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意味着中国诞生了又一个世界级的人权运动领袖，意味着中国产生了一位可能整合社会各界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结束专制、重建中国这一大业的栋梁。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作出的这个正确、及时的评断，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强有力的国际支持和巨大的精神鼓舞。环顾今日世界，最需要关注、最需要支持的，就是中国人权运动和中国民主事业。30年来中国在“经济开放、政治专制”下的经济发展，愈来愈清楚地表明这个经济崛起而政治专制的大国对国内人权、区域稳定、世界和平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践踏国内人权、敌视民主的政权，不会负起国际道义责任，甚至会成为国际祸端。随着经济上的强大，它的态度日渐骄横，乃至不时发出蛮横的利益威胁。
国际社会应当明白，《水浒》中那个一贫如洗的牛二，不会因为一旦发家致富而自动成为文明人，反而会利用手中的财富广结同类、合纵连横、为害愈烈。国际社会应当知道，避免危机的最佳方式就是让本国人民肩负起国内国际的道义责任，那就是实现国内民主和人民自由。从道义上、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中国民主运动，这是当今文明世界的责任。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使世界开始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转向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关注，它使国际社会开始聚焦中国人权和民主问题。聚焦经济改革的时代结束了，聚焦人权和民主的时代开始了。
二
在当今世界各种奖项中，人权奖含血量最浓、人类文明价值最高。在诺贝尔各种奖项中，和平奖最难得。各项科学奖、文学奖，皆可以在自由思想的社会条件下通过奋发努力、刻苦钻研而达到，唯独和平奖最特殊。和平奖，实际是国际人权奖、人文奖、道义奖，它是对那些毕生投身人间道义事业的人士的嘉奖，是对长期投身社会正义事业、屡遭人身迫害、依然坚持抗争的勇士的褒扬。从事这种人间道义事业，需要远大的眼界、坚强的信念和非凡的勇气。这需要鲜血，需要献身，需要不计现世得失，唯思救世于苦难，无私地把生命献给人权和自由事业。
科学奖属于物性研究层面，多系技术性发现或发明，可以为各种性质的政权服务。立身于人间道义、人权和自由的和平奖却大不相同，它属于人格和道义层面，它具有鲜明的正义立场和战斗精神，它直接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它使专制者深怀恐惧，而永远不能为专制者所用。
科学家们获奖，使人们为他们在某个科学分支上的某个细小枝桠有精微发现而感叹他们多年的苦功；思想家和人权勇士获奖，则焕发人们心灵的道义激情和人格美感。有全套的、丰富的科学发明，人们依然可能生活在屈辱的奴役状态，但是人文思想和人权理念，却可以使人们昂起头颅成为有人格尊严的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根本动力与思想核心就是人文主义思潮，没有人文主义思潮就没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就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由此而生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
诺贝尔奖项设立和平奖，这显示一种深刻的道义关怀，一种崇高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应当与科学精神成为人类摆脱苦难和奴役、走向尊严和幸福不可或缺的两轮。在这一意义上，和平奖应当成为全部诺贝尔奖项之冠。
三
百年来，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之路比任何民族国家都艰难。在历史的决定性关头，它遇到的阻挠和挫折，皆来自民族内部黑暗势力，而不是外来势力。1898年，是垂帘听政的叶赫纳拉氏把光绪皇帝的改革事业浸入血泊；1912年，是袁世凯篡夺民国政权、关闭议会、走向专制；1949年，是毛泽东集团将中国再次拉向倒退、走向全面专制；1989年，是邓小平集团以大军围城、军事政变方式将轰轰烈烈的全民反腐败、反专制的民主运动碾碎在坦克下。
1911年，中国人民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一举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1989年中国人的勇气和鲜血在欧洲催开一片灿烂的民主自由之花，结束冷战时代，开始世界历史新纪元。中国人的历史首创精神给其他民族以激情和灵感，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无一不以悲剧告终。外界已经是春天，中国依然是寒冬。可惜，有人却以自己的寒冬讥笑外面的春天，以牢笼讥笑自由，以民族主义讥笑民主主义。
60年来，中国无数有思想、有勇气的知识分子为自己的道义信念和理性良知而死于专制政权下。在历届镇压运动、批判运动中遭到迫害的人们，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到野蛮迫害的人们，在刚刚解冻的北京之春勇敢站出来呐喊中国需要民主自由而受到长期监禁的一代青年，在“六四”全民民主运动中遭到长期监禁和残酷杀害的又一代志士，以他们的鲜血浸透了中国当代史的每一页，以他们的生命做基石铺设了通往中国民主和自由的漫长道路。
