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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之际
马萧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被抄家了。
他向我讲述了事情的原委：6月1日，这位朋友在电话上告诉一些朋友，打算在6月4日那天去天安门广场，结果第二天，十多位身穿制服的警察突然闯进他家，声称他涉嫌发起一次非法聚会活动，要求他配合调查，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一并抄了他的家。
朋友百思不得其解，警察如何知道他这次行动？他列举了种种可能性：第一种情况是接受他消息的朋友向警察局告了密；第二种可能是接受他消息的朋友的电话一直处于警察的监控之中；第三种可能性是警方拥有某些自动监听敏感聊天记录的科技设备，他们的谈话被这些设备捕捉到。不管出于何种可能，一个可以肯定的结论是：自朋友试图尝试这次行动时，他的一举一动便纳入到一张无所不在的大网之中。
事情还没完，抄完家后，警察通知他的太太，指定她做朋友的监护人，监护期限一直延续到6月10日，双方的契约条件是无聊而又泛味的：如果这期间朋友有任何“越轨”的行动，她将要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当然，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国际朋友们在中国的法律上找不到这样扯淡的法律条文，通常它只偶尔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位朋友事后没有报警，也没有将此事捅到媒体和记者，他不希望因此招来更大的麻烦，在我们国家，遇到这类事情，通常报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然后随时间的消失慢慢地将它从脑海中驱散，直至遗忘。
对此，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谁都不愿意上官方的黑名单，这意味着今后将遭遇警察无休止的突然破门而入的尴尬和恐惧。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位朋友并非是一个刻意去给政府制造麻烦的政治上的“捣乱”分子，他仅仅希望去做一些良心要求的事情。
此前此后，有过类似经历的公民名单还可以列出很长很长，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发生了与这位朋友相近的故事，只不过不为我所知，当然，更不会为社会所知，官方一直在刻意挑拨这些人、这些故事与社会的关系，将他们定义为少数敌对分子。
这一切故事的发生，与二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场屠杀有关，那场屠杀被历史称之为“天安门事件”。
每年的6月4日前后，从此被官方表述为“敏感时期”。
（一）
二十年过去了，天安门事件的原始本末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虽然，人们还存在一些细节上的争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次事件的全盘看法。
党的目标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它的目标依然是将人们纳入极权统治的范围之内，而且该计划不会发生改变，被剥夺的公民权利不会真正落实，这是它全部权力来源的基础。它不仅仅将人民当成臣民或是子民，而且还将他们异化成整个制度下权力结构中的道具。在这里，工人阶级被剥夺了自我组织的权利，纳入到党的统一的工会系统，“工人阶级完全成为无组织、缺乏政治觉悟的冷漠群众”（米奇尼克语）；同样的，农民阶级作为这个制度结构的同盟军，他们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权利也排除在法律许可的大门之外，逐渐地，他们成为素质低下的代名词，需要被管教的对象，被任意地戏弄和调侃成中国民主事业的绊脚石。知识分子要开展自我审查，主动与党保持一致，任何独立的思想表达都将视为对制度的攻击而受到惩罚。在这里，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机构要绝对服从来自上一级的命令，共产党员要绝对服从中央的权威，普通群众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社会任由极少数的几个人随意的操纵和控制，任何独立存在的政治生活被彻彻底底的抹杀和不容许存在。在它的统治之下，整个民族化成一盘散沙，存在于其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孤独地面对整个制度，即便是意志再顽强的人，在它面前都不得不显现出卑微渺小和缺乏自信，被迫卷入其中，成为它的奴隶和附庸，没有了“人”这种具有高等智慧的生物体，得不到社会认同和尊重。如果有人享受到这种尊严，必定是他为制度所认可并被赋予某种权力所致。在这里，社会尊重和认可的是权力，无所不在的权力扩张并弥漫着整个社会，个人仅仅是被神化的权力恩赐的虚拟外表，有时他们合二为一。个人一旦与权力分离，立刻变得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分别，没有个性、没有尊严、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
