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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二十多名民主人士在北京地坛东门对面往北200米的“火锅新味”举行庆祝活动。
提要：刘晓波获奖不仅是对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肯定与鼓舞，更是将中国自由民主运动重新放在国际事物的聚光灯下，纳入世界民主进程格局的中心。此事再次将中共专制丑恶愚蠢的面目曝光，凸显了中国这个民主浪潮中最大的孤岛与世界文明的本质差距。中共的行径使西方民主国家逐渐认识到绥靖政策的失败，《零八宪章》运动更使国际社会看到中国自由民主的希望在民间而不在官方。中国的政治进步将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
一个被官方因言下狱的“罪犯”，2010年10月8日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主席的话感动了中国人：“如果我们不投票给刘晓波，我们等于是背叛了中国境內的人权。我们不能坐视中国境內持续发生的人权侵害。”那晚，当我在所居住的石家庄铁道大学院内，告知一群刚下课的大学生时，引发一阵掌声，接下来的反应是：“刘晓波是谁？”“他是中国国籍吗？”当我告诉他们“刘晓波正在中共的监狱里”，顿时一片哑然，接着又是一连串的疑问，活脱脱显示出在瞒与骗中长大的又一代，自然又引出因官方封锁使他们不知的《零八宪章》……而此时在北京，一些大学已传出鞭炮声；当天下午诺奖宣布后，中国人民大学的3名学生勇敢地前往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庆祝标语；全国各地许多民众奔走相告、短信纷飞，不顾官方传唤、软禁、刑拘等方式阻拦、打压，纷纷自发庆祝。
国际重新聚焦中国民主进程
对于刘晓波获奖，中国国内外许多民间组织和著名民主人士，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波兰等国政要，联合国、欧盟、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国际笔会等国际机构的领导人，国际知名人士哈维尔、图图、达赖喇嘛等，都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并呼吁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过去30年里，中国在经济改革、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让千百万人走出了贫困。但是，这一奖项同时也提醒我们，政治改革并没有同步进行，而每一位大人、孩子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尊重。”德国总统伍尔夫在给刘晓波的信中写道：“我，并以我的同胞们的名义，衷心祝贺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以此褒奖了您为人权作出的勇敢的行为。”“您和平地参加了围绕您的国家民主的未来的讨论。一个中国法院判处您11年监禁。这个判决在我的国家和世界上许多地方引起了不理解和震惊。德国与它的欧盟伙伴们一起为您作出了努力。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对您和平地为您的国家争取人权作出的努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国内外抗议中共、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行动正在持续。中国的网民再次呼吁各界签名声援刘晓波。香港支联会，中国律师维权关注组，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独立中文笔会，劳改基金会以及香港记者协会等组织，发起向锦州监狱寄送明信片的活动，以表达对刘晓波获奖的支持和祝贺。10月25日，由南非大主教图图起草、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达赖喇嘛等15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即将在下个月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各国首脑，能够敦促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释放刘晓波。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邀请刘晓波的同道和朋友，参加12月10日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和平奖颁奖典礼。今年的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高峰会定于11月12至14日在日本广岛市举行，呼吁释放刘晓波也将是本届峰会的焦点之一……
在中共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官方《环球时报》的环球舆情调查中心，10月15日至17日对955名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普通市民的电话调查结果称，77.1%的受访者并不知道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谁，只有22.9%知道。大陆内部、大陆与国际社会之间种种对比鲜明的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后极权时代走向崩溃的特征：许多民众继续受蒙蔽、欺骗，但民众难以压制的觉醒和反抗也在不断涌现，当局民心丧尽，除了打压束手无策，只能不断以新罪行掩盖旧罪行。中共此次除了外交部谴责对中国人民的所谓“侮辱”，只能发表几篇文革式的苍白无力的批判文章，虚弱得连像样的宣传反击都组织不起来，因为中共早已把自己推到了国人的对立面，他们知道自己在民众面前毫无公信力，他们的批判只能起到反作用，只能再次证明中共才是中国真正颠覆国家、反民族的最大“罪犯”。
