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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民经历——从“喝茶”到“抄家”
古川
2010年4月9日，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传唤”并“抄家”。虽然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两个周了，但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回想我从被“喝茶”到被“抄家”的公民经历。
“喝茶”
平生第一次被“喝茶”是在2005年4月19日。那时，我刚到博客中国上班没多久。一天早上，同事突然告诉我说，楼下的值班室有警察找你。我下去后，看到值班室有两个穿便衣的人，他们说是市局的。一个姓韩，另一个叫王峰。他们首先问我，是不是叫古川，还说古川很有名气，并且接着解释说，上了他们名单的都是名人。然后，他们问我，是不是给王怡出过一份证明。我说是的。
当时，王怡自己出钱印了四本书（王怡自己的评论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康正果的自传《我的反动生涯》、汪建辉的小说《有没有》），用于朋友学术交流，这些书均标有“内部交流、严禁翻印”字样。这四本书，王怡也给我寄了几套。但2005年3月21日，四川省新闻出版署却以“涉嫌非法出版”，将王怡委托快递公司寄送的906册书籍抄收。抄收发生后，王怡让我写一份证明文件，说这些书是用于朋友学术交流的。我就写了并寄给了王怡。让我没想到的是，仅仅因为这份证明材料，北京国保就来找我“喝茶”。
国保问我是怎么与王怡认识的，以及为什么要给他写证明材料。他们一再强调说，叫我不要被王怡利用。对此，我回答，这不存在被利用的问题，我说的都是事实，这些书本来就是用于朋友学术交流的。
谈完王怡的事情后，他们转而问及悼念赵紫阳的事情，问我赵紫阳去世的时候做了什么。我这才明白，其实他们找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王怡的事情，而是因为悼念赵紫阳的事情，王怡的事只是他们找我的借口而已。就像这次我被“传唤”并被“抄家”，主要并不是因为研讨会的事情，而是因为“维权网”的事情，研讨会的事也只是他们“传唤”并“抄家”的借口而已。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去世。第二天，我就写了《我们的悲哀》来悼念他。后来，又签名参加李健等人发起的《关于署名哀悼赵紫阳先生的倡议》。为了将这份悼念签名名单送到赵家，李健来到北京。1月24日上午，李健来到位于国家图书馆行政楼四层的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当时我在这里工作），他准备在下午的时候将签名送到赵家。中午的时候，李健、周鸿凌、张星水和我等人一起到附近餐馆吃饭。吃完饭后，我们一起回到办公室，李健走在前边，我和周鸿凌走在他后面，快到国家图书馆北门的时候，走在前面的李健被四个国保快速的抓到天桥下的车里。我和周鸿凌、张星水只好回办公室等李健的消息。一两个小时以后，李健回到我们办公室，说国保不准他到赵家递交悼念签名名单，要把他送回大连，他回来拿一下东西。因此，他将签名悼念名单给我，要我帮忙递交到赵家。赵紫阳去世后，中共官方要求参加悼念的民众必须先打电话登记申请，然而于25日到金台饭店领取“出席证”。我当时也申请了，于是25日来到金台饭店，却没有领到“出席证”。不过，我将悼念签名名单给了赵紫阳的孙女，她向我表示感谢。
因此，当国保问我做了什么时，我说帮李健送交了悼念名单。他们就说我被李健利用了。我说不存在利用的问题，这是我作为公民对赵紫阳的悼念而已。赵紫阳不是曾经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吗？为什么不能进行悼念？他们说，赵紫阳已经被官方定了性，不能进行悼念的，悼念是与官方作对。后来，他们问我认识到错误没有，并要我写一份认错书。对此，我说我没有错，拒绝写认错书。
他们要我每天用电子邮件向他们汇报行踪，我答应了他们。因此，2005年4月19日17时51分，我向hansir@263.net这个邮箱发出了第一封汇报行踪的信，其内容如下：“王先生、韩先生：您们好！我今天工作，参加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在友谊宾馆。其余的没有什么。丁访关 2005年4月19日。”
他们收到信后，于当天21时57分给我回复如下：“小丁：你好，邮件已收到。希望你能按照我们达成的承诺，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改善我们的‘距离’，希望看到你明天的邮件有更丰富的情形。即日”
其后，我每天都向他们发送内容相同的信。如2005年4月22日18时09分我发的是：“今天一天工作，没有别的事。丁访关。”发了几天后，我烦了，就设置成定时发送。然后我于2005年5月4日17时05分收到他们的回复：
