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保朱说，这些还是太虚，不具备可操作性。
我说，那就按照《零八宪章》的思路来做，这个文本你一定很熟悉吧。《零八宪章》中的十九条建议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早改革比晚改革好。
国保朱说，《零八宪章》的内容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我说，那么，你认为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我觉得，你这是一种“逆向种族歧视”的思维方式，难道你认为中国人就低人一等，不配享有民主自由吗？就是温家宝也承认有“普世价值”，你比温家宝还不如，真要好好学习一下他的讲话，提高一下政治素质。
国保说，不能将西方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来。温家宝的普世价值绝对跟你们的《零八宪章》的内涵不同，你要是连这点都弄不清，你的智商就有问题。
我说，你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不就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吗，你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不跟你辩论，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谈我我观点，你尽量不要反驳我。我只谈我的文章，关于其他人和其他的事情，我不会回答。
国保朱说，你把刘晓波当作大哥吧？你为他写了很多文章。
我说，我的文章中不是写了吗，共产党才是黑社会、斧头帮，我和刘晓波是道义相交，不存在你说的大哥和小弟的关系，刘晓波是我的良师益友。
国保朱说，刘晓波的下场在眼前，你看，那些西方国家谁也帮不了他。
我说，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刘晓波将是这个民族无可比拟的伟人。
国保说，你有妻子和孩子，不要站在党在政府的对立面，当走到刘晓波那一步的时候，想回头都来不及了。
我说，你也有妻子和孩子，终有一天，你的妻子和孩子将为你的这些恶行而感到耻辱。在我的有生之年……
国保朱说，是的，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这样说过。
我说，在我的有生之年，必定能够看到对你们的审判，不过我会以受害人之一的身份请求法庭赦免你。当然，法庭是否采纳我就不知道了。
国保朱说，你这样说，以后你当权了，我还得求你放我一马？
我说，不是求我放你一马，我也没有权力放你一马。我不会当权的，我永远是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我对任何权力都敬而远之。我刚才只是说，我愿意原谅你对我做的那些恶事，即便你不认罪悔改。
国保朱说，我要提醒你，你不要被某些反华势力利用了。你看，美国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使馆也不跟你们接触了，美国是靠不住的。你批评奥巴马，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像布什那样接见你吗？
我说，我是独立知识分子，不受任何势力的利用。我批评共产党，不是因为有美国保护我，我才敢批评，美国的政策如何，并不会改变我对共产党的批评态度。你研究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奥巴马上台之后，他不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我对中共当局的批评并没有减弱。其次，我批评奥巴马，不是因为他没有见我，我从未主动要求与这些政治人物见面。那次与布什的会面，我们事先并不知情。如今，我批评奥巴马，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是铁杆的共和党人。不说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就是他的国内政策，我也相当不同意，如果我是一名美国的知识分子，我将比批评温家宝还要尖锐地批评奥巴马。
国保朱说，你想像中的民主自由就是美国那样的吧。你那么热爱美国，认为那里有民主和自由，干脆到美国去生活得了。
我说，我就是要生活在中国，这说明我比你更爱国，无论这里的环境如何恶劣，我就是要在这里生活、观察和写作，努力推动中国的进步。
国保朱说，你说我们被洗脑了，我认为你们被西方敌对势力洗脑了。
我说，你当然可以这样认为，我也不想说服你，正如你也不要试图说服我。
国保朱问，这本书大概会发行多少册？
我说，两千册左右吧，我在香港和台湾的出版的书，大都是这个发行量，那边看书的人本来就不多，关心大陆问题的人更少。
国保朱说，原来这么少啊。
我说，现在经过你们帮助宣传，很多海外媒体报道，可能就会多一点了。
国保朱说，那么你写书也挣不了太多钱啊，一本书也没有多少稿费吧？
我说，我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成为余秋雨那样的御用文人，还不腰缠万贯。我现在写一本书也就几千元的稿费，但对我来说，钱够用就可以了。
国保朱说，你认为你当畅销书作家会超过余秋雨？
我说，文章的价值不是根据畅销的程度来衡量的。
国保朱说，关于温家宝的这本书，我劝你还是不要出版，否则后果自负。
我说，批评作为总理的温家宝，是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我认为，我对他的批评在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范围之内。如果我批评温家宝，涉嫌对他的诽谤，损害了他的名誉，他个人可以撰文反驳，或者用法律手段处理，将我告上法庭。
