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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余杰
中国真正开放的标志是：当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温总理最喜欢看什么书时，温总理拿起一本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说：这本，毫无疑问是这本，它是我的案头书。
——推友“花花公子”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上午十点，派出所老李上午来电话，说下午三点市局的人要约我在小区的警务工作站谈话，向我了解一些情况。我回答他说，没有时间。我确实没有时间，我正在紧张地修订《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大约半个月之后这本书稿就可以杀青了。国保找人喝茶是他们的工作，喝茶的时间他们是有薪水的；而我的时间不能白白被他们浪费，作为公民，有拒绝喝茶的权利。
老李听到我的“没有时间”的回答，便不再说什么了。这与以前他们反复劝说我出去跟他们聊聊天不同。当时，我就有一种来者不善之直觉，这些人大概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果然，下午四点，我正在修改《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一文，突然听到门口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在一般情况下，若有访客上门，会先通过对讲机，请主人打开楼下的单元门禁，但这一次对讲机根本没有响起，直接就是敲门声。我从猫眼中一看，果然是一群警察守候在门口。
我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六个人，其中有四个便衣，还有两个穿警服的。便衣中有一名平时负责跟踪和监视我的，曾经陪我上书店和图书馆的朝阳区国保王某。其余几名，我都没有见过，一人手持微型摄像机摄像，正对着我摄像。为首一人拿出一张传唤证来，上面写着根据《刑事诉讼法》九十二条第一款，对我进行传唤。（事后，我查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该条款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这一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法，成为国保部门骚扰人权活动人士的法宝之一。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那次的传唤，写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这一次没有写任何理由。）
我告诉他们说，我需要换一件衣服再出门。他们说，他们必须进门来，否则我不能独自入内换衣服。就这样，他们一拥而入，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形下，非法闯入民宅。于是，我在厕所内换好衣服，并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在传唤证上签名之后，跟随他们下楼，楼下停着两辆普通牌照的车辆。他们让我上了其中的一辆越野车，国保王某驱车，车上还有两名穿制服的民警。驱车两分钟左右，便到了我的户籍所在地豆各庄派出所。
他们将我带入一间审讯室。我坐下来以后，便开始低头默祷：主啊，请赐予我勇气和智慧，讲当讲的话，不讲不当讲的话，胜过黑暗和邪恶的势力。主啊，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若不是你的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主啊，你让我在这逼迫患难中更加与你接近，单单地来仰望和依靠你。主啊，你说过，那杀死人的身体不能杀死人的灵魂的，不要怕他。简短的祷告之后，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这时候，坐在主审位置上的中年男子开始说话了。此人年纪大致与我相当，体型偏胖、身穿黑衣，像北方人的模样。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姓朱，你应当知道我是谁了吧。你的很多朋友我都熟悉。我多年前就关注你的情况，在这个世界上，关于你的资料，我这里可能是最多的。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对方的存在，今天总算是见面了，很遗憾以这种方式我们才有机会聊聊。听说你对我有很多不好的看法。
我说，这些年来你做的若干事情，包括你们这个部门做的若干事情，是好事吗？能够让人产生好的看法吗？我此前多次与你的手下说，让那个姓朱的直接来找我，不要去骚扰我的朋友。我当然知道你将我作为研究对象，到我年老的时候，如果要写自传了，我就去查这些资料。不过，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些资料已经不由你控制了，就像东德等国家一样，当事人可以去档案馆自由查阅。
国保朱说，既然你说愿意跟我见面，那么上午我们约你见面聊聊，你为什么说没有时间，让我们只能用这种办法才能请你出来？
我说，给我打电话的派出所的老李又没有说是你要见我，他如果说是一个姓朱的找我，说不定我会愿意谈谈。另外，你们应当提前预约，不能上午打来电话说，下午要跟你见面。我要在时间上作安排。今天你们的这种做法，无非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这恐吓不倒我。这种方式只能表明你们的愚蠢，你们故意制造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利的新闻事件，你们以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为荣。我是个好安静的人，通常在家里一个人写作，一般不会主动去联系媒体，也不喜欢成为新闻事件的主人公。你们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们这个部门的所作所为表明，你们才是这个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
