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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缓解了社会矛盾？
夜间正待入睡，突然接到民工的求助电话：“哎呀，杨先生，终于联系到你了，谢天谢地。半个月前，我从工地的七楼摔了下来。一起摔下来的，还有另外六个人。我大难不死，但已经毁容了。你能不能帮我们讨个公道？求你了！”这是近日接到的求助电话当中极普通的一个。此前，有工程款被拖欠40余万、20余万的，有修建高速铁路从桥上摔下来成为永久残疾的，有被人关在项目经理办公室“黑打”十多分钟的，有因讨薪被连捅三刀捅断命根子的，有手臂被砍掉长三厘0米、宽二厘米的骨头的，有受工伤后靠捡垃圾存钱与资方打一年多官司的，有派出所把人拉进去以后吓得13天都不敢说一句话的……
若非万般无奈、忍无可忍，这些人不会打电话给我，不会熟人托熟人，把电话从各地打到重庆，从重庆打到广东，又从广东打到福建。绕了很大一圈，费尽周折，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希望，盼可摆平所有赔偿之事。不上网的民工们，仅凭口耳相传，或从诸多工人、农民那里拿到我的名片，才联系到我，实属偶然中的偶然。然而此种偶然在我的生活中却又如此密集，足见中国底层的灾难频发到了何等程度。我深知，这当中饱含的急切之情，浓烈而焦灼，不可忽视。但若创立“杨银波底层维权中心”之类，估计开张不到一月，就要被迫关门。
我没有创立维权NGO，也无任何助手。精通此道的朋友倒是不少，但他们活得比我还苦，遭遇比我更惨。两年多以前，“打工者中心”负责人黄庆南，仅仅是在广东向民工宣讲法律，做劳动权利启蒙之事，并不涉及更具体的个案追踪，结果该NGO的玻璃门、卷闸门数次被砸烂，黄庆南左腿的筋骨、血管、肌腱与神经全被砍断。我在黄琦家作客时，广东一家劳工NGO的成员肖春与我相遇，这位同龄人就曾声嘶力竭地控诉政府及黑道。所谓“维权者”，最后皆成为权贵资本者严厉打压和百般诬陷的对象，成了必须被压倒的“对着干的人”。
虽如此，中国却必须存在大量NGO。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不遇事则无碍，能忍则忍，诸多绝不合法但又普遍流行的现象，他们不去追究。就算遇到了事情，也多是通过亲人、朋友的非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胆大的人会找记者，但能帮上忙的记者不多。报社要生存，若揭露性的报道做多了，政府不满意，企业不满意。如果对方势力够大，足可搅黄你的广告生意，乃至找你某篇报道的麻烦，轻则法律解决，告你损害名誉，要求巨额赔偿，重则联手宣传部门，让你停报停刊，且挖你根底，拿个放大镜来找你麻烦，把你送到监狱去。
中国向来不乏充满理想主义和战斗精神的仁人志士，但在这些仁人志士面前，是早已将整人手段修炼得炉火纯青的强大对手，这些对手彼此形成利益链条，紧密结盟。弱势的人们，不准游行，不准示威，不准越级上访。政府又不是慈善机构，他们将压倒一切的“社会稳定”视为第一要务。司法系统里的所谓“法律援助中心”，条件苛刻，名额有限。企业延长审理时间，拖死你，让你不因他们过分强大而畏惧，却因你过分弱小而退缩。原本老实本份的人，最后要么被逼成诉苦连连的祥林嫂，要么被逼成怒不可挡的杨佳。如果没有NGO在中间起缓解作用，简直不可想象每天将有多少社会矛盾将如山洪爆发，席卷天下。
谁真正介入到维权？
我的武林好友颇多。某日，其中一位武友前来家中探望我，当时正有一群民工向我倾诉在市政府集会之后被警察拘捕、工头逃离的事情。这位武友听罢说道：“银波，以后有这种事，立即通知我，我帮这些民工摆平。”我婉言谢绝，他却极认真：“动嘴、动笔，我不行，但动拳脚、动兵器，这是我的长项。”武友神情笃定，“我算是彻底明白政府为什么恐惧真武术的传播了，老把军事性的武术变成体育化的花招表演，原来是怕底层反抗啊。”此言不虚，美国公民就有持枪权，既能自卫，又震慑暴政。
