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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中国是有过漫长封建专制和社会主义集权制度的国家，文字狱更是司空见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最新案例就是作家谢朝平因写书反映三门峡库区移民相关的内幕，而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拘捕半月有余。为什么说于今为烈？古人被诬文字狱还需他写了“反动”文章，如今却是你用手机发短信、在互联网发文和转帖也会一不小心被捕下狱，当然良心记者更是文字狱的重灾区。
回顾此类案件，河南灵宝“ 王帅案”、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四川遂宁“邓永固案”，官府称这些人网络发帖涉嫌诽谤政府；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所涉事项则是民众群发了涉及当地父母官的短信或整理了父母官的文字材料；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以涉嫌受贿为名拘捕中央电视台女政法记者李某，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以涉嫌“诽谤罪”跨省追捕《法人》记者，浙江遂昌县以“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来追捕进行正当舆论监督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更是轰动一时的案件......此类事件实在不必枚举，因为这只是被媒体曝光的少数，冰山一角而已。
列举如此多案例，并不是为了表达我的悲观；相反，这些案件发生后，由于得到媒体的及时曝光，全国舆情的有力反应更令人们欣喜。得到媒体和舆论关注的文字狱案，基本上案件主角会或明或暗地减轻处罚，执法犯法的某些政府部门也会明里暗里地认错；如果放在30年前，别说政府部门认错那是天方夜谭，被捕的当事人不在班房里莫名其妙地“躲猫猫”死去已经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从民众敢于网络议事问政、讨论国计民生，到事发后舆情汹涌、事态好转、衙门认错，可见当今中国在事实上已经具备实际存在的、一定的言论自由空间。在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屡屡被强力部门干预侵犯、法律条款被架空并得不到制度的有效配合之下，这弥足珍贵的有限言论空间从何而来？它来自普通民众持之以恒的掘进和对言论自由空间的主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自由表达的诉求日益成为民众的心声，言论自由日益成为民众的生活习惯之一；正因为自由表达同衣食住行一样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一旦有侵犯、剥夺自由表达权利的恶行发生，民众才会感同身受，不约而同地谴责声讨侵权的公权力部门，形成维护言论自由空间的滔滔洪流。
但是，全国类似的文字狱应该不可计数，得到外界关注的案子只是微乎其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文字狱？因为当今的中国大陆，还远远不是言论自由的国度。这点弥足珍贵的言论空间，本身并不能有效捍卫自己、拓展自己，它的拓展更需要其他的权利得到伸张和履行。比如明明白白地写在各种各样法律文本里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权及选举权等公民权利，还没有真真切切地落实到民众身边，这些权利更加指向民众的行动领域，而不仅仅限于言论领域。诸多基本人权迟迟不能有效兑现，除去执政当局有意地达成这种效果的原因外，民众没能认真行使权利、没能把法定权利融入生活习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言论自由的权利相对容易实践，在网络时代，互联网、手机等交互工具已经让表达言论的成本接近为零；而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权以及选举权等权利更需要民众亲力亲为、身体力行，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大大超出码字后鼠标一点、发送键一按的电脑和手机操作。虽说付出大，但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及选举权等权利却能带给民众实质的、程序上的公平和公正，因此从效用角度看，这些权利是比言论自由权更重要的、践行难度更大的基本人权。
世事的难易都是相对的，践行权利也是如此。几个、几十个人去结社集会、游行示威以及参加选举，想要改变中国，其难度高于珠峰；若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结社集会、游行示威以及参加选举，改变中国将不会是梦想！按照5％的筛选机制，如果有一万个人敢于在网络发布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论和呼求，就会有五百个人敢于在现实生活中表达对民主自由的呼求并有结社交往的意愿，有二十五个人敢于走上街头和融入民众传布自由福音。而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有效扩大前述各层次的民众基数，令他们对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及选举权等权利的要求如同对言论自由的渴求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如同母语和习俗一样烙进生命，如此，禁锢自由的专制就必然只剩下节节败退的命运，才会激励更多人投入到争取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及选举权等权利的队伍之中。例如最近的广州“撑粤语”事件，千千万万的人浏览转帖，最后通过自然筛选和信念的呼唤，自然就有几千人遵从内心的选择，走上了广州的街头，在7月11日和8月1日的人民公园、7月25日的步行街江南西路，面对数以千计的警察，勇敢地表达出“我爱广州话”的呼声；这就是典型的从言论自由向行动自由进发的掘进路径。
对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权利的实践和争取，且不必去说厦门反PX项目的群众“散步”活动，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发电的业主请愿活动，就算是如今在中国大地熊熊燃烧的农民保护被征土地的维权行动，也够人们去细数一番。最令人惊喜的是，在维护、争取权益的潮流中，争取选举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无论是各地参选各级人大代表的行动，还是唐荆陵先生倡议的“赎回选票”活动，都体现出维权民众已经把维权目标渐渐地指向了最根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和选票，因为选票和选举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核心权利；只有解决了选票和选举权的问题，其他权利问题才有迎刃而解的可能。
掘进民主是艰难而漫长的途中跑，执政当局不大可能自觉、主动地把终点线向掘进者拉近。只有越来越多的访民、冤民、农民、工人、市民、学生从各个方向汇入争取各项基本人权的行列，并尽可能克服对专制的恐惧，亲身参与到具体的维权活动中，高墙才会被推倒，隧道才会被掘通。在极权末期，最近20年、10年、5年，我们却清楚楚地看到执政当局对民间维权力量和自由派的打压效果渐呈强弩之末的趋势。的确，我们有理由、有希望地谨慎乐观着，高墙终将被推倒，隧道终将被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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