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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永
6月24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办公会对我作出开除学籍的决定。7月1日，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副院长办公室，监察处（纪委办公室）处长郭克勤、保卫处副处长李文蓉、研究生学院副院长李卫宏、培养办主任马昌礼，办公室副主任赵郁芳等向我递交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关于对刘建永同学给予开除学籍纪律处分的决定》。
鉴于此《处分决定》违背宪法，践踏言论及信仰自由，在我本人已经请假的前提下，仍变相以“旷课”为名，行迫害之实，本人愤慨之情难抑，特于此发出公开信，强烈谴责这一迫害行径。
一
2009年4月24日，我应美国笔会邀请，前往美国访问。在此期间访问并拜会了中国民主党主席刘东星、《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调查助理Madeline Earp、美国笔会自由写作与国际项目主任Larry siems、劳改基金会行政总监吴弘达、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等人。
4月27日，于纽约“中华会馆”参加由“王丹、胡平、李进进、陈破空、王军涛、刘刚、吕京花”等人召开的“纪念六四20周年新闻发布会”；
5月5日应“达赖喇嘛北美代表处”邀请，于Waldorf Astoria Hotel参于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当晚在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参加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等与会的“西藏问题”座谈会。
5月上旬返回国内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即对我作出“主动退学”或“开除”决定，建议我“主动退学”，遭到本人拒绝后，研究生学院即行上报给四川省社会科学院。6月24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办公会“一致同意”对我作出“开除学籍”的决定。
二
5月上旬，在研究生学院对我的处分决定作出后，在研究生学院副院长办公室，副院长李卫宏与我谈话，他说“你的问题是政治和言论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是经济问题或其它问题都没什么，但政治问题谁敢负责？国安已经给学校发了你的通报，这个事情不好明说，我也无能为力，学校只能以旷课的理由开除你，请你做好心理准备……关上门，我们倆可以说这些，出了这个门，我就不承认……”
随后，我致电我的研究生导师李远国，他在电话中表示“关于我的问题，国安也找了他。希望我谨慎。”（迫于压力，李远国老师已经不敢对外承认）
5月18日，我和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一处（国保）处长曾建通电话，他在电话中默认了通报一事，电话中警告不准联系政治，并希望有空能和我“聊聊”；
而早在此之前，学校对我已经全方位严密监控起来，每周都会定时给我所在中国哲学研究所打电话，要求盯紧我的博客和文章；而在研究生宿舍，学校也不断给舍友打电话、发信息，询问我的行踪，并要求舍友随时汇报我的行踪和举动（负责监控我的舍友由于压力很大，多次善意提醒我小心）。我的电话也未能幸免“隔墙有耳”的“高规格”待遇，这种全方位的“保护”，吓坏了我身边的人，以至于无人敢跟我联络，使我的学习、人际交往等均陷入了困境之中。
学校在“处分决定”中表述“由于刘建永同学的违纪情况严重，扰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在全校范围内造成了恶劣影响，且在留校察看期间，纪律处分仍未解除的情况下，仍然有较为严重的违纪情况……”，那么这种所谓的“严重、恶劣影响、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等可笑的理由不妨在此罗列下来：
2007年，我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后，“不经学校批准”，擅自加入“独立中文笔会”，成为异议作家之一。2007年年底又给学校提“意见”，批评学校的点名制度。——此为恶劣影响之一。
2007年在一次班会上，研究生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赵郁芳要求每个研究生都要登记自己的政治面貌，我在我的政治面貌那一列写的是“自动退团”；（共青团） 由于我调剂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时是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所以在表格上，我的名字排在2007级全校研究生的最上面。“退团”字眼比较“刺眼”。——此为“恶劣影响”之二。
2008年，在一次中国哲学专业“儒家文化管理”课堂上，中国哲学所前所长、儒家方向研究生导师、老共产党员陈德述教授在课堂上讲“我们研究生要争，争先进，争入党”，然后他突然问我，“刘建永你说对不对？” 我平静回答“老师，我不入党”。陈德述恼羞成怒，随后便到学校上告，理由是“我政审不合格，要求学校开除我”。——此为“恶劣影响”之三。
2008年底，我加入“国际特赦组织”（国内又称为“大赦国际”）；尤其在刘晓波被起草《零八宪章》被逮捕后，我又积极声援，参与国际笔会联名呼吁。——此为“恶劣影响“之四。
在研究生“维稳”大会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明泉（分管研究生学院）讲话中要求在校研究生“不要去西藏，不要去串联……不要被达赖喇嘛的迷人微笑所迷惑……” 不久前，研究生学院副院长李卫宏在学校内部老师聚餐会上，公开说“刘建永在外干了件‘大事’（会见达赖喇嘛）”。我被达赖喇嘛的微笑所“迷惑”——此为恶劣影响之五。
由于我经常写一些“批评文章”，表达不同见解，被称为“不认同四项基本原则，一贯宣扬自由价值观和普世价值”。——此为恶劣影响之六。
我在赴美国访问期间，不但观摩了法轮功游行，还参加了六四20周年新闻发布会，还跟批评中共的几乎所有的“反动组织”的头头脑脑们“说了话”，“握了手”。——此为恶劣影响之七。
……
三
学校在《处分决定》中所述的所谓“7次旷课”，是显而易见的“欲加之罪”，2008年至2009年，在非常有限的所谓“旷课”，我都向研究生学院培养办主任马昌礼老师、任课老师请假或由同学代请假。（在这一点上，也希望学校不要昧着良心迫使同学说假话。）
