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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石根先生
胡石根先生是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自由工会的创始人，为这两个组织起草了纲领性文件。他撰写了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声明、有关中国改革问题的声明、有关自由工会的宣传材料和六四事件三周年的纪念文章并由他的战友印成传单广为张贴散发邮寄，为此被判了20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被法官和检察官合谋驱逐出法庭，在判决之后，他与战友们高喊“打倒共产党！”这一声怒吼，吼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服刑期间，他每年都在六四期间进行绝食纪念，为此被戴上手铐脚镣关进狱中的小号，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尽管坐了16年3个月的牢，胡石根并没有“残废”，更没有颓废，相反，生活的困境越发激起他求生的欲望。近日，记者辗转联系到胡石根先生，对他的经历及其近况进行了采访。
记者：胡老师，您好。很早就看过相关您的报道，对您在严酷的专制境况下追求民主事业的精神，我一直很佩服和敬仰。您能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境吗？
胡：你所说的“当时的情境”，是指八九六四，还是此后组党？或是被捕受审，开庭审理、还是以后坐牢？实际上，每一个情境都不太相同，当然，都有一个相同的底蕴，或者说，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那就是推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回顾某一个具体的情境嘛……可以拿一审开庭和一审宣判来说。同案战友多次见面聊，他们认为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开庭时说的：“今天，我来了，我要说，我无罪！我还要为所有和我情况相同的人作无罪辩护！”康玉春见面时就回忆，“你当时说今天我来了，我听了觉着那是一种洋溢着胜利者豪情的语调，压抑感一下就烟消云散了！”我告诉他，我用的正是凯撒征战凯旋时用的那个句式。拉丁文大意是“我来，我战，我胜”。
记者：据说您在法庭上最后选择了喊口号的方式来实践自己的言论自由，是这么回事么？
胡：是这么回事。一审结束，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完了之后，法警当即要把我们带出法庭，我挣脱法警站在原地不动，“我说两句，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是——”，不容我说“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法警就使劲扭住我，强行把我推走。我本来接着要说的是，所谓“宣传煽动罪”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罪，所谓“组织领导或积极参加罪”实际上就是结社自由罪，这样的判决实际上就是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是违反宪法的。眼看没有表达这个意见的机会，我就只好用尽全身力气一路高呼口号：“爱国无罪！民主有功！”“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在磕磕绊绊穿过法庭过道时，法警气急败坏，又是踢，又是拽，甚至直接把我往墙上推，拧我胳膊，掐我脖子，捂我嘴巴，拼命阻止我喊。
记者：这可是非常需要勇气的，难怪有文章称您为“当代英雄”。面对专制爪牙的凶残，大多数人会选择沉默或逆来顺受的。
胡：我的同案战友见法警这样推打我，先是大声抗议，接着就跟我一起高呼口号。就这样，“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共产党的法庭里回响、震荡……你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情景！不是我一人喊，是我们十多个人玩着命地喊，这动静多大！事后有人瞎联系说，你们这么喊，共产党还不重判你们吗？说这话的人不仅没良心，还故意把因果倒置了。事实上是先有判决后有喊口号这么一个过程。我也扪心自问，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冲动？有没有更文雅一点的表达方式？想来想去，我觉得不是冲动，是正义在手，是义愤填膺，也是当时那种情境下唯一可能采取的抗争——要么只能保持沉默，有人将其美化为高贵的沉默，我实在不能苟同——如果对这种判决也能保持沉默，还有什么不能保持沉默的呢？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
记者：作为大学教师，你本可以生活得很好的。但因为你对专制政权的藐视和抵抗，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工作和家庭全部被毁了。对此您现在后悔么？
胡：这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有些话必须有人去说，有些事必须有人去做。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这样我才心安理得。
记者：能不能谈谈您出狱后的生活情况？
胡：出狱已经一年多了。我这一年的生活，可以用“四无”来概括,就是无户口，无身份证，无工作，无最低生活保障。坐牢前，我本来有工作，单位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教学研究所。单位也有我的住房，学3楼110室，是筒子楼，在校园里头。那时候还没搞住房改革，全是单位分配的住房。我的原户籍因此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升派出所。我的身份证号码是110108551114223，被捕时还带在身上，看守所呆了3年，转到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时，身份证还一同转过去了，我还在扣押物品清单上签了字。出狱时狱方却说身份证没有了——真是怪哉！
记者：他们就这么相互推诿？
胡：是的。出来要生存，要吃饭，就得找工作。找工作需要身份证，我只好要求补办，可他们说必须先有户口。于是，我去报户口，他们又把我推到西城区；西城区当然不乐意接收我这个烫手山芋，又用各种借口拒绝我落户。说实话，我也不愿意落在西城，我的切身利益跟西城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多次要求在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原籍恢复户口，得到的回馈是没有哪方不同意，可到办实事时哪方都不作为！一个本来很容易解决的恢复户籍问题就这样拖了一年！
记者：他们可以剥夺您的政治权利，但谁也没有资格剥夺您的生存权啊。这么大的北京市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对你的户籍问题负责么？
胡：在“国庆”前夕，北京市公安局专门开了一个会，协调解决户口问题，结果竟然是“领导当场拍板”要我在西城落户口！这一拍板，又把我拍进了恶性循环中：没有户口，不能办身份证，不能办低保；没有身份证，不能找工作，甚至出行都受限制！难道领导拍板可以取消我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吗？况且，“哪来哪去”也是你共产党一贯的政策！这不是存心要把我置于难以自拔的生存困境中吗！这就不仅仅是在剥夺我选择居住地的权利，而是在侵害、剥夺我的生存权利了！你说“生存权是首要（！）人权”，我说“你首先（！）侵害了我的生存权！然后你侵害了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侵害了我生活中的一系列权利！”
记者：没有工作，那你如何生活？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胡：这一年我都是靠亲友接济，活得很艰难。尽管这样，我还是调整心态，乐观面对，在家里总比在监狱强吧！每天早起早睡，坚持锻炼，上上网，看看书，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也许是坐牢时间长了的缘故，我喜欢孤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一个人去公园晨练，一个人上市场买菜。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孤独下去不是太好，慢慢调整吧。总的来说，我已习惯了孤独，但不喜欢寂寞，不喜欢沉默。我想，我会努力打破寂寞，打破沉默的，尽管这也不太容易。
记者：好的，期待能听到您更多的声音，也祝您在往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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