民工朋友对武友说：“你的情，我们领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在等老板发话，可这个老板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去找劳动局，可他们推皮球。我们剩下的钱，连基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实在等不得，只能去政府闹。只有把事情闹大了，他们才会重视，但没想到我们会被抓。总不能打警察啊，一打就是袭警罪，他们才不管你为什么要闹，总之你在政府门前聚众闹事，就是扰乱秩序，就得抓起来。太厉害了，他们太厉害了。”武友对此颇为不屑：“警察算什么？顶多有一支枪，卸了就是。你们啊，不懂功夫，把对手的威力想象得过大，其实他们也是噤若寒蝉的人。只要你道理在，就算到了拘留所，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要是对你严刑拷打，你就拼了。凭什么？凭你也是人，他们这些国家机器迫害你，你都快奄奄一息了，还不反抗？”
虽说如今80、90后渐成劳工主体，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多是浅加工的纯技术，法律维权及对各种实体组织机构的运转流程了解甚少。60后、70后的劳工，更如“埋头拉车”的苦牛，“任劳”是常态，“任怨”更是常态。工资被拖欠，他们把希望交给工头，工头就找项目经理，摆酒吃饭、唱卡拉OK、找小姐、送红包，即使被欺负得再惨，都一个劲儿地跟奴才似地巴结讨好，其目的就是让这些建筑公司的基层干部给他们一条活路，打发打发。甚至为了能够得到工程款，甘愿当替罪羊，把违规操作的罪名揽给自己。民工受了工伤，工头既要安定民工情绪，又不能给公司添麻烦，一般都是私了，既不上报政府，又要对社会封锁消息。再大的事情，就算一次性死二三十个人，只要拿一点钱去捂住他们的嘴，他们就服了，尽管这点钱也许仅有法定赔偿的三分之一。
这些年，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民工能够清楚地计算出自己究竟应获赔多少钱的。譬如，你在贵阳受工伤，你能报出上年度贵阳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是多少钱吗？你知道九级伤残与十级伤残的具体区别所在吗？这的确是无知，但这种无知有谁去改变过？如果政府能够像劳工NGO那样，印刷大量的维权册子，公布各种维权途径的联系方式和办事流程，将之发放给民工，让民工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或者即使不知道也能找到帮他们代理维权的人，那么事情就会简单许多。当一个普通的民工遭遇劳动问题，这已经是“事发之后”，要么人在住院，要么身上已经没多少钱，可是能帮他们的人却太少太少。他们迫于时间上的无法等待，迫于援助力量的严重匮乏，迫于企业的漠视拖延和政府的人浮于事，结果只能无奈地接受少许赔偿，甚至还感激给钱的人。
广州番禺的打工族文书处理部主任曾飞洋就曾透露，他以前在律师事务所上班，一位五级伤残的民工要求公司赔十万，结果公司委托曾飞洋，要他逼着民工接受五万元赔偿，他的确这么做了，民工也接受了，甚至感谢曾飞洋。但曾飞洋的内心不堪折磨，负罪至今，与其违背良心，不如跳出来，为民工撑腰。他与廖晓峰联手合作的打工族文书处理部，就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劳工维权NGO。这些NGO，何其艰难啊。一旦他们介入到民工维权，独立调查、搜集证据、写成报告，乃至联系媒体，代理非诉谈判或诉讼官司，这整个过程，任何人都清楚，既要花钱也要时间。但众人有所不知，这些NGO很难在民政局注册，唯有以企业形式在工商局注册，一注册就要上税。诸多NGO的运行，多是自掏腰包。运气好，又不怕政治风险的，到境外申请经费，但仍是杯水车薪。
谁承受来自生存的折磨？
