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中共的海外渗透

遇罗锦


张丹红事件，不过说明中共在西方渗透到什么程度。就连我这孤陋寡闻，很少和别人结交的人，在德国生活了二十三年，发现的中共特务就不止一个，听来的也不止一个。

海外有两大片人：一大片，是中共的高官子女。尽管他们的父母对中共极权极不信任，用贪污所得将子女们安置在海外；但由于他们骨子里对中共，对“血统论”仍是极爱，所以网上也好，日常生活也好，处处以“愤青”面目出现，大喊“遇罗克就是该杀”的，将张丹红事件搅成一锅粥的，故意制造黑热闹，制造分裂的，都是这帮人。没有中共政权，他们深知便没有自己优裕的生活。

另一大片人，就是海外民运人士及对中共政权不满的人。八九年“六四”事件，把人们的心凝聚在一起，那时人们的反共意识达到了高潮。但不久，“事还没干先吵架”，谁也不服谁，一个个都三头六臂，既不自省，也不想忍，更不顾全大局，只想自封为王。想说什么说什么，想伤害谁伤害谁，结果是各个都被别人的，自己的箭中伤。最后是“开大会，选主席，孤零零地只有两个半人”。谁和谁都不再是朋友，谁都防着谁。你刚一打电话他先录了音，再消音加音地生点儿事儿，一轮一回地再把别人气饱。惟恐天下不生事，否则一个人活着多没劲!

而中共将狱中原先反共的一些人，施以高压，让他们屈服，认了罪，签下合约；有的甚至由中共制造辉煌的“反包装”，让他们披上金色的反共外衣，被一个个安置在洋人和国人的眼皮底下，专门探听各种鸡毛蒜皮的消息。从人们的聊天中，获知许多情报，然后中共对他们一个个施以毒计或柔策：有的被暗杀，有的出了车祸死去，有的受了重伤。对中共“黑名单”以外的人，则施以“怀柔”。有人给他们“捎话儿”，希望他们回国看看。有的一回国便对中共一见钟情，中共给予不错的安排，这些过去痛骂中共的人高唱对中共的赞歌。对于更多的人，中共准予他们有退休金，并按月，准时地寄到他们国内的帐号上，包括在中国看病的医疗保险。

按理，在哪个国家工作过，就理所应当地得到哪个国家的退休金。但海外的“异议人士”们，都是由于政治庇护才得到西方永久居留的。有的“兰卡”和”绿卡”上明文规定不许回中国，中共十分清楚。在几年前，中共是不可能给这些人退休金并让他们入境的。后来很多人入了外国籍，不再受不能进入中国的限制。随着中共加入“世贸”，经济上的强大，西方各国为了做生意，向中共频频示好，“人权”往往象演戏，象下棋，象筹码；中共的渗透西方，便更加得心应手。

请你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当你感到在海外生活得很艰辛，远非自己当初的美梦时；当你早已被同道们的暗箭，明箭中伤，除了自己家人，感到再也没了朋友时；当你年纪越来越大，进入老年，越来越想念故土时；当西方的经济一直是走下坡路，经济萧条，不仅你自己看不到前途，也不希望儿女今后生活无着落时；当你踏上故土，感受到外貌巨大变化，感受无比的亲切时；当中共党员全以朋友的面目出现，热诚地嘘寒问暖，对你如此器重又加以问候时；当你在国内的帐号上，每月有固定寄来的一千，两千，有的夫妇甚至是五六千的退休金时；当你的儿女回国探亲毫无障碍，尽情花你的钱时；当你在国内买了房子，一心想在国内养老或两国来回住，换换心情时；而在海外，没有洋人，中国人是你的朋友；没有人器重你，问候你；没人准时给你寄那么多钱；你在海外，没有或只有极少的退休金，你能不被中共收买吗?中共给你钱之前的嘱咐，恐怕还没有你心里的自律来得强烈。甭说别人，就连我在美国的大弟弟罗文，都在说：“中共在进步。”

只能说，他们原本在海外定居的物质欲念，胜过反抗中共暴政的欲念。有的人是一句不骂，真心地在认为“中共进步”；有的，或许怀有更多的任务，遮遮掩掩。他们不再关心中共每天抓多少人，对多少人施以极刑，也不再关心中国是否还有言论自由。他们关心的只是物质，眼前，自己和儿女的出路。

若用两个山形做比——一尖朝上，一尖朝下的话，海外“异议人士”们，是那尖朝上的，最后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仍在坚持着。而“法轮功”是那尖朝下的，由少数人变得越来越大，遍布天空。他们始终是一个整体。因为他们以“真，善，忍”为原则不彼此伤害，毫无私念，不出个人风头，先从自我做起。他们的一切都以”天灭中共”为大局，这是两个鲜明的对比。

笔者，既不属于“民运”，也不属于“法轮功”，更无理论水平属于“异议人士”。但我忘不了，也不能忘记遇罗克的惨死，他是为“真”，献出生命的。哪怕我再穷，中共给的退休金再多，中共不倒，我不会办理退休，不会回中国。

2008.12月初稿
2009.7月定稿于德国


──原载《开放》2009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