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人拙著《逆风33年——1977后的专政与宪政》已由香港夏菲尔于近日出版,并参加香港书展,其中多数内容曾在网上发表,有些不容于当局的内容发表后,多次遭到抄家、抄电脑的厄运,为了保证《逆风33年》的顺利出版,我将一些敏感的内容,先编到书中,然后再发表到网上,这是其中的一篇。)
中国的四部宪法中,反复出现“社会主义”,主要内容是维护公有制。总括过去60年历史,说明在中国推行国有化、公有化造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垄断,是经济停滞、决策失误、官场腐败、创造性缺失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给中国制造了世纪性大灾难。建议在宪法中除去“社会主义”及相关论述。
(一)宪法中的社会主义
当局三十年前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主要两项内容之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四部宪法出现“社会主义”的次数是;54宪法出现15次,75宪法27次,78宪法36次,现行82宪法出现41次,随后通过多次修正案增加到47次。
有人统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出现的实体字,最近的五次大会,“社会主义”有三次夺冠(见注一),出现的频率超过“共产党”、“建设”,更超过“改革”。可见当局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执政的依据、出发点和命根子。
按照中国的传统解释,“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有三项内容。一是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消灭剥削,三是实行计划经济。
中国《现代汉语词典》最新第五版第1204页说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属于共产意识形态,是共产理论的一个部分,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注二)
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所以在75宪法中曾有规定,“不劳动者不得食”(注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都在消灭的范围之内。
(二)社会主义与垄断
中国的革命分两个阶段,都是围绕着冲击私有制。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掠夺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包括一部分浮财),将其分给贫苦农民,为此发动的战争又名土地战争。这场革命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而结束。
中共领导的第二个革命叫社会主义革命,其重要内容是推行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完成了农村土地的公有化和城市土地的国有化,消灭私营经济。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国有和公有的垄断。垄断就是消灭竞争,没有竞争自然出现效率低下、腐败成风、决策失误、扼杀创造性,致使灾难频发。
(三)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惨败。
中国1953年开始在全国推行以公有化为最终目标的合作化运动(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公社化),逐步把个体农民的私有财产,包括土地、牲畜、大耕具等收为公有,58年成立人民公社,造成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饿死3700多万人。这个惨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合作化,是推行社会主义公有化,在农业经营上实行垄断,酿成人间惨剧(注四)。
中国公社化引发大饥荒之后过了二十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局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解散了人民公社。恢复分户单干。但是全国上下没有认识到,大饥荒是“社会主义”公有化导致的灾难。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在农村推行社会主义,建立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也饿死了很多人,后来的北朝鲜、柬埔寨、古巴,在推行农村社会主义的时候都遭到惨败,也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化是造成大饥荒的主因。
(四)社会主义在中国城市的失败
中国在城市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1956年推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其目标是把全部的私营工商业都收归国有和公有,逐步掠夺了工商业者的土地、房屋和企业,变私有为国有。
通过三十年的实践,充分地暴露了国营企业没有活力、缺少创造性,效率极其低下,无法培养企业家和有创造性的管理人员,广大工人变成了会说话的奴隶,他们只会在流水在线做一些重复操作,变成一种工具。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私人企业、市场经济,结果国营企业亏损累累,败下阵来,最后依靠银行贷款发工资。管理人员贪污腐化,做官当老爷。企业经营难以为继,资不抵债。本该破产的国营企业硬是撑着,原因是欠银行太多,大量国企破产,实际上是要破银行的产。拖到最后,有的该破产的国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申请上市,从证券市场上圈出钱来维持生计,另一部分在苟延残喘中承担债务,让职工下岗或者用极少的补偿买断职工工龄,把苦难交给职工。
现在中国的国营企业(后改名国有)绝大部分已经倒闭,工人已各奔东西,领导干部则利用原有的土地或盖宾馆或出租厂房获益。国有企业在城市中的衰败和大批倒闭,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济南是个有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在八十年代,有上千家公有企业,现在几乎是全军覆没,坚持不倒的已经屈指可数。
八十年代我在山大讲“国民经济管理学”,曾组织学生到山大路上的“济南钟表厂”参观实习。当时他们生产的康巴斯石英钟是全国第一名牌,中央新闻联播前的报时钟就是康巴斯,连续几年时间。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南方私营企业兴起,这个盛极一时的国营企业,难敌私企竞争,最后只能落个倒闭的下场。
1949年前济南私营纺织业已很发达。经过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合成四大国营棉纺厂,每厂都有数千工人。现在其中三家已倒闭。原有4000多职工的国棉三厂还剩200多人在苦撑着。原因是无法和私营纺织厂竞争。这四个工厂有数以万计的职工,纷纷下岗,或被买断工龄,生活凄苦。但是这些厂中,有些技术人员到外地创办私营的纺织厂,因为是私人的企业,所以经营火爆,几年下来积累了财富,发展了企业。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纺织品的需求也在增长。
济南其它国企,绝大多数和也都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中国大陆国有企业的衰败,是人人都能看到的现实,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没有生命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推行企业国有化至今五十年,转了一圈,基本上又回到了原始状态,企业又回到私营或私人控股为主。但是留下的是下岗、买断工龄的职工,和银行的各种债务。为甚么还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公有为主?
