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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欧阳懿文集《民运文化探索》序
欧阳小戎
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来到世间，仿佛天生就是要去做无根的漂泊。在他的一生中，也许会拥有许多肝胆相照的私人朋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必然的，只要一个人愿意选择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自然就会有许多人愿意与他结成肝胆），但无论如何，他的生活总要不可避免地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他将渐渐被社会生活的主流人群以不同眼光对待。这种边缘化导致作为个体的持不同政见者陷入困境之中，他将失去来自身边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进而导致整个持不同政见者群体陷入困境，民主化进程陷入困境。
在这开始的时候，我想向读者诸君讲述一个简单的小故事，以请诸君管窥一番，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心中的故乡，究竟是什么一番景象。
在苏联，自十月革命始，至其解体，计划经济体系一直没有得到变革。计划经济体系意味着一个人几乎无法（至少是异常艰难）脱离国家控制而单独存在。国家几乎掌控着全社会所有人的经济来源，并且脱离该体系之后几乎找不到其它经济来源。除非逃往深山老林自耕自作。苏共当局对付其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有多种手段，除了枪决、劳改、驱逐出境等时常听闻的手段之外，还有一种十分常用的手法，就是停发该反对派人士的工资。苏共当局认为，停发工资之后，人们找不到其它经济来源，于是必须向苏共当局低头，才能保全生存。但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们迅速找到了应对办法。他们相互授课，然后收取听课费。这既在现实上解决了那些被停发工资者们的经济尴尬，又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还能促进学习，更重要的是，授课并得到听课费，对那些需要钱的人来说，是一件既体面又自然的事。这种方式不会引发诸多不必要的“人情”纠葛。
相互授课的方式持续了数十年，苏联人民中的相当一部分，终于迎来的自由。对于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而言，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族群本身，已经成为了他真正的家园。他在世上承受来自专制当局的迫害，承受身边的冷落和嘲笑，却在这个族群里得到心灵慰藉及各种支持。这个族群里的人们给他提供的内在力量，也许丝毫也不亚于自由价值本身。
在逻辑上，持不同政见者们想要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必须依赖民众的支持；但现实的状况却恰恰相反，往往持不同政见者们越是努力，他们离主流民众就越来越远。因为他越努力，专制当局就越迫害他，然后他的命运变得越发艰难。这几乎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们所需要面对的头号难题，尽管许多人试图探索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但前景并不令人乐观。至今，它仍旧是头号难题。欧阳懿先生便是试图探解这一难题者之一，他很早便提出反对派应积极进行自身文化建设这一概念。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关于这一概念，他为第一人。
无论作为个体或是群体，持不同政见者被社会边缘化，乃是不争的事实。此现状与我们所想要追求的，一个基于普遍选举，更加开放、自由，人权得到强有力保障之中国的目标背道而驰。尽管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努力和牺牲有目共睹，然而该现状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和牺牲得到明显改观，令任何一位关心并支持中国民主化进程者揪心。想要令该现状得到改观，必须解构并重构一些问题。
以色列资深部长、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称：在一个基于恐怖的社会中，存在着三种人：第一种人是现行社会制度的自觉维护者；第二类是现行社会制度的坚定反对者；这两类人是真正的理想者（其理念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为数都不多。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三类，被夏兰斯基先生称为“悖思者”。“悖思者”们会在不同场合、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问题中，表现为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支持或反对。譬如说在当今中国，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官僚阶层的腐败和贪婪十分不满，但换一个场景，当统治中国的官僚阶层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或者涉及诸如西藏、台湾等地区事务时，他们又会情不自禁将官僚阶层当成自己理所当然的代表，而完全忘记了官僚阶层是通过残杀自己先辈和同胞上台，并正在侵犯着自己的切身利益。
悖思者会随着社会的推演发展转化：总体上，当社会的恐怖水平提高时，悖思者大军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转化成现行制度的拥护者，而反对者中的一部分退化为悖思者；反之，则会有相当一部分悖思者转化到现行体制的对立面，体制的拥护者中，亦会有一部分人转变成悖思者。是以，在一个基于恐怖的社会，尽管在持不同政见者们的不懈冲击下，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外加统治阶层内部的统治能力退化，其恐怖水平将不可逆转地逐渐下降，但统治者仍时时试图竭力提高或保持这个社会的恐怖水平，以维系其统治。我们有理由将该认识归功于整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而非夏兰斯基一人，这是属于人类的一笔巨大财富，毕竟，在今天的地球上，仍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恐怖统治之下。
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被边缘化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自身被统治者树为恐怖统治的榜样，让悖思者大军看到他们下场，从而远离他们，进而远离他们的思想。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他想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必须接受被社会大多数人远离的命运，这是别无选择的代价。在这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们想要改变自己被民众疏远的现状，几乎无能为力。或者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下去，以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告诉身边的悖思者大军们，自己身上所承受的那些恐怖压制，并不可怕，人有能力去战胜它们。
然而还有另一层因素，同样可以导致持不同政见者们被民众远离。那是出于持不同政见者们自身的种种缺陷（之所以称为缺陷，是以一个高标准来衡量）。就人这一物种本身而言，尤其处于中国这样具有特定的文化氛围的社会之下，人们总是习惯于去挑他人的毛病，而非认可他人。因为给他人挑刺，要比承认他人的价值，要简单得多。当悖思者们看到一个成为恐怖政治镇压对象的持不同政见者时，自觉地对其持有同情态度者，仅占少数；大多数人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反对他，因为恐惧盖过了他们的理性。可是，要想反对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非常困难，因为一个人若是甘心毫无指望地以承受迫害为代价来坚守自己的观点，那么其观点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必定更接近真相。因此，那些反对者们必须在他（她）身上找出其它理由，来否定这位持不同政见者。于是，这位持不同政见者身上的种种缺点会被放大，甚至被扭曲、被误读，成为他（她）理所当然应当被否定的理由。
实际上，我们所风闻的，关于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种种不良传闻，虽非完全地空穴来风，但却是被放大的，这种放大有时几乎到了离谱的程度。在现实中，如果人们有机会接近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并保持清醒和理性的头脑，会发现在他身上虽然存在着种种人性固有的缺陷，但不出意外的话，这位饱受诟病的人，往往比那些诟病他的人们更加接近于优秀。
因此，我们无力摆脱恐怖政治对我们所施加的桎梏和迫害，以使自身免于被边缘化，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努力使自身变得更加完整，免于诟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战胜被社会边缘化的命运。
欧阳懿先生所提出的文化建设，便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为我们思考如何使持不同政见者群体变得更加完整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和切入点。一个没有枪却要对抗枪；没有钱却要对抗从整个国家搜刮来的国库；没有任何外交和内政资源却要对抗一部国家机器的群体。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无论作为一个个体还是群体，我们的生命形态能够具备承担起这个国家未来的资格，亦即，在我们身上，使人看到这个国家的希望。用俗话说是：“一群能成得了事的人”。我们内部的精神联结牢不可破，对外出现时，我们的心灵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亲和力。这种提法虽然仅仅是一种理想状况，却是我们的目标，尽管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达到这些目标，而我们亦知道：只要一日没有达到这些目标，便一日不能停止向这一目标的努力。若能如此，则吾乡近矣
至于如何重构它们，我想，请读者诸君还是静静地从欧阳懿先生的著作中得到启迪吧。您会因这一趟奇妙的阅读而受益良多，哪怕仅仅当成一种闲情式的欣赏，欧阳懿先生亦能令您赏心悦目。如下，我们可以开始这奇妙的旅程，由衷地感谢诸君，愿谦恭地以您朋友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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