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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中国人大概是善良的，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中国人不善于深刻思考，特别是缺乏制度性的思考。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一个怪圈里转悠，不能自拔。不是被别人欺骗，就是在欺骗别人。
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并土崩瓦解，这是一场革命，但是打破旧世界并不意味着迎来新世界，虽然许多人是怀着这个愿望的。
对于国共之间的争斗，我想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加上中间抗日战争这个因素，孰对孰错也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判定的。不过结果却对中国后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无法摆脱。因为这场斗争（之所以不说战争是因为双方的较量不只是战场，还有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等，是全方位的斗争）的胜利者之后一直统治着中国，至今仍是世界民主海洋中最大和最顽固的岛屿。
中共建国后的历史由于闭关锁国和政治迫害，许多重大政治运动中的人权灾难的真相不为世人知晓。而中国政府也采取种种办法涂抹着历史，致使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远更遑论那些身在迷雾中人们的想法了，这些身处痛苦的人们的想法对于了解一个时代以及选择未来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对于一个稍具独立意识的中国人来说，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共崛起和执政这一段历史对我们来说就像迷雾里的大山，若隐若现，却不可捉摸。而官方的解释让我们觉得不尽人意。这些事实对我们把握历史和选择未来道路是具有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的（如果不是具有决定价值的话）。我在此可以简单的列举一些例子：
一、抗日战争真的像中共宣传的那样主要是共产党在抗日吗？国民党只是在抗日上给共产党制造麻烦吗？共产党军队所在区域基本属于被控制的边区苏区，很少能跟日本军队接触，怎么抗日？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放弃抗日对它有什么好处？
二、为什么中共历史上有这么多的路线斗争，为什么每次斗争都有一些中共元老被打入另册？为什么那么多一直作为中共最核心的领导人一天之内就可以从天堂到地狱，难道这些人在中共最艰难脆弱的时候不破坏，反而在功成名就时才露出他们的狐狸尾巴吗？
三、大跃进时期为什么那么荒谬的高产谎言就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指出，难道中国人全体失去了判断力吗？“三年自然灾害”真的只是自然灾害吗？或者是苏修的撤资造成的？一个政府犯下如此罪行为什么没有人因此负责？
四、反右运动造成数十万中国的精英受到迫害，从资料里看出他们只是受命发言和对中共提出批评，这么大规模的人权灾难我认为对中国的损失超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地震，真的只是反右扩大化吗？
五、文革真的是被利用了吗？在中共及毛可以控制一切的时代谁能够利用？
这些问题只是冰山之一角，我没有可能将这些疑惑全部列举出来。不过我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此时的人们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良知和常识感到哪里去了？看过许多受迫害的人的回忆录，我总是很不满意，我认为经历者的责任不仅仅是去记录他们遭受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要揭示苦难的根源以及从中得出有改进意义的结论。这是历史的正解，假如历史是一个迷宫，他们的责任就是在此标注：此处发生车祸和此路不通！
谭蝉雪编著的《求索》是我看到最有价值的回忆录之一。她是六零年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的幸存者之一，对该案件当然具有亲历者的权威话语权。更为可贵的是她后来长期从事文献工作，具有胡适所说的那种“小心求证”的严谨治学态度。她将这种考据的态度用在对几十年前那个被称为全国第四大案的调查中，经过近三十年的追寻，终于使该案件的本来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当初许多珍贵的资料，如《星火》杂志以及林昭的诗歌等，都是不可再得的文献，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以及当时苦苦思索的人们的精神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从《求索》中，我们知道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与其说天灾，更准确的说是人祸，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但是令人无法释怀的是不可活的不是那些作孽者，而是普通百姓，是广大的农民。
这些时代的觉醒者并不是天生的叛逆者，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是兰州大学的学生、研究生、教师，全案共判刑25人，大学师生就有15人。这些人本来是新社会的坚定拥护者，比如向承鉴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搜肠刮肚得出的结论是：“我对党没有任何意见”。可是这样一个纯朴的学子，锁定以科研为终身奋斗目标的青年被推举为班上的“鸣委”（恕我无知，我也是从这里才知道有“鸣放委员会”这个组织），由此他就被那个时代非理性的浪潮推向了一个他们不可控制的漩涡。张春元、谭蝉雪、武山县县委常委杜映华（他被那些同仁们称作“真正的共产党人”）等在右派的经历中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现实，他们看到农民大面积被饿死的惨状，目睹了共产党官员们制造盛世假象，将人民推向灾难，这使他们思考和觉醒。比如向承鉴一个学化学的大学三年级学生，被授命负责大炼钢铁的技术问题，结果才发现“我们不是什么‘权威’，张十存（武山县县委第一书记）才是真正的权威”，在这位刚愎自用胡乱指挥的“党僚“的指挥下却拿一块锃亮熠熠发光的烧结铁作为样品，不由得让他目瞪口呆。而大炼钢铁却让地里的庄稼无人管理。
这本书里有许多处谈到饿死人的情况，使我们对当时倒行逆施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有了深刻的了解，而这些事实在我们看到的正史中是被有意模糊了的。与《人民日报》报道亩产13万斤水稻同时的是他们看到人们走在路上就倒下饿死，死人不埋自家“享用”和交换死人来吃的死人“中介”的兴起。这些惨剧就发生在他们身边，促使他们反思并走向叛逆。