所说的“4次集体活动没有参加”，实际上是，由于难以忍受学校“近距离监控”的压力，我搬离研究生宿舍到外面住。并将我在外住的情况告诉了研究生学院，还多次发信息告知办公室副主任赵郁芳老师（兼2007级研究生班主任）；学校那“4次班会集体活动”前，我没有收到任何相关通知，其中最近一次我还特别告诉赵郁芳老师，请她在开班会前一定要通知我。而其它收到通知的“集体活动”，我都是按时前往参加。尽管参加班会的研究生人数每次都超不过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尤其，在我赴美访问前，我已经按照规定履行了请假程序，甚至是多次请假。相关请假条目罗列如下：
2009年3月16日，周一，我带上请假申请及打印的“赴美国访问内容”，前往研究生学院向马昌礼老师要求开签证证明，马昌礼老师要求向院领导说明，随后我便到副院长李卫宏的办公室，向李卫宏副院长请假并要求学校开申请签证的证明，李卫宏副院长要求查看邀请函；
2009年3月17日，周二，上午，我带上邀请函，再次前往副院长李卫宏的办公室请假，带了书面申请及打印的访问内容介绍；
2009年3月18日，周三，再次前往副院长李卫宏的办公室请假，李副院长给外事处处长（当时其人在医院）打电话，我介绍了签证情况，外事处处长在电话中表示，学生证即可证明我的四川省社科院在校研究生身份，毋须另外开证明；
2009年3月20日，周五，研究生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赵郁芳老师主动向我打电话询问签证进展；之后我又回信息答复。
2009年4月14日——23日期间，我两次前往研究生学院，到院长办公室找郑泰安院长，均不在；
2009年4月23日，我拿着书面请假申请，前往研究生学院请假，先后找到培养办主任马昌礼老师，后又找到办公室副主任赵郁芳老师，向他们请假；随后又向副院长李卫宏请假；李卫宏建议“以事假的形式请”，并说“你再找郑院长，我就当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当天上午我在赵郁芳老师的办公室，给郑泰安院长打电话，在电话里汇报了请假的事情，郑泰安院长在电话里说“他在开会”，我表示晚点再打。随后中午和下午，我两次拨打其电话，均无人接听，下午我只得发信息给郑泰安院长，按照李卫宏副院长的建议，向郑泰安院长请假；（事后，郑泰安院长确认已收到我的请假短信）
2009年4月24日，我飞往美国。5月回国后，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没请假”，研究生学院以此断定我“旷课”，并给予我“主动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
四
依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表述，我所被处分的依据来源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点名考勤制度”，而这一块备受学校师生诟病的“遮羞布”，在学校也是“丑闻”不断。仅举其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仿照中小学的“考勤”制度，“自主出台”了“加强研究生管理”的办法，即，不管教师讲得质量如何，学生都必须强制去上课。而“考勤”的操作是：研究生学院每天派考勤员去每个专业上课的教室“点名”——强行推开教室的门用眼睛朝里面“瞧”或“直接进去点名”，记录学生和教师是否出勤。
由于点名时要推开上课教室的门，会干扰甚至是粗鲁打断师生的课堂教学，让师生极为不满，2009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一次上课时，学校考勤员强行推开法学研究所的教室点名，任课老师大怒，当即质问研究生学院里的考勤员“谁给你权利闯我的课堂”，考勤员尴尬退出后，全体学生为任课老师鼓掌……研究生学院得到考勤员的报告后大为光火，当即全体行政人员倾巢出动，挨着教室去“查”，并报复性地将每个鼓掌的研究生都叫去痛批……
早在2007年，我就严词恳切地向学校写过改进考勤点名方式的建议信，学校置之不理，而且写建议信的我也被同学戏称成了学校“每次专门去点我的名”的“重点关注对象”。
学校在上课方面，是填鸭式的“满堂灌”，呆板老套，愚腐不堪；考试考核上，是采取中小学一直延续的闭卷考试，“农耕牛作，陈旧保守，犹如一夜回到解放前”；2009年，研究生学院又下发通知，通知全体研究生“未交学费的学生不准入党，不准参加中期考核，不得参加论文答辩……”，此前由于学校拖欠研究生的每个月生活补助而险酿成学生集体抗议，迫于压力，学校每位研究生象征性发了60元食堂餐卷应付了事，便无下文。早在几年前，由于学校强迫征收统招研究生的学费而被学生投诉到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并被报道……
往届，专门史专业曾有一研究生喝醉酒后在学校里高呼“学校的老师没有一个好东西”，学校得知，立即给予处分。
此前曾有学生想调剂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前来咨询了解情况，有人告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教育是“两千年前的工具，远古时代的思想；贫民窟的校园，吹上天的牛皮。”
而在我们中国哲学所的教学上，中国哲学所前所长、儒家方向研究生导师、老党员陈德述教授，继给我们讲了半年的《论语》之后，又给我们传播了半年的八卦，风水、看卦算命等迷信思想，甚至自称“算命算得一向很准”，让人哭笑不得。
五
综上，对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开除我学籍的决定，与法不符，与理不容，与情不合。7月1日，在研究生学院，我当即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的写作和言论无论正确与否，无论别人是支持还是反对，我都有言论表达的自由”，“学校应该鼓励学生培养‘追求真理，探求真相，独立思考’的勇气，学术也应坚持理性、客观的立场。” “蔡元培先生也说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学校也应该保护学生而不是打压勇于说话和敢于说真话的学生。而现在的情况是，我在学校一直被压抑着，学校频繁给我们研究所打电话，给我宿舍舍友打电话，给我制造了很大的压力，让我丧失了自由，濒临危险境地。这不符合一个理性、开明、和谐的办学宗旨。”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监察处郭克勤处长表示，“依据相关程序，我可以进行申诉”。但鉴于目前情势下，我对申诉结果并不抱有正面转化的期待，在此，我本特发此公开信，予以披露谴责。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 刘建永
200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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