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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中国论坛讨论新疆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7月18日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七五事件研讨会上的发言，以此为准。）
7月18日，哥大中国论坛在曼哈顿天竹苑举办讨论会，讨论今年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专家和意见领袖从不同角度对事件的真相、原因、前景和解决方案发表多样化的意见。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联络部部长曾大军、前《世界日报》副主编孟玄、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电视政论片《河殇》主笔谢选骏、文化思想学者李劼、《参与》杂志记者刘路、中华战略研究所所长郭岩华、中国民主论坛（纽约）召集人傅申奇、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于大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塞琳娜、独立网络政治评论员曲公、福特汉姆法学院国际法与正义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冠桦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等专家先后发言。
会议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说，乌鲁木齐的“75” 暴力事件震惊了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限制，这个事件的真相仍然被封锁，在中国大陆人们还无法进行公开理性的讨论，我们哥大中国论坛借助美国的制度空间，进行讨论，会对国人认识问题，有特殊贡献。特别是这个事件预示了中国未来政治变局中可能要严肃面对的困境问题，需要我们现在就开始认真思考；由于探讨的是前沿问题，哥大中国论坛遵循理性讨论的规范，尊重各种意见。
问责政府，实行自治
《北京之春》主编 胡平
今天这种问题的讨论早就该在中国举行，只有通过公开的、自由的讨论，各族群之间才能互相理解，减少冲突。但是中共当局压制言论自由，人家王力雄去新疆调研，反遭拘捕，写出的书也不准在国内出版。现在出了这么大的惨案，令人悲痛。后遗症很大，更让人忧虑。
新疆事件真相如何？还有若干疑问。但就是按照中新社的报道，维族人是在7月5日下午五点多开始集会游行，当局马上抓走几十人，而打砸抢是在八点多才开始出现的。可见，中共打压和平抗争才是使事态迅速恶化的关键。韶关事件导致局势紧张，一触即发。但在那样紧张的时刻，政府的作为，非但不是去消除引信，反而是去点燃它。针对平民的暴行无疑是犯罪。好政府要能防患于未然，至少也应该把可能发生的暴乱尽量减小。坏政府的做法正好相反。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在韶关和乌鲁木齐发生的不是针对维族人和汉人的暴力行动，而是反对共产党的游行，那政府会怎样？一定会立即镇压和控制局势。可见中国政府并不关心民族和睦关系和公民安全；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统治。
不少人主张取消民族自治制度。但实际上，如今中国根本没实行民族自治。你无法取消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是移民国家，在美国，原住民族也是高度自治的。谈到民族融合，有的民族和有的民族是水和乳，很容易融合；有的民族和有的民族是水和油，一辈子也融合不了。维族和汉族差别那么大，要维族汉化根本不可能，强行汉化，且不说其过程必定是暴力的，反人道的，而且注定是会半途而废的，是无法成功的。真正的解决之道还是真正地实行自治。
如何处理帝国解体的政治遗产
前《世界日报》副总编 孟玄
75暴力事件暴露出中国面临的一个困境问题。但75事件暴露的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帝国解体共同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民族分离主义。西方国家也有这类问题，例如英国-爱尔兰、法国-阿尔及利亚都是类似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人类尝试过各种解决方案。
让帝国崩溃，显然不是最好的方式，例如奥匈帝国和奥图曼帝国解体造成问题，危害国际安全长达半个世纪。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在族群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也不成功。但是孙中山从来就没有一个机会真正主导中国的制度建设，我们无法知道五族共和的具体方案。
中共沿袭苏联的民族自治制度，很难说成功。这两年西藏和新疆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就是证据。苏东共产主义阵营崩溃时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及导致政治经济灾难，都预示了中国新疆和西藏问题还有比现在更恶化的危险前景。
现在有人主张搞民族自决，采取威尔逊主义。但如果我们看看那些非洲国家的内战、腐败和贫穷的现实，这也不能说成功。也许这些国家继续让殖民者治理，比较本民族的精英治理，对被治理者而言，结果会更好。
总之，依照身份认同的思路解决民族问题的现代政治思想，在实践中的问题都很严重。即使台湾社会的民众同文同种，强调身份认同时，也产生难以解决的族群问题，威胁民主和法治的运行。
中国古代也尝试过各种方式，到唐朝时就知道对某些邻居的征服不可能。后来的传播文化中国方式应该说不错，明朝已经很成熟，但这套思路已经不适合现代国际关系体系。
美国的宪政体制目前消化各种族群矛盾最成功；美国模式不在族群合作基础上建构共和，而是采取所有公民在政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美国做到这一点，还是有些在建国历史时创造的政治条件，例如对印第安人的政治优势，现在已经不可能在大陆建立。