(五)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
农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把原来的私人手工业、作坊等改造成(公)社(生产)队企业,其私人资产归合作社或生产队集体所有。八十年代取消人民公社,农户退到合作化之前的单干,但是社队企业改名乡镇企业仍然保留下来,依然坚持着集体所有制的方向。因为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获得邓小平、江泽民等党政领导人的大力支持。银行放开贷款,土地随意调拨,一度十分红火增长异常迅猛。从中央到县、市都成立了乡镇企业局。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奇迹,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贡献。但好景不长,因为集体所有制像国有体制一样带有明显的弊端。一样的效率低下,公有变成了官有,腐败、决策失误相继发生,经营不善,发生大量亏损,无法和私营企业竞争。在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开始衰落、大量倒闭,全国乡镇企业几乎全部关、停、并、转,也是欠了银行一屁股债务,留下环境污染和下岗职工,其结局和城市的国营企业是一样的。
国营企业在中国垄断30年后以失败告终。某些人仍不服社会主义之输,还要在农村地区大兴乡镇企业,结果在国企衰败后又火了十余年就败下阵来。如果宪法中仍保留“社会主义”,有人是否会再用某种形式推行国有化、集体化?
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合作化是一种瘟疫,国进民退是一股逆流。
多少年来城乡国有化、合作化像瘟疫一样给国人带来灾难和创伤,成年人都经历过。但中国的当局不想总结教训,而是一意孤行坚持社会主义。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全国范围内,不少行业又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逆流。
2010年还出现某些农村借城镇化和农村小区建设的机会,再搞合作社如成都地区(注五)。
在山东,一家盈利丰厚的日照民营钢铁厂被一家亏损的山东国营钢铁企业强行兼并;在山西,所有的私人煤矿都收为国营。国有企业极力地扩张,民营企业在收缩,这种种现象说明中国当局在推行社会主义近六十年来,没有认识到国有化、集体化的祸害。
(六)国营企业的垄断
至今国家在很多行业实行国有垄断的政策,如传媒业、出版业、电信业、石化产业、金融业、烟酒制造业等。
国家实行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实际上是官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地方官员所有)。这种所有制的改变在50年代已经实行,并且写入了以后的宪法之中。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使得农民的土地难于流转、出让,经营只能受政府的制约。干部胡作非为,强征农民土地,很多民房遭暴力拆迁,根本原因是土地公有,造成公民的居住权、房产权遭侵犯。
08年前后,在金融危急的打击下,很多国企遭遇困境。政府借机向国有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压迫私营企业或并入国企,或接受国企收购。
为了保证国企的垄断地位,上市公司平均税负民企为24%而国企为10%(注七)。
(七)为甚么要坚持国有、公有和社会主义
早期在50年代坚持国有化、公有化,还有些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因为要坚持共产主义,有人想要建立一个模糊的乌托邦。但在农村发生饿死三千多万的惨剧、城市大批国营企业倒闭之后,众人的乌托邦之梦已经破碎。
为甚么直到现在仍坚持国有化的道路?仍坚持在宪法中维持“社会主义”、维持公有化为主呢?看来意识形态也只是一种幌子。在这些维持派中,多数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要维护一小部分人的个人利益。他们维持国有是假,维持党有、官有、个人所有是真。他们要维持的是党权、官权、个人的特权。
官员在经济上进行垄断也是为了在政治上垄断。现在大型国企的高层任命,都是由执政党的组织部门来决定。很多垄断性企业中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党委、党总支和支部。这样就能把垄断企业的员工紧紧地操控在党的领导之下,形成政治垄断。
执政党对媒体、电信、出版业的垄断,更是钳制公民言论、出版、通讯自由的主要手段。
垄断性的企业排斥竞争、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些利润可以提供给官员们支配、挥霍。
最近很多揭发出来的贪腐大案,很多都和垄断企业有关。原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受贿达1.95亿被判死缓(注六)。私人企业里虽然也有员工欺诈、侵犯资方权益的现象,但老板并没有贪污问题,他们也不会合伙贪污。
(八)私有化是世界潮流
私有化在二十世纪,已经形成了世界性的潮流。英国撒切尔夫人推行的私有计划和法国推行私有化的过程,都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效果。
八十年代末开始的苏东波政治剧变,随后进入私有化。不但把国企转私企,解散了集体农庄,而且实行了土地私有化。开始步伐快了一些,实行休克疗法,一度出现经济下滑,民间怨声不小中国媒体对此进行夸张的报导,用于恐吓百姓。几年之后苏东波转危为安,经济蒸蒸日上。对这些正面的现象和改革成果,中国大陆的媒体却进行了封锁。真实的情况是原苏东地区经过私有化,经济高速、健康、稳定地发展。俄罗斯成了金砖四国之一,波兰在私有化后经济增速在欧洲名列前茅。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联剧变之后,俄罗斯在1993年制定宪法,把原来实行的苏联宪法中反复使用的“社会主义”全部清除,为私有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印度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原因之一是他们曾经学习苏联,推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近年来改行私有化市场经济,成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五十年前先以“社会主义”之名剥夺了私人的土地、企业所有权。事过半个世纪,又以发展“社会主义”为名义,把企业和土地使用权卖给私人。开发商盖了高楼,高价卖给居民,官、商从中获利。人们要问:再过50年,官员是否还要再来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以从中牟利?整个骗局应该戳穿,应该从宪法中清除“社会主义”。对此可以开展全民大讨论:富了官员穷了百姓的“社会主义”要不要留在宪法之中。
注一:《南方周末》08.11.27B9
注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P265,并见孙文广《百年祸国》P38
注三:75宪法第4条
注四:见孙文广《1958年我当农民见证公社化和饥荒》
注五:孙文广《成都要办人民公社?—论农业发展两条道路》
注六:《21世纪经济报导》09年7月16日
注七:《济南日报》2010年4月9日
2010年5月11日于山东大学
电话13655317356、0531-8836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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