刘晓波获得的这项诺贝尔和平奖，凝聚着中国民族60年来三代知识分子为民主自由而付出的碧血。它来得十分沉重。应当说，这是历届诺贝尔和平奖中最沉重的一块。它给14亿中国人一个大惊喜。
中国那些担当道义、揭露黑暗、投身人权事业、身陷囹圄、惨遭迫害的所有勇士都有资格获得此奖。拯救中国，不是个人事业，而是公共事业、民族大业。它需要领袖人物，需要团结奋斗。刘晓波获得此奖，并非偶然。自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铁血镇压以来，不少人在恐怖和挫折中改弦更张，转向另一种人生道路，甚至完全改变价值观，或低头取利，或拾起屠夫的话语为自己遮羞。但21年来，刘晓波坚持民主理念，坚定地投入一系列中国社会正义和人权抗争活动，多次遭受人身迫害、多次入狱强劳，遭受太多精神与肉体摧残。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这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光荣。这是对60年来中国大地死于专制迫害的无数英灵的告慰，是对21年前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死难烈士的告慰。
四
《零八宪章》的出现及其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的入狱，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两个重要的契机和主因。这部宪章的诞生，是一项态度积极、行为合法、具有建设性的重大政治行动。它是引导中国走向人权、民主和尊严的切实纲领，是引导中国清除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有效纲领，它吹响了中国进入全面政治改革新时代的号角。
30年来，在一党专制下的所谓经济改革，已把中国引入绝路。官僚体制的高度腐败性，法律、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等所有社会层面的全面腐败和堕落，不仅严重阻碍中国的健康发展，而且使中国陷入生态、社会和精神的全面危机。在中国每日发生的各种不幸和悲剧事件，是各级官僚特权阶层直接造成的，是专制政治体制导致的结果。中国的出路何在？唯有政治改革。
《零八宪章》不仅明确指出政治改革的道路，而且列出如何进行政治改革的具体步骤，它使政治改革口号落实为一系列具体要求，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这部明确、简扼的政治改革纲领，使那些扛着各自精心制作的空洞旗号——无论是“代表”论还是“为民”论——轮流上台但毫无作为的平庸官僚们顿时捉襟见肘。这部政治改革纲领，结束了空谈的年代，开启了政治改革行动的时代。中国人民聚集在这面旗帜下，会顷刻间风卷残云，荡涤中国大地一派污浊，中国将会以人道、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全新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将成为一个主持人类公道、可堪世界大任的国家，将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稳定性力量。我们等待新一代中国政治家群体。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权领袖。
2002年，在卡斯特罗专制下的古巴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政治改革的要求。依据1976年古巴宪法，公民获得一万人签名就可以提出新的立法要求，古巴一大批知识分子由政治异议领袖奥斯瓦尔多帕亚领衔、获得一万一千余人签名，向政府提出一份政治请愿书，要求全国就一党专制体制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要求释放政治犯，要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要求私有经济合法化，要求制定选举法等等。2002年5月，帕亚把请愿书递交全国代表大会。这部请愿书就是著名的《瓦列拉纲领》（The Varela Project）。但卡斯特罗调动国安力量、民间组织，以各种手段立即镇压了这一合法请愿，逮捕了重要参与者，并于2003年3月，对75人起诉，判以重判，刑期长达28年。卡斯特罗政府这种违法和强暴行为立即引起国际社会强烈抗议，使古巴政府再次陷入国际谴责和孤立境地，导致它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最终不得不在此后几年里陆续释放这些人权斗士，以缓解国际社会对这个政权的巨大压力。
中国政府对《零八宪章》采取的镇压态度，正是效法卡斯特罗政权。这显示它毫无政治智慧，暴露了它的政治野蛮和恐惧。《零八宪章》出现后，当局立即调动国家机器，封锁和查禁这份民主政治纲领，逮捕主要起草人和组织者刘晓波并重判，试图永久封杀这位民主运动领袖的声音。和卡斯特罗政权统治下的古巴一样，中国政府这种悍然违法行为和野蛮行径，立即激起世界文明社会的强烈抗议和愤怒谴责。
在重判刘晓波这一事件上，中国政府太过骄横，太耍小聪明，试图杀一儆百。但大牢里的刘晓波一夜之间光芒四射，成了中国人权与民主事业的象征。中国政府可谓机关算尽，结果却失败在以笔发言的刘晓波手下。刘晓波没有世俗的权力，但他的道义精神和人权理念，则将冲破牢狱，传遍大地。他有可能将成为社会崩溃之际整合中国各派社会力量的核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