国保朱说，看来你对我和我们部门有太的成见。在我们以后的交往中，希望能够消除这些成见。
我说，请给我一杯水。
结果，他们派了一个人跑到外边去买来几瓶冰冻的农夫山泉回来，正是我平时喜欢喝的牌子的矿泉水。
我说，其实倒一杯派出所的饮水机里的水就可以了。
旁边一名国保说，天气热，要喝冰一些的水。派出所的办公条件有限，他们的水不太冰。
按照一般的传唤的程序，坐在国保朱旁边的那名笔录者首先询问我的一些情况。整个过程，一台微型摄影机一直对着我摄影。国保朱和负责笔录者均点燃香烟吸起来。
我看到墙上有一个醒目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室内禁止吸烟。我便对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个部门素质低，你们不服气，这里明明写着禁止吸烟，你们仍然不顾禁令随意吸烟，你们这不是在执法犯法吗。
国保朱说，没有看见这个牌子，对不起。虽然他道歉了，但两人并没有停止吸烟。我已经尽了告知的义务，却无法制止他们继续吸烟。此后的几个小时里，此二人一直在吸烟。在场的其他两名国保没有吸烟。
国保朱说，最近你在推特上很活跃啊。不过，你在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不太高啊。
我说，你也在上面潜水吧，我的言论不仅是给推友们看的，也是给你们这样的人看到的，我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我不喜欢发表惊世骇俗的话提高排名，有一些知己就够了，不在于数量。
国保朱说，那我们进入正题吧，先谈谈这篇文章，你看看是不是你写的。他拿出一大叠打印的稿件来，将其中一篇递给我。
国保与余杰重点讨论的两篇文章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我一看，是我写的《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一文，是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观察》网站上发表的。打印稿上注明了发表的网站和时间。
国保朱说，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我说，当然是我写的，我的文章都是真名发表的，我从来不发表匿名的文章，我对我的每一篇文章负责。
国保朱说，你看这一句“中共的党魁们不仅荼毒国内亿万民众，更试图将共产暴政推广至全球。”这里的“党魁”指的是谁？“暴政”又是什么意思？
我说，党魁就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是党魁；暴政还不简单，毛时代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从反右到文革等政治运动，无数家庭家破人亡，邓时代“六四”开枪杀人，一直到今天那么多孩子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毒奶粉、毒疫苗，不是暴政又是什么？还有中共在西藏、新疆开枪杀人。
另一名一直沉默的国保似乎被激怒了，他反驳我说，你就没有看到维族人屠杀汉族平民吗？作为政府，有必要派遣军队和警察维持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回答说，我没有否定存在维族暴徒杀害汉族平民的事实，但当局以暴易暴解决不了问题，最大的暴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要谨慎使用。再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种族冲突事件，是因为当局的民族政策有严重失误。（当时我并未想到今天就是“七·五”事件一周年的纪念日。）
国保朱说，下一句“毛太祖曾云，革命的第一要务，便是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毛太祖是谁？
我说，毛泽东。
国保朱问，为什么要用“毛太祖”这种说法？
我说，毛就是一个专制帝王，毛自己还说他比秦始皇厉害几百倍。毛是开国之君，古代开国之君就叫“太祖”。
国保朱又问，你再看这一句——“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亚举手投反对票的丑陋一幕。这是大独裁者对小独裁者的支持，历史将牢牢记载这一刻”，这里的“大独裁者”和“小独裁者”分别指谁？你为什么认为只要中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阻碍了联合国发挥和平与正义的功能？
我说，大独裁者就是中共当局，小独裁者就是缅甸军政权、北韩金正日政权等等。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记录很清楚，通常都是支持国际社会为之不齿的流氓国家。
国保朱又问，你说“中共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共在非洲越活跃，其独裁政体和独裁思维就会越深重地毒害非洲诸国，使其离民主自由价值越来越远。”你有什么依据这样说？
我说，中共在非洲掠夺资源，支持独裁政权，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国内的媒体，也曾经报道过。非洲国家的劳工对中资企业有诸多不满，多次罢工抗议等等。中国人在当地并不受欢迎。还有，如果不是中共的支持，非洲的很多独裁政权早就垮台了，如苏丹。
国保朱问，那你写这篇文章是什么目的？