这些人有着异乎寻常的责任心。我一直认为苦难并不是反抗的充分理由。苦难在大多数时候会让人屈从。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时知道现实是扭曲的人不应该在少数，但是我们却很难发现有多少人有着对现实的批判，更不用说像他们这样思考以致企图用组织的形势来改变这个邪恶的时代。
这个“右派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只是有着改变社会的希望，并编印了《星火》杂志（油印，一本供他们内部交流，一本还未印出）。但是通过《星火》杂志和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与这些五十年前就在思考和斗争的人们对话。对此我有一些看法：
第一，这些人具有非常彻底的独立精神，比如在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中顾雁写道“这是由于……清一色由党员管理的结果。这是由于建立偶像迷信压制民主，形成中央集权的法西斯统治的结果”。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还认为是一本正经被和尚念歪了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敏锐的看出了制度性的缺陷（一党独裁和中央集权）是灾难的根源。这种独立精神即使在今天依然是非常难得的。
第二，他们对当时的事件的本质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或者说超越于时代的。比如向承鉴执笔的《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人物》一文中，“反右运动虽然使许多人失去生命、变成囚犯、神经失常、失去家庭、爱人，但得到的却是亿万人对当代统治者本质的认识”，这一结论对我们认识反右运动具有非常大的启迪。什么是本质，我认为不是个别人偶然的因素导致的才是本质，反右运动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公认合理的结论，中共对反右定性为“扩大化”只是抹稀泥的做法，企图掩盖反右运动中最高权力者的邪恶以及制度的缺陷，将数十万人民族精英的痛苦轻描淡写的带过。我们只能看到被春秋笔法篡改得面目全非的历史，迫害者的罪行被掩饰，当事人的反思及控诉不见天日。非常难得的是他们从自身经历上升到对政权的否定，不得不说他们在绝大多数人被舆论愚弄的时代保持了最为可贵的良知。还有“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是……统治者为了使人民驯服，对人民群众物质的、精神的一切所有实行彻底的剥夺”这一结论就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能够达到的高度，他们在被大多数人讴歌和赞成中看出了集体劳动蕴含的专制因素，并冠之以“奴隶式”的名字，这使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保持着多么清醒的认识。要知道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学生，并不是所谓的运动积极分子。
第三，他们是彻底的革命者。这些自身难保的右派们在自身遭受厄运时并不是自怨自艾。中国人在灾难面前有两方面特别突出，许多人明哲保身但求自身平安，或落井下石成为作恶者的帮凶，而另一些人则以天下为己任。虽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在国家民族危急之时，我们总能在浩如烟海苟且人海中发现他们孤单而不屈的身影。这些历史的先觉者在形势对他们完全不利时在思想上完全解放了自己，并且吹响了斗争的号角。编印《星火》杂志是他们的理论思想阵地，他们还计划向高层干部邮寄散发，并且派人与境外联系。不得不说他们的斗争早就超出了一般人还停留在怀疑地步的境界，早就不是书生议政这么简单了。
第四，他们具有最基本的民主精神。面对苦难中国人老是觉得不平，然而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及其简单。要么就是寄希望于有一天青天出现，还他们公道，要么就是取而代之，陷入下一个轮回。兰州的先驱们将中国的现实批判得很彻底，，不是将其归结为个人，也不是一个时期的阵痛，而是看出这个制度本身无可救药。他们将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由此他们要建立一个 “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这个愿景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他们受到南斯拉夫的启发，民主社会主义进入他们的视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加 合理的选择。
兰州“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件发生已经半个世纪了，今天我们看到当时的《星火》杂志，阅读那些被迫害人的回忆文字，仿佛在与那些苦苦挣扎的人们对话。我们看到作为兰州“右派反革命集团”的外援林昭在《普罗米修士》这篇长诗里叙述那个坚强的盗火者所受的酷刑，这不正是这些孤独而坚强的人们的写照吗？
中国社会的开明远远超越了张春元、杜映华、谭蝉雪、向承鉴那个时代，我们却不能忘记在那个最黑暗的时期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民众的幸福一些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在是非颠倒的时代，张春元他们是孤独而迷茫的，我们却从有限的资料找到了那个时代最有勇气者的努力，看到他们不屈不饶的斗争，听到他们心里的声音，就像向承鉴对后来被处以极刑的杜映华所说的，任何政党、任何政权必须建立在以普选权为前提的民主制基础上，保证它始终体现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这就不仅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概括了，它实际指出了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所在，以人民基本权利保障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的制度。我们看到即使专制最肆虐的时候民主的要求也会露出蛛丝马迹，表达人们最迫切的要求。
最后我想说，民主的实现不是靠少数人短时期的努力就可以达到的，不过理想者们在暗无天日的时代做出的努力犹如闪电划破黑幕，没有他们的付出，社会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让我以林昭的诗句作为本文的结束“这些黎明仍会有兀鹰飞来，但他将含笑忍受一切非刑，因为，随着每一个血腥的日子，那个真正的黎明正刻刻迫近……”。
2010年11月5日写于四川省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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