“小丁，你好：‘五一’期间，能看到你的来信，比较欣慰，不知你们有没有放假，如果放假的话，你上网一定不是很方便，但你能每天坚持住，这个态度值得肯定，我也很高兴能看到你的这个态度。但是，细观你的来信，不足的是，无论内容还是措辞都是一样的。我并不是苛求你将每天活动情况如实记录，（当然你这些天也不可能是什么都没做，这个我知道得很清楚，毋庸多言），我只是要求你讲一讲心里的想法，因为，经过我们前两次的见面和谈话，我觉得我们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这些日子以来你也不可能没有想这些事情，你也不可能没有一些想法，所以呢，我就提出这么一种渠道，用来沟通我们的想法，我觉得这种方式是能够被你所接受的，并不至于太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如果换一种方式，隔三差五去找你或每天给你打电话，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我还是从你的角度考虑对你的工作、生活可能不太好，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一种约定，但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我对你的表现还是不尽满意！单就发信这件事情，我无话可说，你确实按时完成，一天不差，但从内容上来讲，恐怕从头到尾都不能令‘你’满意！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说你蒙混过关我觉得不为过，你第一天给我写信，我就给你回了信，我的态度自认为很有诚意且很明确，期间的你的来信我不满意，之所以过了这么久今天才给你回信，是想充分给你一段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有所明白，能够拿出你的“诚意”来，可是，今天我仍然没有看到，因此，今天我再回信给你说明这一点，下一次我就不会再讲了，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我还不能看到你的诚意，我想我们得换一种方式了。”
虽然他们这么说了，我还是依然每天发送内容相同的信，如2005年5月12日我发的是：“王先生，韩先生：你们好！今天工作，没有别的事情。丁访关 2005年5月12日”这是我向他们发出的最后一封信。
第一次见面时，他们还要过我的住址，我告诉了他们。几天后，他们十几个警察去我的住地，试图进入我的房间。当时我不在，但把房东吓坏了。后来，房东就让我搬家。
第一次见面之后，他们又找过我两次，一次在“五一”之前，一次在“五一”之后，把我带到海淀区东升园派出所，要我认错，我拒绝。后来，又让我写保证书，我拒绝。我搬了家以后，他们又要我地址，我说，上次告诉你们，你们去威胁房东，我不告诉你们。第三次见面时，我还告诉他们，汇报我不写了。在这三次见面中，他们两个国保总是姓韩的唱白脸，威胁恐吓我，而姓王唱红脸，温和软化我。但他们还是拿我没办法，最后告诉我说，要去找我老板方兴东聊聊我的事情。后来，方兴东告诉我说，你的事情，你好好与警察聊聊就算了。再后来，他们又找我了一次，说要去茶馆喝茶。前几次都没有真正喝过茶，他们只给我喝过水。但他们开着车把我带到圆明园公园门口，又不愿意请我去茶馆了，只好就在车上聊了一段时间。此后，他们就没有再找我了。还需要提及的是，他们对我说，不要再与敏感人士交往。当我要他们提供具体的敏感人士名单时，他们又说这是国家机密。
“失业”
2010年4月17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编辑朱蒂，因4月11日编发历史评论《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而遭停职，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批示。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我这个博客中国主编的“失业”。
2006年10月17日早上，我值早班，值班的时候，我在我自己的专栏发了《要想“爱国”必先成为“公民”》。这篇本来是我之前写的文章，那天我把它找了出来，并加了如下按语：“本文是为2006年4月《中国青年》杂志的约稿，但后来据说太激烈《中国青年》杂志未刊发。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但是思想是不变的，当时在讨论“武汉大学的樱花是不是耻辱？”，而现在讨论的“9.18事件”，都是与日本有关，都涉及到爱国，因此我把此文找出刊发。”
文章发出来后，当时在博客中国担任副总编的郭明虎（网名叫“小国寡民”）看到后，在MSN上要我将文章删除。我就商量性的问了一下，真的要删除吗？郭明虎以为我挑战他的权威，怒不可喝地说：“不删就滚蛋。”我也火了，“滚蛋就滚蛋！”郭明虎接着说，那正式上班之后你去把离职手续办了。正式上班之后，我本来要去办离职手续的，不过我先去找了总编王俊秀，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王老师说，你不要去办离职手续，他不能把你怎么样的。