有人天真地想，如果大陆政府也能像港台政府一样，向NGO发包维权项目并付费，那该多好。有的NGO迫于无奈，决定向民工收费，但这些NGO又不是律师事务所，不忍心像律师那样写个诉状收800元、出个庭收4000元。民工们的表示一般是：“事成以后，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这多是一句空话，因为“事成”的含义，必定有一个特定的预期目标。但是通过谈判或诉讼，实际拿到手里的钱，一般与这个预期目标的距离颇大。即使最终民工获赔，但他们皆已身心疲惫，这时你虽然是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但要在这些可怜人身上收点“帮忙费”，一是难于启齿，二是他们的口袋会捂得更紧。民工们曾经信誓旦旦的许诺，最终变成泡影。这是NGO极其尴尬的生存处境，收不收费？如何收费？如果收不到，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我的朋友，同时也是知名劳工维权律师的周立太，名头响亮，但他就曾忍无可忍，状告民工要求拿回双方协议中的律师费，却不被大众理解。
NGO是公民社会的中流砥柱，是与政府强权、资本强势相独立、相抗衡的力量，因此也就具备某种道义感。但道义在利益面前，通常被置后。NGO虽伟大，但这些英雄们也要吃饭、交房租、坐车、印资料，不能没有经济支撑。可是，当周立太状告民工，被民工拿尿泼在脸上，这位老兄在摄影记者的镜头里，再也忍不住对民工咆哮起来：“如果老子不是律师，砍都砍得下你！”这句话引起轩然大波，那一个个不知维权者何其艰辛的人，纷纷在道德层面指责周立太。我深知立太兄的不易，对那些从来只会站在一旁当看客的冷漠之辈，以及惯用大帽子扣在他人身上的不知江湖深浅的人，我是极度鄙视的。民工有民工的艰难，维权者有维权者的痛楚。《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就曾致信给我：“运动家为了让自己的运动得以持续推动，让自己的运动得以扩大、升级，往往需要在帮人维权时，拿些合理的费用。当年在研究美国社会运动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有些社会运动家正式成立了咨询、服务公司（incorporation），红红火火地搞其‘帮助推动运动的’生意”。运动应该取财，而且取之以道；运动可以——也应当——正当取财。”
朋友们，你们可能无法想象，去年7月，当求助于我的民工拿到被拖欠的工资，那时我身上却只有三元多人民币。有的民工在拿到工资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围坐在一起，打100元封顶的“诈金花”，而我连下一顿饭究竟允许吃什么都要认真考虑。人活到这个份上，算不算悲哀？有人说，你帮了他们这么大的忙，你可以找他们要一点钱，他们又不是不懂社会常识。于是，迫于生存，我把自己变得不那么“道德”，向负责几十号人的工头索要200元以度难关。结果出人意料，工头接了电话，敷衍几句，然后一直关机，再也不接我的电话。我用公用电话打过去，让旁人把电话递给工头，你想都想不到，此位工头是这样答复的：“我们应该得到的拖欠工资是46万，但最后到手里的，只有43万，少了三万，我们赔得很惨啊。看来你还是没把事情做到家啊。”如果你是我，你气，还是不气？
想当初，这些民工抱着极大的希望给我打电话，我迅速写成调查报告，上书政府，联络媒体。最后，当地政府和企业找到民工代表，开了会，凭民工们的身份证，当场领到了钱。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我一天要接一二十个电话，因为他们遇到任何问题似乎都必须由我来解决、献策，这种特别强烈的依赖性，让我感觉很孤独，可道义感又驱使我必须相当有耐心，他们已经够苦了，不能对他们有半点责难。想吼，但吼不出来；吼了，也没人听得见。那时，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活得有多窝囊，自己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却还要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带着微笑，继续解决下一个电话里的民工诉求。心再坚强的人，长此以往，都受不了这种折磨。但这种折磨是谁带来的？是我自己，是民工，也是这个缺乏底层救济并恐惧民间觉醒的国家带来的。
从懦弱怕势走向公开抗争