国内形势往往与世界的大趋势密切相关，在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声援刘晓波及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声浪中，只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古巴当局表示反对，可耻又可笑。查韦斯称支持刘晓波获奖的委内瑞拉政治反对派“都是西方的走狗，比洋基佬还糟糕。”并说“我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致意并同它保持一致”，“中国万岁！中国主权万岁！中国的独立和伟大万岁！”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经常上贴发表观点的网站“古巴辩论”发表文章说：“事实上，从刘晓波的经历来看，他和美国政府雇用的那些所谓古巴异议人士，没有一点区别。”听到这样的知音，中共为何不大肆宣扬？它是高兴还是害臊呢？一位中国网友反击得好：“把中共政府等同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常识错误，因为中国政府应该是民选的合法政府，现在还没有机会出现。中共政府是自封的‘人民政府’。所以，在此声明任何国家，媒体称中共现政府为中国政府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同时，中共政府结交的流氓政权国家不代表中国人民，友好温和的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和朝鲜金家班、古巴卡死特罗（笔者注：原文如此）政权、伊朗伊斯兰政教政权、缅甸流氓军政权成为朋友。中国人民绝对不愿意和世界上一切流氓政权做朋友。”（美国之音2010年 10月 12日《对比新闻：古委两国反对刘晓波获奖》）
自助者天助。此次刘晓波获奖，不仅是对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肯定与鼓舞，更是将中国自由民主运动重新放在国际事物的聚光灯下，纳入世界民主进程格局的中心。回顾八九六四之后20年来，西方民主国家企图利用保持接触，促使中共顺应民主潮流而自觉走向政治进步，更有无良外商借此与中共权贵一起榨取中国民众的血汗。中共也乐于利用西方的经济需要，以低人权、低福利的所谓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发财，并利用向境外投资和中国的市场，把自己与其他国家捆绑在一起，增加政治博弈的筹码，旨在巩固其专制体制；与此同时，斥巨资搞大外宣，打造中共的“国家”形象，企图欺骗国际视听，传播其意识形态的歪理邪说。致使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在国内一直被压制的同时，在世界民主格局中被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国际支持。
事实证明，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共自恃腰包鼓了，其内心的狂傲不断暴露，对内加强对自由民主人士的迫害，对外在国际舞台倒行逆施。中共的行径使西方民主国家逐渐认识到绥靖政策的失败，《零八宪章》运动更使国际社会看到中国自由民主的希望在民间而不在官方。中共近来像所有的专制者一样，又采取国内危机时惯用的做法，制造外来敌人，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不断宣称来自外部的围堵，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以增强所谓的“凝聚力”即绑架国民的借口。实际上，所谓“围堵”的根源是这个专制体制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所造成的，这种“威胁”并不是针对被中共绑架的中国，而是针对中共集团，何时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的和平力量，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与友好。正如天文物理学家、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最近接受采访时所言：“如果一个政府在国内不尊重人权，慢慢强大了以后，也会不尊重国外的人权，势必会走到邪路上去。世界近代史上已经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他还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面发表评论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本年度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这一决定，实际上也是在敦促整个西方世界重新评价对华政策，尤其是如今颇为盛行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民主体制”的说法。
早在1994年10月21日，联合国下属有关机构在菲律宾召开“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国际研讨会，被缅甸军政府软禁的昂山素季在由菲律宾前总统科•阿基诺夫人代为宣读的文章中，尖锐地驳斥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应该经济先走，民主缓行”的观点；指责许多专制者将民主运动与要求落实人权问题，一概说成是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而加以否定；她呼吁联合国重视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穷落后国家的民主运动和人权问题。这篇演讲也在整个亚太地区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
诺贝尔奖的历史是面镜子
回顾诺贝尔奖，此次刘晓波获奖前后正反两方面的反响，与历史惊人地相似。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伦德斯塔德10月11日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很有些政府这样讲，说我们诺委会在干扰和平。我们颁奖给卡尔•冯•奥西茨基的时候，希特勒就这样讲；颁奖给安德烈•萨哈罗夫或瓦文萨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这样讲，这样讲的还有当年的南非、缅甸和伊朗。他们都在讲这是在干扰和平。但从长远看，和平与人权与民主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假如政府在国内或多或少系统地镇压自己的民众的话，你将无法长期保持这个社会的和平。……有些国际公约中国自己是签订了的，即便在中国宪法中，也包涵了这样的内容，我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宪法第35与41条规定，在这些规定里，中国政府自己强调了人权的重要性。现在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中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以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有必要认识到国际社会期待着中国成为一个国际条约可靠的恪守方，同时恪守本国宪法中至关重要的内容。”
