议，是谁在隐藏真相？”
马少方当年是“北高联”常委，参与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绝食活动。六四后，以“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处3年徒刑。
见证人：学生领导人坚持到最后
在香港大学六四论坛讨论会上，还有一年级苏同学说：(学生领袖)一开始就临阵脱逃。明报援引苏同学的话说，“我觉得好痛心，为何学生领袖会在最后一刻逃走呢？”
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马少方反驳了这种说法：“我也被政府通缉。作为一个积极参加者，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领袖。我当时就在广场，而且在天安门纪念碑正北面的地方第一排，我的胸膛顶着刺刀，我逃跑了吗？”
明报援引某大学生的话说，柴玲是“逃跑学生领袖”。对此，马少方的回应是，不要急忙道德判断，要先尊重事实：“按照柴玲自己的说法，当时她可能不在天安门广场。但一个柴玲不代表所有的人。别忘了，当时坚守在广场的还有1万人，还在高唱国际歌。那是在八九年6月4号的凌晨，一直坚守到5点50分。”
根据“六四四君子”之一的周舵的回忆文章，当时，他和刘晓波、高新、侯德健同“大兵压境”的军官协商时，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还在广场，广场上的确还有无数学生。
因为六四问题而漂泊10年的马少方说，这些年来，在香港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六四问题上，今天的同学们有这么多“问题”，让人深有感触：“1997年的香港，不是这样。以后的香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1989年以后的中国，一直是这样。这就很清楚，是因为有些声音根本发不出来，有些人，藉机发出另外的声音。这是一场不平等的对话。”
面对港大这些学生的“问题”，被当成间谍在中国坐牢数年的记者程翔说，共产党出动30万大军，用坦克车、装甲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是犯罪，不仅仅是错误。他说，那些想为中共屠城脱罪的人，最好闭嘴。
港支联副主席李卓人议员也说，港大某些学生这种说法是“假中立、假理性、想为当权在位者涂脂抹粉”。苹果日报援引李卓人的话说，他担忧下一代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价值再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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