这些当然都不算新闻。在中国，你若永远站在弱者一方，当他们的代言人，在他们遭遇危机的第一刻出手，被政府调查或“喝咖啡”，被企业老板找几个手持砍刀和钢管的“小毛贼”吓唬一通，而且有上顿没下顿，总向房东乞求宽限几天，这些都是常态。我的朋友景祥，在广东创立“珠江工友服务中心”，他的助手在经历一次次的威胁之后，被吓怕了，睡觉也要把铁棒放在枕边防身。景祥每个周末都要为民工办一次讲座，可是他不敢在房屋外面立牌子，既怕警察找到，也怕黑道找到。为了让接受法律启蒙的民工越来越多，他跑到医院去找受工伤的民工，像搞革命宣传一样，告诉他们怎样起来斗争。面对企业的警惕和政府的刁难，面对劳工NGO在中国的悲惨生存，景祥其实很愤怒、很无奈。他说：“感情令我天天动摇，而信念让我每天重新坚定。”
景祥不期盼成为工运领袖，但期盼平安。要实现平安，就要想办法让政府承认自己的合法性。他不无善意地说：“我们要以帮助政府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为目的，协助政府创建文明和谐社区。我们认为，作为一家民间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辅助政府服务于社会，是其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但政府不会如此天真。这帮官僚，可以忍受天天坐在办公室看报纸、喝茶的百无聊赖，但不可忍受你批评他们，找他们麻烦，更不可忍受你在替代他们的某些职能。于是，本来就自生自灭的劳工NGO，变成在夹缝里生存的小草。一阵阵风吹雨打、日晒雷劈之后，真正坚持到最后且保留创立精神的NGO寥寥无几。这就像“关注人民生计、服务百姓生活”的《百姓》杂志，最终停刊；而倡导市民向公民的转变的敢言杂志《市民》，最终被逼成小资们的时尚读物，不再有任何忧患与担当。
规模小的NGO，光是勒令房东让你搬迁就可消磨你的意志；规模一般的，找几条法律来整你，让你付出高成本，并时常监控着你，为你的死路找足证据，要用时就拿上来，但在警告你之前会与你“协商”，协商不成功就来硬的；规模大的，让你招安，此时你的定位不是NGO，而是“黑律师”、“土律师”一类，不管你有多么善良、正义、崇高，在政府眼里你就是“不正规”的刺头，但你的影响又很大，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要么在政府工会做事，要么去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如果仅仅是甲乙丙丁的个案，只要影响不大，你可以继续；但如果是人数众多的事件，譬如游行、罢工，一旦你牵涉其中，即使最终运动成功了，但一定要小心那些付出成本的企业和政府，向你下黑手。
大事件，向来是历史进程、时代进步的推动力，但每一次的进步，总伴随着有人倒下。这些倒下的人，是NGO的英雄们，是既悲壮又悲情的工运领袖，以及郭飞雄、黄琦、谭作人这样的良心犯。他们启蒙过，抗争过，是历史的功臣、底层的标竿。有抗争，才会有进步。就像民工们以为劳动局都是企业的帮凶，其实你如果真的把脚踏进那道门，叉着腰，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地提出你的抗议，我告诉你，这帮政府官员不会不把你放在眼里。正是基于弱势者唉声叹气的可怜、摇尾乞怜的做派，才助长了政府的不屑。它之所以如此专制、傲慢，很大程度上是人民懦弱怕势所致。今天的民工，要让自己获得真正的救助，就必须完成自我启蒙、自我组织的过程。向来“自助者，天助之”，社会力量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真正的力量来自你们自己。
虽然阻力很强大，到处都是危险和陷阱，但冲破这个阻力，主体靠的是自己，内心要有这个力量。一般的外界力量，玩的不过是“以大压小，彼此牵制”的传统路数，亦即通过舆论与行政的压力，来迫使资方妥协，而这种妥协一旦到了谈判桌上，就变成你也必然要接受某些妥协。那些罢工的人，游行的人，他们通过组织联盟的力量，通过震撼社会，来达到对企业与政府的反制效应，可能付出被残酷镇压的高昂成本，但他们这种公开抗争的不屈精神，才是受害者最需要的，那就是无论你曾经在哪个低下的位置，是何种卑微的地位，今天你一定要笔直地站起来，跟强者平行相对，而不是以下对上、以弱对强的仰望和乞讨。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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