国保朱说，温家宝不是一个普通公民，而是国家领导人，批评温家宝，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引用道听途说的信息，可能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要付严重的刑事责任。这就不是温家宝来自己起诉你的问题了，而是你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了。关于这一点，最高法院的一条司法解释说得很清楚，我相信你不会不知道。
我说，我愿意为我的每一篇文章负责，我仍然会在香港出版这本书，任何机构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你们要言论治罪的话，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对刘晓波因言治罪，判决书中引用的六篇文章的观点，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即便我不出这本书，你们随时可以像对待刘晓波那样对待我。
国保朱说，你知道就好，继续往前走很危险。
我说，像刘晓波那样生活和写作是我的荣耀。
国保朱说，好，你的这一表态让我很佩服，你至少不像某些人那样，一遇到压力就变成软蛋。但我感觉你是一个相当固执和主观的文人。
我说，每一个人都是主观的，我发表的是我自己的看法，从来不代表任何群体。
国保说，你想过没有，你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人看了你的文章之后，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你必须承担责任。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应当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后再发表意见，有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纯粹的“骂客”，不作建设性的工作，你也可以考虑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
我说，首先，垄断证据和信息的当局，我倒是希望当局公开更多的资讯，供所有公民来使用和分析并形成自己的判断。其次，除了批评之外，我也在做若干具有建设性的工作，我写了那么多文章，批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不是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持自己政见者”。前者是以中共的立场为标准，后者是以自己的立场为标准。对我来说，跟中共同或不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表达的是不是“我”的观点。并不是我的所有观点都跟中国当局“不同”。我的观点从来不随大流，都是我经过独立思考之后形成的，我也不是谁是跟共产党作对就支持谁。比如，我对杨佳案的看法就与那些激进人士不同，有人说，只要是警察就该杀，我认为那些被杨佳杀死的警察是无辜者。所以，有一天民众拿石头来砸你们的时候，我愿意来保护你们。
国保朱说，再谈谈教会的问题，我给你第二个建议，不要利用政教搞政治。这种做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说，我建议你不要评判别人的信仰，这是每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只有上帝才能评判。我知道此前你对方舟教会的牧师和同工有过多次很过分的骚扰，我今天正式跟你说，以后关于我个人的事情，你直接来找我谈，不要去骚扰教会的会友。你常常对我们教会的会友以及其他教会的人士说，余杰不是基督徒。你的这种离间的做法不会有任何的效果。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如果你继续骚扰我们的会友，我只能公布的名字和电话，并呼吁网友对你进行人肉搜索。
国保朱说，我是做这份工作的，我不怕你这样做。当然，你也要付出响应的代价。我跟你们的牧师沈权和教友老徐谈，他们都还挺维护你的嘛。你对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看法？
我说，我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我从不在教会中宣讲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的很多会友都是单纯的信仰者，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在外面的发言，也从来没有说过是代表方舟教会的。
国保朱说，你所宣扬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社会使命不就包括了从事政治活动吗？
我说，基督徒个人当然有权参与政治活动，基督徒也是公民。政治是一种公共生活，一种权力分配，政治不是共产党垄断的专利。
国保朱说，不管怎么说，根据宗教事务条例，你们目前的存在方式就是非法的，你们没有去登记。
我说，该条例是法规，不是法律，没有经过人大的审批。所以，你可以说我们违规，不能说我们违法。对我们来说，我们首先尊崇圣经的教导，然后尊重宪法，宪法中有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我们遵守宪法，而不承认与宪法相违背的下位法和政府部门的法规。
另外，为登记制造障碍的，正是政府部门。我们不反对符合圣经原则和宪法原则的登记。
国保朱说，圣经中不是说要顺从掌权者吗？作为基督徒，你难道不愿不遵守这句话吗？
我说，看来，你还读过圣经，或者你就只知道这一句经文。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圣经是整全性的真理，不能断章取义。这句话要放在整本圣经中来领会，与“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等观点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一个政权侵犯我们的信仰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批评和反对它。
