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3月21日讯）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自由写作奖、林昭纪念奖、狱中作家奖颁奖典礼暨“文学与公民社会”研讨会，昨天下午在香港隆重举行，包括独立中文笔会、香港中国笔会和美国笔会代表在内，来自中国内地北京、上海、重庆、四川、广东，及台湾、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香港本地的作家、记者等各界来宾共60多人应邀到会。

会议于星期五(3月21日）下午三时在香港铜锣湾轩尼诗道德兴大厦的会议厅召开，颁奖会特邀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担任主持人，来自纽约的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及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先生为颁奖嘉宾；研讨会由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诗人孟浪先生担任引言人，特邀香港和台湾的两位著名文化评论作家梁文道先生和张铁志先生为主讲嘉宾。独立中文笔会两位副会长潘嘉伟和齐家贞、狱中作家委员会的两位香港成员蔡咏梅和武宜三负责筹划和协调会务，来自内地的网络工作委员会协调人野渡和副秘书长蒋亶文、来自俄罗斯的狱中作家委员会和文化交流与翻译委员会委员孙越，以及焦国标等其它内地和香港的会员近20人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来宾还有香港中国笔会秘书长刘伯权、理事李大立、会员廖书兰、苏建名，以及作家张成觉、高山，朗诵艺术家任永年，前“六四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等香港知名人士。

会议主持人金钟先生在宣布开会及议程安排，相继介绍独立中文笔会的三个奖项及其得奖人的简况——2009年度第七届自由写作奖得主汪建辉、第五届林昭纪念奖得主唯色、第四届狱中作家奖得主徐泽荣。

颁奖嘉宾赛姆斯先生代表美国笔会致辞，向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和得奖人表达支持和敬意，并向领奖人颁发奖座。遗憾的是，这三位作家目前都在内地，前两位“不方便离境”而后一位仍在狱中，因此都无法大会领奖，只好由笔会指定会员野渡、齐家贞和刘京生代为领奖并读答辞。自由写作奖前六届得主是王力雄、章诒和、吴思、丁子霖、廖亦武、周勍，林昭纪念奖前三届（第四届空缺）得主是卢雪松、昝爱宗、李剑虹，狱中作家奖前三届得主是杨天水、张林、吕耿松和杜导斌（后两人共享），全部都是中国内地作家。

会议随后播放了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长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录音贺辞，祝贺笔会颁奖礼暨研讨会成功召开，并祝贺三位得主。她还说：

“晓波因为写作和发言被判重刑，晓波和我知道独立笔会非常关注他的案子，美国笔会一年多以来以各种方式进行支援和救援，我们非常感谢。我知道朋友们很想了解晓波的情况，我现在就我获得的很少的资讯，给大家们谈谈。我3月10号给国保打电话，说该给晓波送生活费了，该见面了。到今天还没有回音。晓波还在看守所。我正在把晓波的衣服折叠好，放进整理箱。我知道后面的日子很长。我相信晓波，所以我以我的方式支援他。晓波如果11年后仅仅看到一个探监的我，一个只会谈论他的我，他肯定悲哀。我要做到是，把非常的日子过的日常，用诗说话，用画表达，用摄影传情。最后，晓波和我再次感谢朋友们，并祝下面的研讨会成功。”

研讨会由引言人孟浪主持，他说：对文学应该持一个开放性的发展的观点，社会评论的写作也应该是在文学范围里。文学可以做什么？文学作家凭着良知从事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写作是应该的，同时文学也可以是非功利的、超越政治、反对政治的，这一部份写作我们也应该去保护。

首先主讲的是台湾作家张铁志，自我介绍在台湾写政治评论，很关注中国人权民主问题。他说：有些惶恐，因为我不是搞文学的，又因为得奖者都是前辈，自己非常幸运，在台湾写作没有遭到打压。“公民社会”古典的定义，是自由表达和公共讨论的领地。没有公共性，自由就是假的自由。言论自由一定要接轨到公共性，进行价值讨论，政治辩论等。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提到四个写作的理由，第一是得到存在感，第二是出于美学上的表现，第三是冲动，第四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我觉得这些理由很真实。我和文道也讨论过，我们希望写出有美学表现力的作品。在一个集权体制的社会下，任何一个对故事的呈现都是对真实的呈现。我很希望提供些来自台湾的观点。台湾到70年代开始有些改变，当时开发了部份民意代表的选举，在文化领域，更多的人开始思考何谓现实，何谓中国。70年代末，乡土文学开始流行，但很快受到国民党的打压。90年代，台湾越来越民主化，知识份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办了很多不同的期刊，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过去十年，台湾有精神性的危机，媒体越来越商业化，在公共领域贫困，作家在评判中相对匮乏，大部份和政治权力或优渥的物质环境靠拢。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希望扮演批判角色，我们希望从艺文界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选择发声，拒绝沉默。今天选择沉默，明天就会连选择沉默的自由都会失去。

香港作家梁文道随后演讲，谈及文学作品与政治的关系时说：什么叫跟政治无关？我们答不出，因为我们想不出。因为今天跟政治无关的事情，明天可能就会变成跟政治有关。我们不知道政治的界限在哪里，文学根本的作用就在于怎样挑动这个界限。我的写作范围是评论，每次写评论就有些心虚。我现在有些担心这种写作，它们的时间很短促。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们觉得，是不是我写出来了，我就舒服了，尽责了。我不是完全否定我写作的价值，但是在我看来，在写作中，什么是责任，什么是良心？我发现，写作，并不在完全于我写了什么，而也在于我怎么写。我尽量避免陈腔滥调的语言——比如说形容老百姓很快乐，就描写他们欢欣鼓舞，等等。文学艺术，总能够利用想像力，超越界限，去塑造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我不否认今天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在文学的语言方面有很多贡献，而对作家在社会责任方面是有保留的。与铁志谈过，中国与东欧不同，在发生一些事情时，作家不构成最重要的意见分子。我觉得，中国作家在这方面的集体缺席是很可惜的。当我们问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与东欧的不同在哪里，我们作家写作的环境是什么？我对这些问题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还在思考和观察之中。

此后，众多听众踊跃提问，与演讲人和引言人热烈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和写作的社会影响和相关社会现象。

三位来自内地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盛慧、刘京生和张桂华，就研讨会主题分别作了书面发言，作为会议专刊的一部分散发给到会听众和媒体。会议还以频视和推特文字在网络上进行了现场即时转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