在刘晓波之前，第一个在囚牢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卡尔•冯•奥西茨基是德国杰出的政治记者、政论家和著名的反法西斯和平战士，他因不断撰文反对希特勒，唤醒国民警惕法西斯，不要支持纳粹，先后4次身陷囹圄（刘晓波也是4次坐牢），受到非人的虐待。从1934年开始，许多德国流亡者包括爱因斯坦、勃兰特（1971年和平奖得主、前德国总理）、托马斯尔•曼（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他的兄弟海因里希尔•曼等，都加入了为奥西茨基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运动。瑞典等北欧国家团结一心，几乎所有的党派、议会议员、和平运动组织、报刊媒体、妇女协会和一些社会名流都竭力推举奥西茨基获奖。德国法西斯当局为了阻止他获得诺贝尔奖，甚至公开造谣宣称，奥西茨基对诺贝尔和平奖机构是持否定态度的，即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也会嗤之以鼻。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不顾德国法西斯的蛊惑宣传和破坏，将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西茨基。此时，奥西茨基在狱中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德国当局仍然把他关押在集中营，纳粹元帅戈林甚至要求他拒绝诺贝尔和平奖。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对外却公开发表声称，说奥西茨基是自由的，可以去挪威领奖，但奥西茨基被禁止获得出国护照。因此，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到奥西茨基服刑的集中营给这位声名显赫的罪犯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0月10日也发起联署公开信，呼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到狱中给刘晓波颁奖）。纳粹当局迫于国际压力将他释放。奥西茨基被送进一个民间医院，但始终被严密监视。1938年，奥西茨基重病身亡。
再看科学家、苏联“氢弹之父” 安德烈•萨哈罗夫，他不断呼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教条的民主、多元、人道的社会，联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写信“警告”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要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建议大赦政治犯、停止秘密审判、开放边界、开放外国文献书刊、停止干扰外国广播、废止死刑等，因此一再被迫害。“有著名的苏联学者和社会名流署名的痛骂萨哈罗夫的文章，天天发表在苏联报刊上，这种宣传高潮煽动了要求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情绪……”“官方指使的对他的诽谤，有如洪水决堤，滚滚而来。……当时他们从旁人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连续不断地尖刻批评这位‘叛徒’科学家出卖灵魂给西方的广播（只字不提他帮助苏联制造氢弹所起的作用）。”（[美]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月）秘密警察头子安德罗波夫把他定性为“第一号公开的敌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萨哈罗夫，评价他是“人类的良心”。“苏联领导人在12月25日安排72 名科学家发表声明，指责诺贝尔委员会向萨哈罗夫颁奖是具有挑衅性的。同时，苏联政府拒绝了萨哈罗夫出国领取诺贝尔奖金的要求，萨哈罗夫抗议说，政府的行为是违反赫尔辛基协定的。有37名持不同政见者也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不允许萨哈罗夫出国领取诺贝尔奖金的行为进行谴责。”（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 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1980年，萨哈罗夫和妻子被押解到距莫斯科250英里的高尔基城，被监视居住、与世隔绝了6年。萨哈罗夫曾两次绝食抗议，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把他送进医院，强行灌食。还给他用药，企图影响他的大脑。
针对刘晓波获奖后中共的反应，俄罗斯历史学家、纪念碑人权组织成员别良金说：“我现在回想起来，苏共当局在处理萨哈罗夫等人获奖时也采取了同中共相类似的做法。苏联媒体当年都没有直接宣布索尔仁尼琴等人获奖，而是间接地、以在报纸上刊登抨击西方文章的方式透露出了这些人获奖的消息。这些批判文章通常指责西方掀起反苏浪潮，诺贝尔奖被当成反苏工具。”别良金说，中共的愤怒反应，恰恰说明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这次做出了十分正确的决定。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目前是俄罗斯独立新闻工作者的帕德拉比涅克说，当年萨哈罗夫获奖后，苏联当局同样把萨哈罗夫称为罪犯。
同样，波兰“团结工会”领袖、前总统瓦文萨198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波兰正处于当局军管之下。由于担心不能再度入境回到波兰，他决定让夫人达努塔前往奥斯陆领奖。他和刘晓波一样与民众分享了这项殊荣，他在获奖声明中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我同格但斯克的工人在一起，这里有我的位置，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是属于他们的。”作为工人运动领导人，瓦文萨领导创建的“团结工会”成为波兰民主转型的核心力量与象征，为推动波兰乃至东欧走向民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此次他肯定刘晓波获奖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应该受到尊重的大国，但她也必须遵守全世界共同遵守的标准和价值。”
