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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居然引发了空前规模的软禁浪潮。不管是挺刘晓波，还是倒刘晓波的无一幸免，都被一个“上级指示”软禁在家中。时间之长，面积之大，是本人自零四年底获释后从未感受到的，远胜于奥运与六四的警戒程度。实在不理解，一个在监狱的人为何那么让统治者这么恐怖？乃或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会彻底的颠覆掉“坚不可摧”的专制政权？一个“人民共和国”刚刚过了六十年，比封建王朝二三百年的寿命还差得很远，怎么就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十月八日注定是个伟大的日子，一个在专制下服刑的“罪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确实是件高兴地事，虽不至于老泪纵横，却也想借此机会喝上几口。我这个人就是一根筋，自从十五岁见到“人吃猪食”的那天起就固化了一种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毛泽东的话，却也有些合理性，逆向思维是避免上当受骗的最有利武器。“罪犯”获奖，统治者不高兴，我就高兴的很。这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我要一厢情愿的随统治者而动，我哪里还算得上是个人？
也巧了，高兴地不止我一个，恰好又有人相约一起喝酒，于是，就发生了下面的一幕：十月八日下午四点多钟，我与陕西的赵常青、北京的王国齐、贵州的廖双元、吴玉琴相约来到北京地坛公园东门与另外十几位不相识的年轻人一起等待刘晓波是否获奖的消息。五点钟消息传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人群在瞬间欢呼雀跃，相拥而泣。大家庄重的戴上了黄丝带，打出了标语，喊出了“自由民主万岁”，“中国万岁”，“人民万岁”的口号。口号响起时，周身的热血在沸腾。仿佛，我又回到了六四，又回到了西单民主墙，又回到了充满理想的青春年代。这些年轻人真的令我感慨，感慨他们的勇气，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清纯，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效率……。也感慨，我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也许，我真的老了，没有了激情，没有了勇气，没有了耐心…….。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是中国希望。实际上，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我这个老朽还在力所能及的坚守着，坚守者那份希望
路边的民众虽然不多，却也敢在警察面前，停下匆匆回家的脚步为我们的行为鼓掌。警察厉声道：“鼓什么掌？瞎掺乎什么？”那位观众答道：“为最后四个字：‘言论无罪’而鼓掌”。警察无语。二十多分钟姗姗来迟的警察在街头并不想将事态扩大，我们全身而退向预定好的酒楼走去，穿制服的警察并没有尾随。这一假象让许多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今天警察的表现说明他们不敢抓人，“在今天这个日子抓人，会是多么大的一个事件” 有人似乎在期盼着——这种期盼是希望事态扩大，从而点燃星星之火……。
进入酒楼，年轻人围坐在餐桌旁欢歌笑语，昂贵的酒也摆了上来—— 准备一醉方休。贵州的廖双元、吴玉琴在路边打标语时让我给赶走了（为他们的安全考虑），只剩下我和王国齐老态龙钟，被冷落在了沙发上。这还不算，年轻的女孩还安排我俩点活，制作有刘晓波头像的胸牌。我们也到乐得其所。也许是代沟吧，我们绝不相信，今天这事会就此完结。
菜点了，还没上，警察来了，领头的据说是什么“局长”，个子很高，身材修长，四十左右的年龄，仪表堂堂。餐桌旁的年轻人鼓掌相迎，欢迎词是：“欢迎警民互动与我们一起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那位“局长”也算绅士，勉强的挤出一丝苦笑，摆摆手道：“别来这套”。随后走到王荔鸿的电脑前，开始很客气的让她关掉电脑。可是，当这位“局长”确定电脑已经关闭后，声音与语气都变了，变得强硬而坚决：“跟我们走一趟”。这时，有人大声问道：“什么理由？你们执行公务需要出示证件！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位“局长”恼羞成怒：“带走，全给我带走！”。足足有四十多个警察，两人架一个绰绰有余，略有不满者，撅着胳膊就给塞进警车。我和王国齐被塞进同一辆警车，被带到同一个派出所——安定门派出所。其他人不知到了哪里，至今没有了联系。
就因为这点事，喊了几句与温家宝政改讲话完全不冲突的口号，举了一副“刘晓波无罪，言论无罪”的牌子，就被“讯问”了二十八小时，连讯问的警察都说了一句：“这样的口号没问题呀”。可没有问题，照样要接受强制讯问，照样要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不可以离开家门。
抓人时，不用出示任何证件，任何法律文书，只凭着身上的制服，只凭着人多势众就可以强行将人带走。略微懂得一点法律常识的我，怎么也不想不明白，这样的行为依据的是那条法律？穿着制服的人公然违法无人问津，反倒是遵纪守法的人失去自由。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违法了，你也需通过正当手段，合法程序进行处理，上来就抢人（还有两位年轻、貌美的女孩），抢东西，（摄像机、照相机、电脑）这与土匪何异（一个念头：不会是抢去作压寨夫人吧？这种事土匪可真做的出来，这伙人是不是土匪无法得知，土匪也可以弄身制服、装装样子呀。）？朗朗晴空，京城脚下，竟然如此肆无忌惮，视法律为儿戏，这样的“执法者”只会让更多的人蔑视法律！
还不仅如此，二十四小时法定传讯时间过后，我依旧不能自行离开，需要由驻地派出所的人来接。我的户籍所在地中关村派出所，给我夫人打去电话，在得知我当天不是从中关村离开家的，便将接我的事推给了丰台分局。他们之间的推诿让我在安定门派出所又多呆了四个多小时——对于百姓来讲，这四个小时又算得什么？
走出派出所，我自由了吗？没有，接下来的就是无期限的软禁，晨练，买菜，甚至于倒垃圾，都有人如影随形，还真有人喜欢这样，可我不喜欢，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连打情骂俏都要有所顾忌，这样的日子生不如死。
软禁的原因人家说了：刘晓波获奖是个重大的事件。软禁的法律依据人家也说了：上级指示。这样的“原因”，这样的“法律依据”让人啼笑皆非。刘晓波获奖与我何干？与别人何干？即便牵强附会的扯上一点关系，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将我无限期的软禁，更何况，还有一些与刘晓波一见面就恨不得吃了他的人为何也被软禁？看来，刘晓波的能量确实太大了，以至于关起来也会让统治者寝食难安——连面子都不顾了，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无需遵守了，法律被解读为“上级指示”，这分明就是告诉世人，中国的法律就是统治者的“金口玉言”！——而实际上我们无法知道“统治者”的范围有多大，是最高统治者的话是“法律”还是，总理，部长，局长，处长，科长，乃至于一个村长的话也是“法律”？
依法治国？别扯了，早就知道专制的鬼话千万别信——什么时候兑现过？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度，无法的国度。统治者不尊法，肆意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所带来的骨牌效应就必然是：百姓也视法律为玩偶。
201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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