我说，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存在严重的错误。首先是支持那些流氓国家、那些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其次，巨额的外援经费根本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也没有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如今不是说财政公开吗，我希望当局也公开这一部分，让外援告别“秘密”的状态。
谈完这篇文章，国保朱又拿出另外一篇文章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是《“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一文，四月十三日发表在《观察》网站上。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篇文章来重点讨论，其实这两篇文章并不是我的力作。
国保朱说，你在文章中写道：“近年来，在中共的煽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这是当局企图将国内矛盾往外引导的毒计。”为什么用“毒计”这个词语？
我说，如果你看不懂，请自己去查现代汉语词典。我不是语文老师，要这样逐字逐句地解释给你听。此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接触过的国安系统的人，很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从来没有向我提过此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你们该好好向他们学习，提高一下文化修养。
国保朱说，“毒计”是一个贬义词吧？
我说，当然是一个贬义词。
国保朱说，那你凭什么说民族主义是政府煽动的呢？你说政府在背后煽动民族主义，难道中国人没有权利反对日本侵占我领土钓鱼岛、中国人没有权利反对日本首相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吗？
我说，中日问题我比你更有发言权，我作过长期的研究，出版过两本书，你不是说最了解我吗，你难道没有看过吗？中国人当然有权批评日本的某些做法，但首先要反对的是赞美日本人、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帮助他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毛泽东的原话，你在毛的文集中可以找到。其次，爱国主义需要理性，砸日餐厅和日本品牌的汽车不是爱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说那些产品是日本产的，还是中国产的，抵制日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行动根本对日本造不成伤害，反倒伤害了中国人自己。据我的观察，二零零四年中国的反日活动，背后就是政府操纵，是企图转移国内矛盾，是将日本当作一个“公共污水沟”。
国保朱说，那是学生的爱国热情，怎么能说是政府策划的呢？
我说，中国不是有一部《游行示威法》吗，任何游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请，到公安部门拿到批文之后才能实施。如果我去申请，能够批准吗？
国保朱：批不批准那是公安部门的决定，你可以去申请啊。
我说，那天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有去申请过吗？据我掌握的信息，他们没有去申请过。那么，这难道不是非法活动吗？为什么政府纵容此非法活动呢？为什么明知该活动非法，政府也要出动大巴车运送学生去日本使馆抗议？
国保朱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车辆是政府提供而不是学生自己找的呢？
我说，我有一个在北大念书的师弟告诉我说，当时是校方安排的车辆。
国保朱说，校方难道就是政府吗？你这个看法太主观臆断了。
我说，校方当然是政府的一部分了，北大校长是副部级，北大党委书记是中央候补委员，哪个学校不在党和政府的管辖下？不懂中国国情的是你。还有，当时学生向日本使馆扔砖头等等，在场的警察全都袖手旁观，根本不去制止。
国保朱说，不是警察不制止，是当年到日本使馆抗议的学生太多，警察的人数有限，根本管不过来。
我说，你们如果想管，哪有管不过来的，当年“六四”时候，人更多，几百万人在北京的街头，一开枪，不就解决了吗？
国保朱又问，好，接着看下面的内容，你的这句说，“所谓‘建国大业’，不过是更加残忍的斧头帮（共产党）战胜了残忍程度稍逊一筹的斧头帮（国民党）。正如法学家萧瀚概括的那样：最基本的中国特色即斧头帮精神——‘试看中国四千年，从商汤到最近的斧头帮，哪个政权不是用斧头砍出来的？’”这里的“斧头帮”是什么意思？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对他说，这样谈下去，三天三夜都谈不完，斧头帮就是斧头帮，这是萧瀚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我非常赞同，斧头帮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黑社会组织。你去看看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吧，里面就有一个斧头帮。我的文章摆在这里，你自己看，自己领会，看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去请家教，我没法这样一点一点地跟你解释。
国保朱说，我们就是水平低，你是北大硕士，文化程度高嘛。你的文章常常写得很长，有时候看完一篇要花好长时间，还看不出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以后多写短文吧，这样我们容易看懂。