另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官方“罪犯”是至今仍被软禁的昂山素姬。中国八九六四后不久的1989年7月20日，独裁的缅甸军政府以煽动骚乱为罪名，对用和平方式领导民主运动的昂山素姬实行软禁。1990年5月，缅甸举行大选，昂山素季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绝对优势，在正常情况下，她应该成为国家总理，但是，军政府对大选的结果不予承认，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继续监禁昂山素姬。1991年，昂山素姬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无法亲自前往挪威领奖，在让儿子代替自己发表的答词中，昂山素姬讲道：“在缅甸追求民主，是一国民作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与平等的成员，过一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的斗争。它是永不停止的人类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他自然属性的瑕疵。”
民主一体化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刘晓波获奖再次将中共专制丑恶愚蠢的面目曝光，凸显了中国这个民主浪潮中最大的孤岛与世界文明的本质差距。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10月22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我们为什么给刘晓波诺贝尔奖》，他指出：“（中国）当局说，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和标准高于民族国家，而且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它们得到尊重。”亚格兰的话道出了基本常识，中共不是不知道，只不过它一贯以主权、内政为借口，维护其专制利益。
伴随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的发展，虽源于西方但符合人性的自由民主要求，已成为国际共识和普世价值，在理论和法律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确认了民主原则或以民主制度为目标，这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即使是中共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
早在19世纪中叶，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度考察后，在他著名的《论美国民主》一书中预言：“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从那时至今，伴随全球化进程，美国学者亨廷顿总结世界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次浪潮民主化所取代的政体一般是绝对君主制、残存的贵族政体和大陆帝国的后继国，其民主化属原生型的，以欧美国家为主；第二次浪潮民主化发生在法西斯国家、殖民地、个人军事专制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部压力和非殖民化实现的；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浪潮中，转向民主的权威政体是一党制、军人政体和个人专制，主要是其内部民主条件发育成熟的自然结果。三次民主化浪潮的趋势是：起点越来越高，条件越来越成熟，过渡越来越顺利，暴力和倒退不断减少。受民主国家范式的影响和国际民主潮流的推动，亚洲、非洲许多民族国家独立后无不选择民主政体，经过与本国传统复杂曲折的融合、改造，逐步走向成熟。即使南美国家，在经历军事独裁的反复后，也最终走上了民主之路。美国前总统里根早在1986年就指出：“民主的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和所有国家都想实现真正独立的愿望是可望在下个世纪建立一个和平和安全的新世界的基础。”（《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新华出版社1989年7月）
目前，全球有四分之三国家跻身自由民主国家和半民主国家行列。
从历史来看，民主与独裁专制的对立和斗争不仅涉及一国内政，它同样在广阔的国际范围展开，它不仅是国际政治关系和国家利益的表现，更反映了两种价值观、两种政治体制的对立冲突。事实证明，独裁专制政体不仅给一国人民带来灾难，也殃及地区与世界和平。所以，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指出：“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不应成为人权被大规模和有谋划的侵犯而不受惩罚的保护伞。”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国家主权不能再被用来作为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保护伞。”
1955年12月，毛泽东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以二十世纪为例，苏联帝国的红色乌托邦不仅夺去了几千万无辜生命，而且向东欧、亚洲、非洲、美洲等地扩张，扶持那里的专制政权，这些国家在迫害本国人民的同时，又进一步向外扩张，输出革命。如中共援助朝鲜、古巴、越南、红色高棉等专制政权，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非法武装。毛泽东还狂妄地要求“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世界范围的共产制度一共夺去了上亿人的生命。
回顾两次世界大战至今的历史，国家之间战争都是在民主与专制独裁国家、专制独裁国家与专制独裁国家之间展开的，前者如二战时以民主国家为主的反法西斯联盟与法西斯轴心国，以民主国家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苏联靠“主权有限论”将共产专制国家拼凑成的华沙条约集团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冷战，韩战和越战对立的双方，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者如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八年战争、越南入侵红色高棉统治的柬埔寨以及非洲一些国家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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