国保朱说，我希望你们不要让外国人来参加聚会，包括香港、台湾和海外的牧师，否则我肯定要关注的，后果也是由你们直接承担。
我说，教会按照教会的原则存在和治理，你无权对教会提出什么要求。罗马帝国以来，两千年来多少强权迫害教会，教会依然存在至今，而那些强权全都灰飞烟灭了。
国保朱，最后谈一点，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的看法。
我说，我已经任满了副会长和理事，两年前就是一名普通会员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我当然认同笔会捍卫作家的言论自由的宗旨。
国保朱，那你也交会费吧。
我说，我当然交了会费，这是会员的义务。
国保朱说，你自己的书，你那里都还有多余的吧，能不能送我几本，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我说，我不送书给警察，你自己去香港买吧。以后你不作这个职业了，也许我会送给你读的。
国保朱说，我们工资不多，香港的书也太贵，买不起，何况我们去香港也不容易。
我说，你们这个部门经费很多，可以去报销啊，这是办案经费的一部分嘛。还有，北京海关扣留了那么多我的书，他们的扣押行动都是你们指使的，你们去海关取来读啊。
国保朱说，我们这个部门不是你想像那样，有那么大的权力，海关也不是听我们的指挥。
我说，今天的这个局面，不正说明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吗？
国保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来日方长，虽然你不愿与我们见面，但今后见面是不可避免的。我也希望以后不要用这种方式了。我们也在改进工作方法，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异议分子沟通，从西单民主墙到八九，再到现在，这些年来我们的变化也很大。所以，你这方面也要有所变化。
我说，这是我今天听到的唯一我可以部分接受的话。我自己当然有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我并不认为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完美无缺，每一个观点都正确无误，我的文章都可以作修订。另外，我从来不将你们当作敌人，你们只是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我的原则是，尽量不与你们发生激烈冲突。不过，你们也不要有将小事化大、邀功请赏的想法，如果想靠整我来升官，那我们只能发生激烈冲突。
国保朱说，我是不会靠你来升官发财的。但是，北京这块地面上是我们说了算，如果你好好配合我的工作，你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甚至有机会公开发表文章。
我说，我不会配合你的工作，我认为你的工作是非正义的，我只服从圣经的真理和宪法的条文。
晚上八点半，我在笔录上签字画押完毕之后，与国保朱握手告别。另一名王姓国保驱车送我回到家中。
晚上，若干媒体来电访问。两天内，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美国之音、德国世界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产经新闻、澳大利亚电台、瑞士电视台、南华早报、明报、苹果日报、中国时报、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等媒体均对此事作了详细报道。
国保朱先生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每当受到国保的一次严重骚扰，我就会写更多的文章批判专制制度。这群国保对刺激我的写作能力可谓功不可没。而此次传唤事件，也让更多的媒体和读者关注到《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国保的做法，不是帮我做免费的广告又是什么呢？
没有任何黑暗的势力可以真正实现“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左传》中的一个典故来，如今中共大大追捧国学，温家宝也喜欢引用中国古代的经典。那么，我就以这段故事来结束这篇用好友徐晋如多年前赠我诗句作题目的文章吧：
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太史伯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命令太史伯改过来，不要太直露，伯坚持不改，结果被杀死。又换其弟为太史仲，还是不肯改用曲笔，又被杀死。后来又换了一个弟弟为太史叔，还是不愿意改，仍被杀死。
最后又换了最小的弟弟为太史季。季又书，杼执其简谓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季对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昔赵穿弑晋灵公，太史董狐以赵盾位为正卿，不能讨贼，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盾不为怪，知史职不可废也。某即不书，天下必有书之者，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而徒贻识者之笑，某是以不爱其死，惟相国裁之！”崔杼叹曰：“吾惧社稷之陨，不得已而为此，虽直书，人必谅我。”乃掷简还季。
季捧简而出，将至史馆，遇南史氏方来，季问其故，南史氏曰：“闻汝兄弟俱死，恐遂没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执简而来也！”季以所书简示之，南史氏乃辞去。
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七七事变”中国国耻日
北京家中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