新疆事件是全球化大气候中扇动的蝴蝶翅膀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联络部部长 曾大军
刚才左边的记者小姐问我对新疆“7、5”事件的看法时，我说：“很难研讨”。因为，讨论事物的前提是，由不同的角度对大致相同的事实发表不同的看法。而在座的人谁敢说对“7、5事件”及其导火索“韶关事件”的事实过程基本清楚？因为我们在海外看到的中共、汉人、维人说法各异。虽说不是不能从混乱中捋出蛛丝马迹来，但那也只是分析猜测的结果而已。所以，我不主张大家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更反对仅因支持不同的说法就乱扣帽子甚至彼此破口谩骂。
治病当然先要找到病因。唯中、西方法各异。西医是从个案往微观，如细菌、病毒里钻。中医是天人合一说。在无法按西医，采样化验分析的情况下，不妨试试中医的宏观推论，辩证诊断之法。
已有一百多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特点之一是“与时俱进”。上世纪末以布莱尔和克林顿代表推出的“第三条道路”观点的前提就是“全球化”的现实。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推动地球村局面出现的动力，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其一大特点就是“优胜劣汰”！在座的大多都经历了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落差，经受过心灵上从夜郎自大地“誓要解放全人类受苦人”的狂妄自信，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已滑落到“开除球籍”的悬崖边缘所产生的心理震荡。
二、三十年来，传统上重视学习，地理上靠近沿海的汉族，已基本上由大锅饭的惰性转变到市场竞争的积极状态。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更封闭、更落后。如今，以内地竞争能力较弱群体为主的汉人，带着全新的观念，被那双看不见的手牵引到少数民族地区。带去了那里人们由几百年自然经济加几十年计划经济形成的文化风俗习惯全都难以适应的巨大心理冲击。而中共政府的官员却不但没有足够超前的眼光和引导措施，反而做了许多如权钱勾结，官场腐败之类的蠢事，从而对少数民族转型时期惶惑愤满的心理火上浇油。
人是高级动物。具有哺乳动物共有的生理特征是人的自然属性。思想能力和社会性则使我们高于其它动物。汉族人的性格在汉唐之前比较接近自然，宋以后渐受约束。汉人同学三、五年，同事十几年，往往还是“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即便是小偷强盗，多半也宁冒坐牢的危险也不敢伤人致死。我在边疆民族地区呆了5年，少数民族比较单纯。一个陌生人，你对他好一点，他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把他惹恼了，拔刀就捅！信奉佛教的藏族尚且如此，遑论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
“存在决定意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必须跟上经济基础的改变。封建经济从奴隶经济中诞生时，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600多年的疼痛。从封建制度的结束到新的经济政治形态的建立，又经历了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的战争疼痛。其他国家大同小异。
可见，只要是新生命诞生，无论是边远山村的接生婆或是医学院的妇科主任在场，疼痛都是避免不了的。区别只在程度的轻重。
那么，可不可以不经过流血而进入和跟上历史潮流呢？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朝现代资本主义过渡和转型时，仅仅出现过十分短暂的以巴黎公社为典型的暴力流血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北欧和北美那些当今世界公认的先进国家，全都是从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演变”道路上走过来的！
希望中共党内有识之士和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能把解决问题的思路转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考虑——这才是解决中国当代所有民族问题的治本之道。
至于有人说，动不动就从历史找原因，在三皇五帝到唐宋元明清的故纸堆里打笔墨官司，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要的是解决现实的问题！本人不敢苟同。我不主张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历史上，但完全不讲历史也不行。水有水源，病有病史。东突厥斯坦恐怖主义大本营为什么设在土耳其？知道吗？上个世纪末，叫嚣声浪越来越大的“泛突厥主义运动”有句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國长城！”（美国《新闻周刊》1993），您以为这是痴人说梦吗？不，这句话确确实实出自突厥民族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人——土耳其故总统奥扎尔之口！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世上绝大多数人肯定搞不清楚泛突厥主义的这种理论到底是有根有据，还是胡说八道？不将历史的真实面目澄清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吗？
澄清疑点必须问责政府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 陈破空
新疆事件，疑点重重。中共当政，以谎言和暴力为基础，鉴于其本性未改、面目依旧，凭常识，查信用，这个在北京“六四”事件中运用谎言和暴力、在两次西藏事件中运用谎言和暴力的政府，在新疆事件中，必然也运用了谎言和暴力。
从“6.26”韶关事件到“7.5”新疆事件，胡锦涛听任广东、新疆两地官僚的三重不作为：韶关事件何等惨烈，汉人围殴维人一夜，造成维人两死、近百人伤，韶关警方不作为；之后，在新疆，围绕韶关惨案，维族人议论纷纷，愤愤不平，酝酿举事，10日内，新疆当局不作为；7月5日夜，维人和平情愿讨说法，中共出动军警镇压，先镇后暴，“暴力”持续一夜，近两百人惨死、数千人受伤，连汉人都怒指当局不作为。