其实，郭明虎来到博客中国还是因为我。当时我到博客中国任主编后，邀请专栏作家时邀请他来开专栏。这样他就被方兴东与王俊秀认识了，后来经陈永苗的介绍，他来博客中国担任副总编。他来之前，王老师还问我，郭明虎这个人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实际上，郭明虎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与毛泽东一样容不得别人的挑战，喜欢与别人斗。他曾在很多著名网站，如天涯社区、百灵社区、中国搜索等网站都做过，在这些网站，他不是与员工斗就是与领导斗，最后都被扫地出门。
在博客中国，这件事没发生之前，他对我很好。但这件事却将他本来面目暴露出来。为了达到将我从博客中国“失业”的目的，他找到北京市新闻办网络管理处副处长陈华，说我是在国安挂号的人（之前我与郭明虎交流时，曾提到我被国保“喝茶”）。于是，陈华于11月1日向博客中国下了三条命令：一、博客中国停止更新三天；二、删除何家栋、李新德、李一磊、李玉海等四位专栏作家；三、对责任人博客中国主编进行处理。此事发生后，郭明虎还给王俊秀打电话说，博客中国停止更新三天与他无关。这真是此地无垠三百两，不打自招了。对此，方兴东让我暂时回家休息一个月，躲避一下风头。
此后，郭明虎开始与方兴东斗，写信给董事会，要方兴东不再担任董事长。对此，方兴东当然不干，于是在11月1日将郭明虎扫地出门。随后，我回到博客中国继续工作，然而一天郭明虎去博客中国办公室，看见我在工作，就问其他人我是不是回来工作了。然后，他又向陈华反映，陈华再次要求博客中国处理我。在这种情况下，方兴东再也包庇不了我，我于是从博客中国“失业”。因此，虽然这次“失业”，不是直接源于国保“喝茶”，但间接还是源于国保“喝茶”。
再“喝茶”
再次被“喝茶”是在2009年1月9日，因为《零八宪章》的事。《零八宪章》发布之前的2008年12月9日早上，我得到消息说，作为《零八宪章》发起人的刘晓波和张祖桦，前一晚被“传唤”并被“抄家”，而且我放在张老师家的护照也被抄走了。当时，我实际上已经签署了《零八宪章》。但考虑到我的护照被抄，我想要回我的护照，于是决定不签名而退出。直到今天，这本被抄走的护照仍然没有归还我。不仅没有归还，还将我新办的护照抄走了，真是可恶。
因此《零八宪章》发布时的第一批名单里并没有我的名字。不过，国保告诉我，他们手上的《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名单里有我的名字。而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零八宪章》一书里，第一批签名名单就有我。主编这本书的张老师告诉我，他提供的名单本来是没有我的，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我被列在了里面。既然国保手里有我的名字、《零八宪章》一书也有我的名字，因此我本人在此正式宣布：我（古川，真名丁访关，北京人权捍卫者）同意签署《零八宪章》。
让我没想到的是，正好是《零八宪章》发布一个月后的2009年1月9日早上，我却接到香山派出所（当时我住在香山）朱警官的电话，说有人在派出所等我聊天。我去了之后，发现是上面提到的王峰与另外两位属于海淀分局的国保，在香山派出所二楼会议室等我。王峰与一个国保坐在中间是空的一圈会议桌南侧，我坐在他们对面，另一个国保坐在我旁边。
王峰对我说，是不是很久没见面，以为我们把你忘了呢？他们问我知不知道《零八宪章》，我说知道。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从博讯知道的。又问我签没有签名，我说我认同，但没有签名。问我认不是认识刘晓波、张祖桦。我说认识刘晓波，但不熟，与张老师是朋友，经常去他家借书。
在“喝茶”过程中，我夫人李昕艾给我打电话，手机响了。他们不准我接，并要求我关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我把手机关机放在桌子上后，王峰中途出去回来，路过我旁边，趁我不注意时把我的手机拿到了他的桌子上。后来，“喝茶”快结束时，王峰与他旁边的那个国保出去，我想趁此机会去拿回手机。但我站起来路过我旁边的国保时，这个国保（姑且称之为“倒地国保”）拦着我，我使劲往前走，他就假装被我推，倒在地上。他倒在地上后，紧紧抱着我的腿，试图把我放倒，并且还大声呼喊另一个国保的名字，让来帮忙。那个国保听到后，与王峰一起回到屋里，把我们分开。分开后，“倒地国保”站起来后，又试图用腿将我扫倒，被我躲过。平息下来以后，“倒地国保”还诬赖我打他，并威胁说，只要我还住在海淀，就会再找我的麻烦。我说，我敢打你吗，这是派出所，你们的地盘。我只是要拿回我的手机，你挡着我，自己倒地的。王峰说，没想到几年没见，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喝茶”结束以后，王峰边上那个国保还送我下楼，并安慰我，说他与“倒地国保”都是八零后，我们是同龄人，希望我谅解。
此后，我于2009年4月搬到天通西苑。当然，并不是害怕“倒地国保”找我麻烦，而是因为孩子即将出生，在天通西苑租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搬到天通西苑后，一直没有事情。只是中途的时候，香山派出所的朱警官还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还住香山，我说不是。他问我具体住在哪儿，我没告诉他，只是说反正不是在香山。直到刘晓波第一次开庭之前，昌平分局两个国保与东小口两个警察才来找我，在我家“喝茶”。据说，他们把我的地址弄错了，敲了我邻居家的门。后来，他们找到房东，终于找到了我。刘晓波第二次开庭时，昌平分局的这两个国保又来我家“喝茶”。他们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让我在刘晓波两次开庭时，都不要去现场。不过，这两次国保找我，可把房东吓坏了，以至于不敢再继续租房给我们，让我们到期就搬家。