这种现象在二十年前曾经有过一次转机，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抗议这种没有尊严、非人道的生活体验，结果，抗议的人们遭遇了严酷的军队。那些身穿军服的年轻人，没有基本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概念，没有懂得受人尊重的滋味，没有独立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他们是被卷入得最深的极权道具，他们拥有的，只有坦克和机枪，还有制造恐怖图景的能力。枪响之后，他们有可能把握住最后尊严的机会被消失得一干二净。那一刻，他们的心理状态与做爱时的疯狂快感大概没有什么分别。那一刻，见证了渴望自由的真正人类与极权道具之间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
此后，社会很快恢复了平静，在政治的高压之下被迫“正常化”，生存的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继续保持沉默。作出镇压决定的少数几个人也很难像他们的前辈们那样理直气壮，他们知道，他们将在未来送往历史的审判台。那些开枪的年轻人们，与其他人一样，被继续卷入这台极权机器之中，成为它的道具，至今没有反思过、忏悔过。
很难想像，在这种“去政治化”的社会形势下，在权力垄断全部真理和发言权，时刻保持高压态势的生存状态下，几个极端的仍然不肯向党妥协的异议分子的所作所为会不代表整个社会需要的共同心理表达？恰恰相反，没有这些政治上的异议分子的存在，这个社会表现出对于权力的完全屈服和顶礼膜拜，权力完全奴役全体人类的自由灵魂，这才是不正常的，不论他们的政治见解看上去多么荒唐可笑，如此不现实。
我们有理由提出质疑，一个依靠枪和制造恐惧来维系的政权，对和平的理解与国际上通行的和平准则相距有多大？一种时刻处于害怕权力、同时又渴望权力的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对和平的理解和思考不会被曲解和异化？在这里，拥有和平生活空间的概率究竟有多高？有多少人真正享受这种和平的生活？我认为，他们目前正在监狱服刑，或者正在走向监狱，或者被迫流亡海外。
（二）
天安门事件，令官方日历又多了一个“敏感时期”。
在我们的国家，党是如此热衷于对那些“周年纪念”、“重要会议”、“重大事件”、“政治运动”的铺陈和渲染，这不仅仅是党的一种自娱自乐的表演，更深层次的原因，它不能对这种政治冷漠的状况视而不视，人们总是会从各个领域借机寻找发泄的途径。因此，它必须唤起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忱，作为“群众参与政治”的见证，如果没有这些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整个党将可能与社会发生制度性脱钩，群众必须有广泛参与政治的社会迹象和广泛的来自各行各业的“民意支持”，让群众如此彻底地融入制度。如果将这些次等公民从这个体制中清除出去，整个极权制度将无法有效正常地运转，换句话说，它在压制人们的同时，也在同时利用人们为它的运转服务。（想一想，为什么“两会”明明是一个过场，然而官方看上去却如此重视？为什么今天站在制度对立面讨要自身合法权利的访民们会遇到如此超越法律的严厉制裁？）这些“群众性政治参与”必须纳入制度设定的范围之内，一旦越过底线，群众参与便演变成为独立的政治活动。因此，这些由官方一手操控的“群众性政治参与”说到底实质上仅仅是一种伪“政治”，目的是透露给社会一个假像：在这里，党受群众支持的程度，人民拥有广泛意义上的民主以及这个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除去这些由官方主导的公开性政治活动，还有不对社会公开的、不受官方支持的地下政治活动，这些地下政治活动一般由热衷于政治的少数异见分子主导，却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活动，比如“西单民主墙周年纪念”、“六四周年纪念”等等。
每逢这些特定的历史时刻，被官方称之为“敏感时期”。
那些公开的，由官方主导的群众性政治活动，必须保证这些群众性参与都在处于它的轨道之内。那些由政治异议分子主导的、处于地下的政治活动，他们必须严防死守，将这些政治活动控制在最小的影响范围。在一年的其它时间，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可控的沉睡状态，只有这些“敏感时期”，有可能受事件的刺激和影响从而引发社会的普遍觉醒和复苏。在这些“敏感时期”，很难想像，各级官僚机构、秘密警察乃至于军队不处于高度紧张的戒备状态？也很难想像，在官方的内部行文中，究竟定义了多少个这样的“敏感时期”？如此，年复一年。因此，朋友试图有这种独立政治体验的想法而被抄家就显得十分“正常”了，警察不登门才表示这个社会开始有些不“正常”的迹象。可以想像，今后，这样的“敏感时期”会越来越多。
