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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各界人士都撰文纪念。我也写了一篇《平反六四——民主与独裁的大决战 》的文章寄给“观察”网刊。幸得观察编辑部赏识，予以刊载。这大大地鼓励了我，并激发了我继续创作的积极性。于是我又先后写出《热烈庆祝镇压六四反革命暴动胜利21周年》，和关于香港政改的时评《真假民主》《无耻的游行》等多篇文章。与我满怀的希望形成巨大落差的是，这三篇文章如石沉大海，非但没有刊载，连编缉部也没回信。
就在我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6月22日上午，我在迎宾路上散步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在我旁边，窜下来四个身着便衣的人，将我拦住，“刘国斌，上车跟我们走一趟。”言毕，不由分说两个人冲上前来，一边一个抓着我的左右胳膊就推我上了车。我没有反抗，顺着他们上了车，不过我还是问了一句，“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抓我？”一个身材较瘦比我高半头脸色偏黑带眼镜的人回答“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干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后来知道此人姓方。这时我已彻底明白了，我又提出要求“我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当场被拒绝，并将我左边裤子口袋里的手机搜去。这些都是发生在警车上，这时才看清，四人中两人居然是四化建公司保卫科的干部，另外还一个人稍胖，脸白净。其实也没几分钟，车就开进了市局。下车后，四化建保卫科的人就同他们握手道别，我则被带到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面。
坐好后，那个瘦子掏出一个本子，一边问就一边作记录，“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带你来公安局吗？”
因为有了几年前的事情，再加上这两年看到网上也有些人被喝茶的经历，所以当我投稿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且不止一次地在内心预演过双方对辩的攻防。
对于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是有腹案回答的，我本来打算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抓我？”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也许是那种氛围的所谓震慑力吧，也许是我内心还有不可抵抗的恐惧感吧，我不知该如何描述当时的状态，可能是我的文字表达功力还欠缺，当时的那种状态真的是我没法用言语和文字表达出来。我的回答居然是知道，我给境外媒体投稿的事情。”等到话已出口，我才发现。
“那你投的是哪家媒体呢？”
“我投过几家，有观察，纵览中国，还有中国人权双周刊。”
“都发表了吗？”
“只有观察发表了一篇。”
“什么原因没发表呢？”
“有的可能是我写的质量还不够好，有的好像根本就收不到，至于原因你们可能比我更清楚一点。”我现在开始找到点感觉了。
“那你发表在观察上的是关于什么的文章？”
“关于六四的。”
“什么标题？”
“平反六四——民主与独裁的大决战。”
这时他停止记录，抬起头看着我，继续问道，“你对六四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为了表明我的立场，同时又不会落入他的陷阱，而且这个问题也在我之前的腹案之中，所以我并没有正面回答他这个问题“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叫作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吧？”我顿了一下，看着他，希望他能同意我的这句话，但是他没作声，只是看着我，我只好继续说道，“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说有正就有反，有表扬就有批评，有说对的就有说错的，对吧？不管六四这个事情本身是怎么样，允许老百姓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是他们的权利对不对？”
“那你又凭什么说六四一定是错误的呢？”
我犹豫了一下，怕他后面还有什么陷阱，仍然只是拿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我没有说六四就一定是对的，更没说六四就一定是错的，我只不过是说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不同观点不同立场是一个正常现象，自由表达不同的观点是公民的权利。这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对吧？”
他对我的这个回答显然不甚满意，抿抿嘴嘴。
“你给境外媒体投稿有稿费的吗？”
“有的有，有的好象有。”
“那你收到过稿费没有咧？”
“现在还没有。”
“你是怎么知道可以向境外媒体投稿的呢？”
“我在聊天群里面看到的。”
“哪个聊天群？”
为避免给其他人带来无谓的麻烦，我说我不记得是QQ的还是SKYPE里的了。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可以看到境外媒体的呢？”
“破网啊。”
“那破网软件是从哪来的呢？”
“很多QQ群里面都有。”
这时，他又抬起头，停止记录，问我，“你平时上网除了投稿之外还干点什么？”
“有时候下下棋啊，还聊天什么的。”但是话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那你都和什么人聊天呢？”
我赶紧说，“什么人都有，主要是在群里。”
“有单独聊的吧？”
“有是有，不过很少，一般都是在群里面。”
“那你在岳阳本地这里有没有搞过什么聚会什么的？”
“没有。”我跟他回答的这些都是事实，我在本地没有热衷政治的朋友，即便有认同我的政治立场的朋友也大都劝我远离政治。
他又接着问我QQ是多少，我也如实地告诉了他，因为他们要想监控我太容易了，说假的也没意义。
