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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
不久前，有一位难友告诉我，今年“两代会”快到的时候，警察照例上门谈话，来人竟有意无意地问起这位“六四”遗孀，现在的遗孤对“六四”的态度怎么样呢？
这实际上是问：已过去那么多年了，现在他们还记得“六四”吗？
警察这一问，倒是提醒了我，蓦然回首间，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光阴如梭，岁月之无情啊！当年在“六四”大屠杀中父亲遇害时留下的那一对70多天大的孪生遗孤，甚至呱呱落地才15天的襁褓中的女婴，现如今都已长成二十岁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了，再稍大一些的孩子，则早已结婚成家，娶妻嫁夫、养儿育女了。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依靠“六四”遗孤助学金度过艰难岁月的，那一段经历怎么会忘记？
政府当局如果稍有些人性，就不该只去摸这些遗孤目前的思想动向，而应该首先去了解和过问这批孩子及其家庭是怎样度过这十年的凄苦时光的。
还是让我从大屠杀之后的年代说起吧。
1990年，我初识的第一家“六四”难属则是位三十多岁的遗孀。这一天，她身穿丈夫遇难前刚从广州出差给她买来的那身黑色连衣裙来到我家，她面容憔悴、神情悲戚。丈夫的骤然离世给她留下了一连串的想不通和一个才五岁大的不谙世事的男孩，孩子毕竟太小，连亲生父亲的骨灰盒放在家中都得不敢睡觉。然而，她是一个刚强的女子，为了维护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她不能接受丈夫单位对她丈夫“正常死亡”的结论，毅然决然地退回了那份算额极少的抚恤金，从此独自担起了抚养年幼儿子的重担。
从认识她这天起，我才意识到这批遗孀活得比我这个失去儿子的母亲更为艰辛。她们承受着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磨难，何况，苦难才刚刚开始啊！
说来也真巧，我在“文革”前人大语文系的学生高瑜，1990年出狱后前来看望我，我想她说起这位遗孀母子的情况时，她一下子就断定自己认识她的丈夫，因为他是高的弟弟的中学同学，而且以前常去高家，与高姐弟俩都很熟悉。我真惊讶这世界竟是如此之小。
1992年2月，高瑜送来了第一笔人道捐款1400元港币（当时折合人民币1000元）。这对于生活窘迫的母子俩真不啻是雪中送炭呀！在那一年里，她又陆续送来过数次。此时我们又找到另一家“六四”难属——又是母子俩，两个小男孩竟是同龄。同病相怜，送来的捐款就由这两家平分。
援救“六四”遗孤的活动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
在早期的寻访与援助活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六四”伤残者张亚来也是个积极参与者，他常与我们在一起相聚长谈。他也十分关注遗孤们的生活与成长。随着张的再度出国赴美，在他的奔走努力下，“全美学自联”辖下成立了“爱扶思”人道救助基金会。国内“六四”难属收到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人道捐款也逐年增多起来。
为了重点保证遗孤们的生活与求学费用，也为了减少我们这些老母亲们的转送负担，张亚来等在早些年曾尝试过“几帮一”的直通车捐助方式，也就是在征得受援者同意的情况下，由数家留美学人负责轮流接济一家“六四”难属母子（女）。试行了一两年后，我们发现这种运作方式实在难以为继。捐款方常因就读学校或就职部门的变动或其他等等缘由而未能按时或根本没有寄款，当然，一旦中断，受援方是从来不会去主动索取的，都是经我们反复询问才得知真相。这样一来，本来需要重点帮助的家庭反而常常会得不到或不能及时得到帮助。
鉴于此，我得到张先玲女士的认同，决定向“爱扶思”方面提出，停止这“直通车”的相助方式，还是归由我们统一转送的建议。我们很荣幸获得捐款方的信任与支持。此后，“爱抚思”的主席虽然几易其人，从张亚来到陶业到目前的陆文禾。但此项捐助活动始终未曾中断，一直运转正常。尽管遭到中共围追堵截我们仍然得到众多友人的鼎力相助。