当然，据我的理解，“敏感时期”远不止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敏感时期”早已超越了这种由官方自我定义的范畴，扩散到了整个社会的层面，在一些地方，“敏感时期”与设置官僚机构、扩充政府公职人员人数一样频频出现。我曾经到过一个地方，那里恰好发生一起常规的医疗事故。一位患普通流感的年轻男子因为接受医院的治疗而失去了生命，事情本来并不复杂，然而医院一口咬定属于病人自然死亡，不是医疗事故，因此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政府官员对此也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无奈之下，死者的家属试图动员全村人去医院讨公道，有人甚至公开声称要扣押医院的医疗设备，以此获取赔偿的权利。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政府官员们抛开医疗事故这根导火索，商议如何防止群众闹事，医院门口开始由专业的警察执枪站岗，警察上门威胁死者的家属如果这样做会受到法律制裁。死者家属成为当地官员们眼中的“麻烦制造者”，凡是与医疗事故相关联的部门开始进行周密的设计如何对付群众，医院、卫生局、公安局、县镇分管卫生工作的政府官员，死者当地的村支书记。于是，这段时间也成为当地内定的“敏感时期”。这样的“敏感时期”在中国各地时时刻刻都在上演。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制度存在的价值和精力基本上用于预防和消灭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敏感时期”，目的在于“敏感时期”变得不敏感起来，从而达到超忽寻常的“稳定”。依靠的，主要是那套全能的，无处不在的警察系统，这套系统也是我们日常需要时刻面对和为之害怕的极权机器。
（三）这个制度赋予了警察以特殊的权力，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任意拘押和限制任何一位合法公民的自由而不受正义的制裁。任何公民的举动都摆脱不了这张严密而又结实的大网的监视和注意，将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牢牢的粘贴在这张网中央，让你牢牢铭记因为你的行为方式可能引发的后果。在这里，拥有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组织最为严密的警察系统，有时，他们以法律的名义，更多的时候，他们用手铐和暴力直接替代法律程序。一般而言，只要你显得足够忠诚和老实，不给制度的正常运转带来麻烦，你不会被纳入他们的视线范围，他们也不会进入你的思想体系。但是，只要谁尝试做一件对人生富于积极意义的行动，比如：举报一位败坏风气的腐败官员、与朋友来一次小型集会、发布一篇议论时政的文章、或者试图去天安门广场去纪念一下曾经的自由先驱，你立刻感受到他们在你周围无所不在的存在，和他们对你人身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它仅仅是让我们感受到公开存在的具有正式编制和警号的警察系统。在我们周围，更多的人充当着秘密警察这一角色，他们一般处于地下活动，我们平时无法去关注到这些地下警察到底藏身于何处，会以何种面目公开出现，在特定的场合和时刻下，他们自动地浮出地平面，在我们周围生成警察的效力。这个制度将任何人纳入到警察职能的范围之内，自动地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效力：教师有理由感受到这种警察的效力来自于他的学生，有时，他变成那个学生；“非法”的孕妇有理由感受到这种警察的效力来自于邻居的举报，有时，她变成那个举报的邻居；小商贩有理由感受到这种警察的效力来自于城管队员，有时，他可能充当城管的角色迫害其它小商贩；拆迁户有理由感受到这种警察的效力来自于官方专门聘用的打手，有时，他成为那个打手；有时，他就是我，还有你。有时，这种警察的角色来自正式警员编制不足而由政府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临时充数；有时，警察的职能由来自社会的保安来担任；有时，一些工作没着落的无业人员被雇用行使警察的权力；有时，这种雇用来自于某个非法的暴力集团的成员。在这个体系之内，没有警察和非警察的根本界限，也没有你、我、他的根本分别，在特定的场合，我们都有可能转换变成制度需要的那种警察，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卷入其中，有时，我们可能今天还处于与警察角色完全背离的心理状态，到明天，我们自动转变成警察的角色，而这个转换的过程，甚至不需要专门的心理适应就能够达到。在这里，我们仅仅拥有同一种身份——极权道具，它正是用这种方式完成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解构，每个人成为单个的原子直接面对整个制度。有时，这个制度表现为军队、公开的警察系统、由官僚主导的以各种名目存在的“人民”政府、无处不在的恣意放纵的虚假宣传，有时，这个制度就表现为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其中有“我”自已的位置。诚然，我的朋友被抄家，以公开面目现身的制度身份是警察。但是，警察如何获知他去天安门的消息？是否有人告发？还是警察局自已截获的空中消息？无论如何，警察背后还拥有着更广泛的社会支撑，朋友甚至明知那套系统在于专门监控社会而有可能主动去开发或者安装它，为它的正常运行奉献过自已的一份力量（同样适用于任何人），只不过，他现在成为这套系统的直接受害者（同样适用于任何人，包括以个人身份存在的警察），在他希望做一次对人生富于积极意义的行动决定之后。在这里，还有朋友的太太，她被赋予了制度的某种权力，负责监视她丈夫完全合法的正当行动，管制他的人身自由，即便她情非得已，但她在事实上充当了这个制度的秘密警察。
结尾
祛除极权统治，从枪口不再对准追求和平的自由人类开始！从朋友的太太拒绝做她丈夫的监护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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