接着他又很狡猾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对这个社会很不满意所以给海外媒体写文章？”
他的问话方式让我立刻警觉起来，想了一下才说，“任何一个社会有它好的一面，就一定有它不好的一面，就像我刚才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一样嘛，对吧。”他皱了下眉头，显然对我动不动就搬出辩证唯物主义非常不耐烦。我又继续说道，“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一样，在外国一样，在中国也还是一样。我个人对中国当下这个社会状态满意也好，不满意也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允许别人批评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
他又换了另外一种方式问，“那你对这个社会没什么不满意，那你要批评这个社会干什么？”
我想了想，回答道，“首先，就我现在已经发表了的文章，并没批评这个社会，我只不过是评论一下六四这个事件而已，还谈不上批评，但是以后写的文章肯定还是会有的，这个要实话实说。第二个，我给海外媒体写文章还有一个很大的动因，就是因为他们是有稿费的。我现在没有经济来源。”
他听了之后反而笑了下，“说你是哪一年生的？”
我说是七七年的。
他说“我比你还大一岁，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小鸡巴，我们都没参与过那些事情，你就知道六四就一定是对的，政府就一定错了，对吧。很多人他就是别有用心，混肴是非，唯恐天下不乱知道吧？”
我对他这套说词实在没兴趣反驳，孔子就说过，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也；中下之人不可以语上也。在处理这些案件中他们不免要与外界接触，如果说他们是中上之人，不需要我说，他们也会慢慢明白其中些道理，如果他们明白这些道理只不过是身在位为不得不为，我也没必要多费唇舌，但如果说他们是中下之人，那我也多说无益。因此我仍然搬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不是对与错是与非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说，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任何一个事物，有认同的就会有不认同的，有说对的就会有说错的。
他显然已经非常不耐烦了，“你听我说，你停一下，这个事情，你没看到过，我也没看到过，政府对这件事情已经有了定性……”
这时已经差不多中午了，我不知道“喝茶”之说是怎么来的，其他被喝茶的人是不是情况不同，我说了一上午，还没喝一口水，再加上小房间里不知是没空调还是有空调没开，异常闷热，再看到那个人的态度较之起初不甚客气，内心也不免心浮气燥。不禁反驳了一句，“政府定性了的事情我评论了是不是就犯法？”
他立即用拿着笔的手指着我，并高声以严厉的口气说道，“你是没有犯法，但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并且正在向犯法的方向发展，我们在是帮助你，挽救你，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把头扭到一边没有理他，这时那个稍胖一点的人说话了，“你原来就很喜欢写文章哦？”
我随口说了一句，“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但他没作声，倒是那个姓方的回答了，“你自己应该晓得撒，还用我们说。”声音虽然仍高亢，但语调明显放缓，而且颇有讥讽。
那个胖子提议到中午了先吃饭，于是两人都出去了。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近两小时的样子来了三个人（手机已不在身上，具体时间不清楚），上午那两个人没变，新来的个不高，但很壮实。而且官阶好象比那两人都高，一来就坐在两人中间。并且给我还带来了一份饭菜和一瓶娃哈哈矿泉水。饭菜不算好，但还不难吃。吃完后喝了点水，过了一会儿，问讯又开始了。不过这次问的是新来的，那个姓方的高个子作记录。
他说“你刚才说你写文章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赚点稿费，其实我们找你之前先到你们公司领导那里去了解过，你的生活上有点困难也是事实，这点你可以向单位领导啊，向居委会啊这些党和政府的组织反映一下嘛，你就是要写文章，也可以向国内的媒体投稿撒，很多人都给长江信息报投稿的，别看那些小豆腐块，一个月发得几篇，也有千把块钱咧。
我跟他说，“我写过啊。”
“给长江信息报？”
“不是，我在新浪网上写过小说。”
“那很好啊，继续写啊。”
“但是他们审核不通过。”
“为什么？你写的是反动内容？”
我实在没兴趣跟他解释什么反动不反动，我只是说，也不是什么反动，只不过是有点敏感而已，我描写的是中国现在拆迁黑幕的。
“那就难怪喽，你为什么非要写那些内容咧，他们能通过哪些你就写哪些的嘛。你心胸应该要放开扩些，不要总盯着那些不好的啊，负面的啊，这样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咧，你多写点好的，又能通过审核，又能弘扬社会的正面形象，多好咧，不要总往死胡同里钻嘛。”
见我没什么反应，那个高个子又问，你在新浪上的网名叫什么？
“汉湘龙。”接着他又跟我把这三个字一一核对。
然后他又接着问道“在境外媒体上发表文章是怎么算稿费的？”
我说“有的五十，有的八十，还有的按字数，没有一定的。”
“那你估计你自己在境外一个月大概能发表几篇文章呢？”
我不太明白他的用意，随口答道“如果你们不设什么网络障碍的话，每个月发表三五篇应该可以吧！”
“好，那我们就按五篇算，五八四十，合人民币两千多块钱。不过我告诉你，我们一分钱也不让你拿到，你信不信？”
我一下愣住了。
他见状又说道：“我们跟你谈了这么多，对你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劝你不要去做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中国的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你写几篇文章就能解决得了的，共产党你说他不好，他也的确有很多问题，但是你能怎么样呢？国民党厉害吧，几百万军队不是一样被打败，你刘国斌屈屈一个文弱书生，你笔杆子能斗得过枪杆子吗？所以我们跟你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不要干那些与人与已都不利的事情，想办法赚点钱，让自己活好一点才最实际。”