我说，我的定位是，让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读者都能看懂我的文章。你看不懂，说明你的文化程度在高中一下。你自己去补课。我还就喜欢写长文。写文章总比读文章累吧，我写文章都不嫌累，你读文章还嫌累。那你申请换一份工作吧，做这样的工作没有成就感和尊严感，这是一份脏活，到其他部门去待遇还能好些。
国保朱做出一副为难状说，换工作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
谈完这两篇文章，国保朱让我在两篇文章的每一页都签上名字，并按上手印。这个程序与我五年多之前第一次被传讯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次他们拿出来的文章有十余篇之多，这次却只有两篇。不过，我看到在国保主手中还有其他多篇文章。
其间，我问国保朱说，大概还要谈多长时间，晚上我要给孩子做饭，如果时间还需要比较长，我是否可以发个短信告诉妻子，让她早点回家。
国保朱说，还需要一段时间，大概你是不能按时回家吃晚饭了。你可以给妻子发个短信。
于是，我拿出手机来（此前，他们要求我在谈话期间关闭手机），给妻子发了一个短信。
国保朱说，文章的事情就先谈到这里，其他的下次再谈。下面谈谈你最近的写作情况和计划要出版的书。
我说，我和王怡合作的基督徒的访谈有两卷，题目分别是《一生一世的仰望》和《我有翅膀如鸽子》，以及我的一本关于中国信仰复兴与社会转型的文集《谁为神州理旧疆》，都即将在台湾雅歌出版社出版，整个过程我在电邮中都谈到了，你们进入我的电邮信箱什么看到了。另外，还有一本讨论苏联解体的《泥足巨人》，将在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我书都现在只能在香港或者台湾出版。
国保朱说，你的文章都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表，你自己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我说，你是做这个工作的，你应当知道是什么原因。你问这个问题，显示你好像是第一天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一样。说到底，就是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批评意见的胸襟，中国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国保朱说，还有一本《中国影帝温家宝》吧，你在推特上说最近要在香港出版，大约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出版，在什么出版社出版？
我说，最近一个月内完成，两三个月后出版。出版社还没有确定。
国保朱说，是谁写序言？
我说，是王怡的文章作为序言，是那篇《写给温家宝的福音单张》。
国保朱说，王怡同意了吗？
我说，王怡当然同意了。
国保朱问，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我说，主要是对温家宝当总理以来的政策做一些批评，焦点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没有什么作为，浪费了历史给他的机遇。
国保朱问，这本书主要有几个章节呢？
我说，比如，有对温家宝的经济政策的批评，外交政策的批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评，对他在救灾中的表现的批评，对他纵容你们这个部门破坏中国法治环境的批评等等。大致分这么几个部分。国保的作为，我将联系自己这几年的亲身遭遇专门写一章。这几年，一到所谓的敏感时刻，你们就派人到我门口，出门做你们的车，你们觉得有意义吗？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我去书店和图书馆也要跟着，有必要吗？
这是，旁边的国保王插话说，陪你去图书馆很好啊，我还可以读读书，学到不少知识。
我说，你们这样做就是违法的，此前的一名姓赵的国保自己就说，这样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这是上级的命令，不得不执行。
国保朱说，他真的那样说过吗，那他的业务素质太差了。
我说，难道不是非法吗，你们拿得出什么法律依据来？
国保朱说，政法口不是归周永康管吗，你什么要批评温家宝呢？
我说，这个问题推特上早就有人提出来过了，我的看法是，公安部是国务院下面的部委，温家宝管理公安部责无旁贷。当然，我也批评国周永康。
国保朱问，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多，政治局常委就有九个人，你为什么单单要批评温家宝呢？
我说，去年我已经出版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一书，是批评第一号人物的；批评完第一号人物，当然接着就是批评第二号人物了。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多次说，我批评温，既是针对他这个人的，更是针对他的总理的职务的。
国保朱问，那么你接下来还会批评第三号人物，第四号人物吗？比如习近平？
我说，习近平我也批评过，至于是否专门写一本书来批评其他的人，那要看我的时间安排了。
国保朱说，你认为温家宝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他的失误，那么你认为中国应当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我说，太简单了，比如，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启动选举；实行两党制（我认为两党制比多党制好）；司法独立等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那么复杂。再比如，党内民主总可以推进吧，像越南那样由两个人出来选总书记，政治局成员是不是也可以实行两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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