还需要提及的是，2010年1月8日，我原本准备去泰国旅游。然而，到了首都机场之后，却被边检警察告知：“接有关部门通知，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禁止出境。”1月10日再去首都机场，还是被告知：“接有关部门通知，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禁止出境。”
“抄家”
我们搬到新家后，刚好一个星期的4月9日早晨，我夫人李昕艾从窗户上看到我们车的旁边停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三个人在看报纸，还有一个好似是以前来过我们家的东小口派出所的警察。李昕艾说，是不是来找我们的。我还说，别神经紧张了。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下楼去买菜，顺便把扫车的刷子带到车上去，其实主要还是去看看究竟是不是国保。
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我们走到我们的车时，里边的三个警察坐直了身子，并启动了发动机，那个来过我们家的警察说，等你半天了，给我们去派出所一趟，有事情要了解一下。李昕艾追问多长时间，他们回答很快。
他们把我带到东小口派出所以后，让我把手机掏出来关机并放在桌子上。对此，我认为是在侵犯我的通信自由权，因此予以拒绝。后来，过来一位自称是副所长的人，问我为什么不拿出来？我说这是侵犯我通信自由，你们要了解什么可以，但我不会掏出手机放在桌子上。然后，这个副所长就提高声音威胁我，我说我记下你的警号。他就说，警号牌我撕下来给你，你敢怎么样。受到威胁，我说我不给你说了，我走了。我站起来时，他也站起来按着我的肩膀，我也就抓住他前胸的衣服。另外两个警察也过来按着我，并且说你先坐下。我于是坐下，我说我与你们国保打交道，今天不是第一次，我与市局、分局的都打过交道。他听我这么说，声音低了下来，开始变得温柔一点。他说他看我站起来，以为我要攻击他。我说我敢攻击你吗，这可是在派出所。
然后，他就说，要是没有毛泽东打下江山，今天会有这么好吗？我说，正是因为毛泽东打下江山，导致了几千万人被饿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会更好。他还说什么党是母亲之类的话，我说你这些都是废话，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他却不说事，坚持要求我配合，将手机掏出来关机并放在桌子上，我说这是不可能。后来他无法，离开了。当时李昕艾给我打电话，他们说你不要接，接的话，我们就要抢过来，所以我没有接。我一再问具体什么事情，他们一会儿说领导正从市里赶过来，一会儿又说市局的人正赶过来。十二左右的时候，他们给我打来饭，让我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也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市局的八九名警察，由王娜带队正到我家抄家，将我家翻了过底朝天，抄走两台笔记本电脑、两本护照、一个移动硬盘、一个U盘、两大本名片册、三十二册手抄笔记本、六十二份打印材料、十二份《中国改革的末路》及《改革之死》作者的协议书和资料领取单、一册古川著《梁启超时代》打印稿、一册吴祚来著《时评是一种力量》打印稿；书籍有：《零八宪章》（珍藏本）一本、《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本、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各一本、崔卫平著《正义之前》一本、章诒和著《往事并不如烟》一本、陈子明等著《中国改革的末路》一本、王力雄著《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一本、张祖桦著《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一本、《人权年鉴（2007-2008）》一本、繁体台湾版复印件《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本、《大风》杂志一册、《方舟》杂志一册。留下了两页纸共计26项扣押物品的“北京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份，办案人只留下“焦帅帅、李硕”二人的签名。他们还在衣橱内翻出一件印有“还我人权”的T恤拍了照；翻出我们的数张银行卡和存折拍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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