如此乱局，如此惊人的人员死伤，令民众难以释怀的是，迄今，从韶关市到广东省，从乌鲁木齐市到新疆自治区，竟没有任何官员引咎辞职，没有任何官员受到“中央”处分。“问责制”何在？原来，腐败与屠杀，都在胡锦涛和中南海的庇护之下。
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有种方式可以帮助人们评估真相，这就是查核信用纪录。只要我们考虑信用记录就知道，在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撒谎，掩盖真相，曲解事实，倒打一耙，造谣诬陷。土改、反右、文革和四五运动，事后检查，所有重大政治事件都是这样的。即使根据中共自己一些事后回忆和纠错的纪录都是这样写的。对于这样一个惯犯，我们凭什么相信今天他告诉我们的是事实呢？
“20年稳定”的日子已经满了
政论电视片《河殇》主笔 谢选骏
新疆事件发生后，我想起一句话。这句话是在六四前说的：“牺牲20万人，维持20年稳定。”有人说，是王震说的；有人说，是邓小平说的；有人说，是太子党说的。现在看这句话，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989年至今，确实做到了“20年稳定”。
但是。20年后，我们需要问新的问题：现在20年满了；中国还有稳定吗？新疆“75”事件和今年的其它事件表明，从现在开始，真正不稳定的时代开始了。新疆事件预示了这个新的不稳定时代会有些新特点：一个事件一夜之间，就有几百人命丧黄泉。
这既是未来的中国预兆，也是20年的总结：现在各地“民变”此起彼伏，到处都是暴力反抗烽火燎原；这正应了古书所说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989年的“党锢之祸”，正在招致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新疆和西藏更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少数民族更有血性或“暴力反抗的传统”，还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关。虽然在专制下，这个制度是空的，但到一定时候就会变成实在的。苏联是个例子。
我们清醒地看到：民主化不会导致分裂国家，就像苏联与东欧，除了采行民族区域制度的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以外，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甚至通过暴力革命的罗马尼亚，都没有分裂，而东德还走向了民族统一。世界上其他成功的民主化过程也都一样没有造成分裂。但是，民主化一旦卷入了民族矛盾，就会产生与民主化无关的额外风险。例如，要求落实空口许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很容易导致内乱、内战甚至分裂。这就是西藏和新疆的“民变”为什么比内地的“民变”更加激烈的一个原因。我们应该正视这一政治危机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七.五”事件是人权血案不是民族问题
思想文化学者 李劼
被有些人故意描述得“极其复杂”、“云遮雾障”的新疆“七.五”事件，其实非常简单：乃是西藏拉萨事件的重演。从根子上说，这不是民族问题，而是人权血案。倘若说，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瓮安事件等等突发事件所凸现的是汉族民众的人权遭到地方官吏的侵犯，那么发生在拉萨和新疆的事变，则是藏民和维民的人权遭到封疆大吏的侵犯。无论是西藏的张庆黎还是新疆的王乐泉，在处理藏民和维民的和平请愿时，全都以政治辅导员的思维方式，诉诸不计后果的野蛮镇压。断言“青帮”误国也许有失夸张，但政工出身的张庆黎和王乐泉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手段，却一模一样。这种方式从历史渊源上说，是毛泽东的镇反、反右、和文革的继续，也是邓小平“六四”屠城的照办和模仿。这种方式从眼下的当政者来说，则是向古巴、北韩学习的具体落实。
在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手段面前，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维吾尔族人，全都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权被侵者，都是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的受害者。做了人权恶棍的屠夫，一面残害包括藏民、维民在内的中国民众，一面在汉族和藏族、维族之间，挑拨离间，企图制造民族矛盾，以掩盖其侵犯民众人权的血案真相。经由国内官方媒体和海外一些面目不清之徒的四处宣传，八方煽动，一时间，大汉族主义甚嚣尘上。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人面前，从来极其自卑的汉族人，突然在藏民、维民面前变得不可一世起来，变得无比夸张起来。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叫嚣：正告维人，你们唯有放弃伊斯兰教，完全汉化，才是唯一的出路。不知这类狂徒敢不敢向美国人叫嚣：放弃信奉基督教！或者向整个西方世界叫嚣：放弃罗马教廷！应该不敢。这种声音与当年德国纳粹党人朝向犹太人的穷凶极恶，何其相似！区别也许仅仅在于，纳粹是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犹太民族，而此类狂妄得不成样子的大汉族主义者，则是企图把人家完全汉化。这种思路，或许出典于毛泽东当年的思想改造。斯大林与纳粹相像，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清除异己。而毛泽东则发明了思想改造。因此，这种企图强迫维族汉化的霸道，骨子里乃是掺杂了毛泽东方式的法西斯主义。任何一个政党，倘若以这样的思路作为自己的宗旨，那么有可能变成法西斯党。相信即便是当朝的共产党，都不会发出如此狂妄无知的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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