在上个世纪的1997年，给予“六四”遗孤的人道关注又有了新的进展。那年春节，流亡在德国的青年学生徐彬委托友人回国探亲时给我送来300德国马克，说是让我过春节用的。一天。我约上张先玲女士，两人结伴而行，先后走访了三个生活清苦又有正在上初中三年级女孩的难属家庭，当时正值寒假，这三家母亲都在外上班，只有女儿在家做作业。当我们问起她们初中毕业后的打算，——想考高中还是中专或技校。三个小女孩竟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想考高中。这意味着女孩有着上大学的梦想。但我也看出了孩子那面有难色的表情，这令我十分心酸，这三家遗孀都是工人，丈夫遇难后都未再嫁，独自挑起抚养女儿的重担，用“含辛茹苦”、“相依为命”来形容她们，真是一点都不为过。我把这300德国马克分送给了这三个懂事的小女孩，告诉她们这是来自德国的一位中国叔叔的一片心意，并鼓励她们一定要坚持学下去，不要为学费担心。
送款回家，我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这三个小女孩的模样，内心十分不安。我退休前的职业是教师，而且少年时代曾有过因家庭变故而辍学的经历，甚至在15岁时差一点去街道工厂当了做布娃娃腿的工人，只是由于我的执拗，才没有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所以我能深切地体会如果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将会意味着什么。本来这些独生子女完全可以象他（她）们的同龄人一样去完成学业，正常发展。然而灾难骤降，失去父亲，靠当工人的母亲那微薄的工资又怎能支撑国内日益高涨的教育费用呢。
思虑再三，我终于向陶业提出了建立“六四”遗孤专项助学金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他和全美学自联的回应与支持，在此后的岁月里，陶业虽然不再连任“爱扶思”的主席，但他和他的继任者陆文禾一起在美国募集和管理着这个助学金项目，为此，他还在自己所在的明尼苏达州专门成立了明州民主基金会。
我为这批“六四”遗孤多次做出分年度、分小、中、大学等级的教育预算，他们则年年按时把此项专款安全送达国内。
如果从1992年收到的第一笔捐款起，那么迄今为止，共有35名“六四”遗孤先后受到人道援助，其中已有15名大学毕业，在这15名完成大学学业的孩子中又有2人已读完硕士学位，1人在美留学。目前正在大学就读的还有8名，此后每年将会随着孩子们的大学毕业而人数逐年减少，到2012年将是最后3个孩子大学毕业。
在另外的20名孩子中除有2人已因母亲再嫁而出国，余者皆已完成中学或中专、技校的学业，绝大部分已经就业谋生。
由于每年转送捐款的工作量甚大，而我们这些经手人均已垂垂老矣，且日益多病体衰，必须把有限的精力更多地关注“六四”难属中那些老年特困户。于是，在2008年年底，难属群体作出决定，将余存的捐款除留给老年特困户备用外，按原有的既定标准给所有在读的大学生一次性转去他们在毕业前可以得到的助学金帮助。
今天，在“六四”惨案二十周年前夕，可以告慰于“六四”亡灵的是，我们虽然尚未为你们讨回公道，但你们留下的孩子，他（她）们已经长大成人，我们作为生者尽力了。特别是那些与我们素昧平生的大洋彼岸的学人，他们能够十几年如一日地默默提供无私的人道帮助，这份人间真情弥足珍贵，恐怕令外界也难以置信的是，参与此项善举的不少人，居然被中共当局列入黑名单，为此失去了归国探亲与年迈父母相聚的权利。
我虽不是任何宗教的教徒，但我始终认为，做为一个人，无论是信教或不信教，也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应该懂得感恩，必须终生铭记在自己人生道路上最为艰难的时刻向你伸出援手之人。由己及彼，也应该同样去关爱他人。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才能多一份爱，少一些仇与恨。
2009.4.11.
《天安门母亲网站》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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