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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吃饭了！”的吆喝声把我叫醒，我看到一个老头从房间的小窗口推进来一碗稀饭。吃过早饭，我朝窗外看过去，能看到一棵大树绿幽幽的树梢。老头在长廊上来回两次，也许是看我太像正派人，就找了本杂志给我打发时间。
到了下午5点，一个胖胖的女人把门打开了。在她的办公室，我补填了一些登记手续。她敷衍地问我对昨天的问题还有没有什么补充之后，就让我回了家。
在这个世界上被蒸发了24个小时，除了贤斌的父亲和孩子，其他的人一无所知。等我和陈卫联系上的时候，他说：“我也刚从戒毒所被放出来！”原来我们是关在同一个地方，只是他在一楼而已。我问：“你中午吃的什么菜？“土豆！”说完，我们俩放声大笑。
六
1999年的年底，在川北教育学院外面的广场上，公安机关搞了一个大型的图片成就展。听说贤斌被审判的照片就挂在里面，我没去看。
我的丈夫被判刑的消息慢慢在社会上流传。我和孩子成了可怜的人，我也成了有些人躲闪的对象。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你还想升官发财，和我这样背景的人交往是危险的。
为了让仁寿老家的亲朋好友过上安宁的生活，我几乎和他们断了联系。我的母亲是在2005年底才知道贤斌被捕入狱的事，那时贤斌已经在狱中熬过了6个春秋。
因害怕陈卫的母亲一夜白头的悲剧重演，我把母亲带到川北教育学院的花园里，先告诉她贤斌获奖的消息以及获得的奖金，然后告诉她贤斌判刑的具体情况以及我现在的处境是如何之好。一字不识的老母亲如释重负，似乎能理解发生的一切。她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恬静那么智慧，让我觉得多年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可一连好几天，母亲总躲在厨房里落泪。孩子不满8岁，但已经懂得安慰别人：“外婆，你不要哭。我爸爸在里面教书，他好得很！”
虽然极少得到来自我老家亲人的关怀与照顾，但我和孩子还是幸运的。2000年的“六一”儿童节，一位退休的右派教师悄悄来到我家门口，送给三岁的孩子一袋李子和娃哈哈。我的一对朋友，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常来我家走动，多年来对我的孩子呵护有加，形同己出。盐市街诊所的一个女医生，有着悲悯的情怀，每次给我的孩子看病，她总是细心安抚，不收或少收药费。陈卫的母亲，毅然取出放在股市里的养老金，借给我买下百盛家园的房子。而远在重庆的邓焕武老先生，多次登门看望我和孩子，并借给我房屋的简装费，让我能在2002年的9月安顿好一个新家。虽然贤斌不能回家，但在百盛家园的生活是简单而幸福的。
2002年的6月25日国保再次传唤了我，但在以后的6年里，公安好象忘记（其实他们一直蠢蠢欲动）了我的存在，不曾到家打扰我。只有两次（一次是重庆警方来调查肖雪慧是否为我送过美元；另一次是遂宁警方要求我在奥运期间不能离开遂宁）把我叫到学校的行政办公室，要么询问，要么警告。我安心工作，攒钱养家；孩子健康成长，学业优秀。
2002年12月5日，欧阳懿被成都警方带走，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2年。罗碧珍老师很悲伤，而我却无从安慰她。因为在当今的中国，每一个异见人士的妻子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命运，我不知道我们的哭泣能改变多少现实。
与贤斌的漫漫刑期相比，欧阳的这2年似弹指一挥间。2004年的12月4日上午，欧阳被狱警送回遂宁老家，与去成都迎接的罗老师错过，保石派出所的人只好把他送进城里。在和平路的桥头，我和孔杰（欧阳懿的同学）终于见到了他。
两年的牢狱，让欧阳懿还是有了好些变化。当他单薄的身躯从对面穿过来，我竟看到了多年以后贤斌的无助与苍凉。
在梦里，我见过贤斌回家的无数种方式。最初，总是我去探监劫狱，助他虎口脱险；后来，变成了贤斌笑眯眯地回来，挎着包，风尘仆仆的样子；再后来，只能听到他提前回家的消息，但总是见不到身影：我想我的梦由希望到绝望而最终陷入了渺茫之中。
2008年9月，贤斌在信中告诉我刑满的具体日期，但我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喜悦。对于我和他来说，自由显得是多么奢侈！贤斌用了10年的时间离开我，那我们又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走近对方呢？我不忍见到他的无助与苍凉，难道他就忍心看我似盐碱地般的坚硬？
记得一段描写俄罗斯异见人士妻子的文字，说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出快乐和悲伤。我想我也终将变成那个麻木的老妇人，因为从2008年11月6日到2010年6月28日，只有1年零7个月又22天的时间，我和贤斌还在走向对方的路上。
后记：鉴于篇幅的原因，有些关怀与帮助难以细说，故在文中隐去。十五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中国那些异见人士的妻子已经、正在或将要经历的，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经是、正是或将是异见人士妻子的女人们！
2010年7月14日——8月10日写于百盛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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