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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胡锦涛不加掩饰地对刘晓波以言治罪，并处以11年重刑，超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底线。即使为中共党国的利益计，这个明显带有流氓色彩的政治决定，也绝非高明。但胡锦涛还是出手了，他不仅要向一切政治敌手炫耀自己大权在握，而且要对一切蔑视奴才哲学的人，进行一次集体羞辱。得知刘晓波获重刑之后，我的感觉，就如同看到地方恶霸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强奸民女，然后举目环视，看谁敢有不平的表示。
九十年代，在海内外巨大的道义压力下，中共专制政权在迫害知名知识分子时，一度有所顾忌。这一次对刘晓波审判过程之蛮横无理和刑期之重，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中共最高当局自以为实力强大，已经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国际形像，有意摆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
不论立场是左还是右，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能读不懂胡锦涛重判刘晓波释放的信息。这一事件已无关政治主张，更无关意识形态倾向，因为中共当权者除了关心一己之利，并无认真的主义和主张。重判刘晓波也无关政权稳定，因为胡锦涛很清楚，共产党的国家机器空前强大，刘晓波一介书生不可能对中共政权带来任何威胁。在犬儒主义、奴才哲学已经大行其道的今日中国，胡锦涛对刘晓波的蛮横审判和重刑，完全是对中共治下一切还想要维护人的良知和尊严的知识分子进行的一次精神恫吓与围剿。
刘晓波曾经发问：“难道三叩九跪的皇权时代已经废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国人还自我作践、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跪姿辩护？仅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许富人入党的开恩，难道就使国人只会以下跪叩谢来显示独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吗？！”胡锦涛用宣判重刑，对刘晓波做出了不容置疑的回答。
面对胡锦涛的无耻恫吓，生活在中共淫威下的知识分子怎么办？用什么办法抗议暴政，保卫人的良知和尊严，用什么办法来鼓励民众，不放弃对良知和正义的信念？胡锦涛之所以敢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恫吓和围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不仅控制了所有传媒，而且能够剥夺一切有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的生计。中国知识分子，依然面对60多年前叶挺描述过的道德困境：“为人开的门紧锁著，为狗开的洞敞开著”。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难题是，在无处躲避的严密监视下用什么方式能够发出集体的声音？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知名文艺评论家崔卫平意识到，在这关键时刻，一个人的道义勇气与智慧，能够支撑起千万人的道义勇气和希望。从元旦前到上周末，网上开始传播崔卫平的私人博客。在“我们不放弃”的标题下，崔卫平公布了对90余名知名学者与文化人士就刘晓波获重刑一事的访谈纪录。这些人的身份和立场各不相同，但除了极个别人，大家都鲜明而坚定地表示，反对中共倒行逆施，反对以言治罪。
在我看来，这一次中国的知识和文化精英对胡锦涛集体说不，不是一场政治博弈，而是一场对人的良知和尊严的保卫战。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共当权者明确地划出了不许以言治罪的道德底线，并且告诉当权者，在处置刘晓波的问题上当局已经越过了这条底线。这个集体的表态对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意义，超越了“零八宪章”，因为此次参与对中共当权者集体说“不”的文化精英人士中，有不少人并不赞同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甚至有人是刘晓波的反对派。但是，在反对中共“以言治罪”，反对奴才哲学这一根本问题上，大家站到了一起。
中国的未来该是什么样？中国变革的路径该如何走？这本来是可以争论的问题。只要中国有足够多的人不愿做奴才，不放弃人的良知与尊严，中国就还有希望。但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胡锦涛和他的同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坚持，只要大家都甘心做奴才，天下就太平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胡锦涛之辈发出了集体警告，如果他们不放弃奴化国人的痴心妄想，那么11年，就不会是刘晓波的刑期，而是中共政权的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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