“哼，历史的事情由历史决定，谁主沉浮还不知道咧！”我对他的话不屑一顾，忍不住还是反驳一下“不搞怎么知道就一定搞不成”。
“你这小子怎么就这么顽固不化咧？我们现在打击这种思想是绝对不遗余力的，我可以明摆了跟你这么说，你这样子，不但会把你自己送上犯罪的道路，还会连累你家里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憋了一天了，终于还是被他这句话给激怒了。
“什么意思？我是好心劝告你，不要执迷不悟，对你和你的家人都没有好处。”
“你这不是劝告，是恐吓，我没有犯罪，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对待我，就算我犯了什么罪，那也是我的事，关我家里人什么事，你们这么做才是犯法。”
那个人噌地一下站起来，拿手指着我：“刘国斌，我警告你，你的那点事我们早就了解得一清二楚，几年前就主动写信给在国外的反动势力，后来又在网站上写些不三不四的文章非议党和政府，现在还写到国外去了。你不要以为只不过是写点文章就不会有什么大事，我可以这么跟你说，这种事情，党和政府都是严厉监管的，说小可以小，说大也可以很大，那些在国外的是什么人，都是恶意攻击中国党和政府的反动分子，你和他们勾三搭四，就是说你犯罪你也没皮跳。我们在这里耐心耐烦地劝告你，是不想你一错再错，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要不识好歹就是自寻死路。”说完三个人一齐出去了，那个稍胖一点的人还拍拍我“小伙子，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好好想想吧。”
老实说，我也没想到我怎么会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的，我一直都努力保持克制状态，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晚上就惨了，不光热，蚊子咬死人，根本睡不着。我观察了一下，有一部挂机。我后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坏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他们换个地方也不肯。
就这样，晚上我是睡不着，白天他们轮着班来审讯我，到后来谁是谁我都有点分不清了。早饭是没有的，只有中餐和晚餐，一天一瓶娃哈哈矿泉水（一块五的）。我本来就有胃病，平时饮食正常还没问题，但是被这么一折腾就阵阵地痛，直到这两天才好。
再后来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也不反驳了，也没力气反驳。他们对这种表现似乎非常满意，就要我签一个保证书，说以后再不怎么样怎么样了云云，就可以出去了。我当时状态不是很好，但脑袋还算清醒。这个我拒绝了，倒不是我想逞什么英雄好汉。因为我外婆是一个小商小贩，在民国四十五年公私合营的时候被合了股，但是在文革的时候被逼着签了一个什么东西，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就因为签了这么个东西，原来几百块钱的股本（民国四十五年）就要不回来了。再加上在网上了解到老毛就喜欢拿着对手们的检讨书之类的东西要胁对手。还在外边的时候我就一直琢磨这个事情，他们要这些人写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什么名堂，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一出来我在就网上发表申明宣布保证书的无效性）不过那种日子太难捱了，我在里面也担心会不会有躲猫猫，洗脸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想先出去了再说，后来也就签了个保证书。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临出来的时候，那个高个子告诉我他姓方，以后会常跟我联系，并且还问“别人问你这一向到哪去了你怎么说？”
我看着他没有回答。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你这个事情不是个什么好事，对这个社会是有严重的负面影响的，我们希望你，为了这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也好，为了你自己也好，不要到处乱说。我们不是怕什么，只不过是不想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当然你要是非要弄得我们无所顾虑的话，那我们也不会手软的。”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这个你自己看着办！”
就这样关了一个多月后我终于出来了。
总结：他们的手段一般是刚开始保持温和的态度，让你主动地把所有他想知道的事情告诉他，然后再告诉你的作法是错误的，并且试图给你洗脑，再就是软硬兼施，迫使你屈服，如果不奏效的话那就动用非常手段，在肉体上精神上折磨你直到你屈服为止，哪怕是表面的屈服。大家为民主自由奉献就一定要作好心理准备，他们是一定会找你的，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无须紧张，更不要害怕，这样只会自乱阵脚。如果你刚进审讯室对那种氛围不是很适应的话，不妨深吸几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率。不要急于回答他们的第一个问题，一定要想好了再回答，慢一点没关系，回答的时候既要跳出他们的节奏，又不能和他们对立起来。如果第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好，就有可能步入他们的节奏甚至会影响后面的情绪。但是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态，绝对绝对不要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毕竟，只有更好地保存自己，才能更好的消灭敌人。
希望我的这点经验和教训能对大家有所裨益和帮助。
九月六日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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