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争运动的重大突破二○一○年初，维权人士与政府的冲突再度佔据来自北京的政治消息的中心。福建对三网民的判决和北京市对司法处罚两位律师的听证会，不仅引起广大网友的强烈兴趣，而且场外云集大量的抗议者。据在场的公民自我感觉，这两个事件是中国非暴力抗争运动的重大突破性事件；参与这两个事件的公民的心理有根本性变化，智慧、信念和勇气都大大增强了。这种心理上的感受表明，中国公民的心理，在走向结束暴政的政治风潮方面，又迈近了一步。

比较政治转型研究揭示，人类非民主政体的更迭都是通过暴力或者以暴力为后盾威慑的谈判完成的。在向民主转型过程中，则有和平转型和非暴力两种。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和平转型是主要的途径，但所有的和平转型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政治风潮：街头示威、大型集会、民众与军警冲突等。政治风潮不仅是向民主转型的关节点，而且是动员民众施加压力、震慑统治集团强硬派、分裂国家暴力机器的重要压力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的其他因素都具备，但没有政治风潮出现，政治体制也不会转型。

例如，九○年代的中国，各种在其他国家导致转型的危机性问题和大众不满及最高权力交接等条件都存在，但没有转型出现，因为精英心态保守，不愿意发动统治集团不能掌控的政治风潮，民众的零星反抗不能成为政体转型的政治压力。

在后八九一段时期内中国精英的政治思考中，佔主导因素的就是对暴力的恐惧和非暴力的固守。这种思考结论甚至到了放弃所有街头政治抗议。他们认为，通过政治脱敏的专业活动，可以更理性、更少代价、也更容易让统治者接受。这样假设还导致中国精英建构了一套从英国的大宪章到中国的辛亥革命等一整套政治演变史，证明他们的说法。这些对中共统治者政治理性的假设，是现代政治学研究早就否定的以价值替代现实的思维方式。统治者追求利益和滥用权力是必然的。这些精英关於历史的说法也多是善意的杜撰。

宪政转型的运动有五个来源

导致现实中突破上述政治思维误区的，不是理论的清算，而是令人失望、沮丧和愤怒的腐败暴政。胡温新政最初以极其符合人们期待的形象出现，但人们的期望很快就被全面和快速恶化的现实所粉碎。首先是大众不能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机会和果实，与权贵集团矛盾急剧激化，并在各地导致流血冲突。在胡温新政所刺激的想像鼓舞下形成的维权运动，试图在现行制度框架中解决问题，但被基层黑社会化的政权打压、迫害和凌辱。在现实的挫折和愤怒中，这些维权运动人士正在走向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结论。

根据一般转型理论，在中国形成一个推动宪政转型的运动有五个来源：传统的反对派；大众运动；独立民间运动中的维权人士；制度化架构中活动的专业人士；党内反对者。

中国反对运动在一九八九年达到高峰被镇压后，在九○年代后期进入困难时期。但旗帜没倒，阵营还在，聚焦话题有些陈旧，近年正迅速更新。更重要原因是受精英舆论影响，放弃反对运动的话题和行动方式，退缩於温和政治发言。但近年逐步更新，逐渐走出低谷。开始重新获得国内不满民众的注意和认同。

中国大众对不公平的发展模式的反抗早就在九○年代中期开始走上街头。胡温新政后，迅速趋於高潮。冲突一再突破底线，现在已经进入暴力抗暴的阶段。

中国的专业人士在不公平的发展中曾与腐败政治家和企业家结成康晓光所说的铁三角同盟，为压榨大众的发展模式辩护和提供谘询。但出於专业良知，对迅速恶化的问题感到不安。一些专业人士开始通过独立的民间社会运动影响现实，多数虽然继续留在专业领域，但在重大民众不满的话题上同情民众及反抗，形成舆论压力。

从专业领域进入独立民间运动的专业人士，与大众结合，形成维权运动的主体。他们本来希望通过和平、理性和合法、克制的专业活动解决问题，但却被打压和侮辱。近年心态和政治立场迅速趋於激进。

反对运动的“组织化”更趋成熟

二○○八年底的《○八宪章》，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中国的反对运动、大众、独立民间运动和制度化的专业人士，已经就中国问题的出路达成共识：通过政治改革，启动向民主宪政转型；那种小心翼翼避免激怒统治者的温和底线和政治脱敏行动战略已经被放弃。

《○八宪章》尚未解决或者突破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一政治共识？最近发生的两个事件表明，独立民间运动领军人物正在从为大众街头辩护并将其引导出街头转而领导和发动街头运动。参与过街头运动的活动者都知道，这一转换的关键是心理恐惧感，这两个事件解除了人们心中的恐惧感。可以预期，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出现，组织者的心态、战略规划、动员和临场指挥经验也将越来越丰富。

在这样的运动持续积累一段时间后，将会出现大规模政治风潮，形成压力，催化统治集团分化，产生催生宪政转型所需要的最后一个集团的出现，掌握政治和军事权力资源的改革派出现。

《○八宪章》标志着政治共识的成熟；福建三网民判决案和北京律师处罚听证会，标志着行动方式的成熟，下一个就是组织结构了。目前依靠电子网络和维权活动形成的临时结构，在突发事件中政治启蒙和动员方面有极大优势，但对一个成熟的政治转型，还不知道是否成熟。最近中国反对运动正在重新组织化，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民运三大组织的重新联合，都是重要迹象。第三波民主化经验表明：反对运动的组织化质量，不是转型启动的关键因素，但却是转型成败和质量的重要因素。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动向》月刊2010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