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下地狱，就不能抱怨黑暗
亚：您这次出来，当局对您有没有什么限制?您在国外进行讲演，接受采访，在您回国会后会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晓：我这次出来前护照办了近七、八个月，我现在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我不知道大陆情况会怎么变，因为这个政权是个完全不按理出牌的政权，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又变了。我这次回去以后还能不能让我再出来，我也不知道。演讲和采访有没有影响不知道，我既然做了，也就无所谓了。
亚：您是不是认为，您回国以后起的作用要比在国外更大？
晓：我没有说我回国起了什么作用。我只是出于自己处境的考虑，作那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愿，我更舒服。我在那里生活得更舒服，我就回到那里去，没有一个为中国民主的起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回国做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比在国外成立那些民运组织有意义。
亚：在最困难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要是八九年不回去，就可以避免这些困难了。
晓：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我从来就抱有这种观念，要下地狱就不能抱怨黑暗。何况回大陆还不是下地狱。我感到有些东西是非常廉价的，在大陆，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想扬名海内外，是非常容易的。轻易的成功会造成轻浮的幻象，成功者不知道自己为何物。你面对的对手智商非常低下。它的愚蠢给你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光环。大陆的英雄严格地讲是共产党制造的。从学识、从人格、从各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像样的人。不必那么自我膨胀和自我标榜，有人说假如给人们带来了监狱、痛苦，他愿意承担；假如有一天历史给这些人带来了光荣，他愿意把谁的荣誉还给谁。我觉得人只能为自己承担责任，为别人承担责任都是瞎扯。
亚：请问您对王丹的这封公开信怎么评论？
晓：王丹是在这次学生运动中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的人，是学生当中最好的一个。但是我看了王丹的这个东西，我有失望。六四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咱们不要再谈你在那次运动中扮演的角色究竟怎么样。而他有一种心态，仍然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瞩目的中心，仍然是中国民运的领袖。我之所以出狱后不接受采访，就是因为人家肯定要问我那些事情。八九民运是大家忽然都赶上了，每个人充当了自己扮演的角色。事情过去了，将来的角色重新分配。另外，像“对得起人民”这种语言，完全是救世主式的语言，太恐怖。假如我要写这封公开信的话，我就要反省，作为这场学运的头，我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为什么会导致共产党开枪，学生在这一点上究竟作得怎么样？而不应该用这种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
亚：您在您的书里对吾尔开希批评得很严厉，出来后又为开希鸣不平。
晓：当时在国内听到关于开希的种种传闻，很痛心。媒体当时那样捧他，本身就是不负责任。开希刚出国，你也拉他，我也拉他，现在又把他看作一钱不值。这里边有嫉妒心，有幸灾乐祸的心理，不是与人为善。开希是有毛病，现在他有了很大进步，能够对自己的过失有反省，这在海外民运人士中很难得。有不少人反而把他当成过气的人物。很不公平。
亚：不管怎样，你们“四君子”在造成广场学生和平撤退上所做的意义很大。如果当时你们不出去谈判，您估计会有什么后果？
晓：如果不去谈判，学生不撤走，后果不堪设想。天安门上还架着枪。而且跟我们谈判的那个上校非常明确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劝不走学生，我劝你们四个先走。我们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任何手段，天亮前清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那样做。“四君子”这种提法莫名其妙。周舵、高新、侯德健，我永远称他们是朋友。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严峻的时刻，我们是生死之交。历史不会再提供一次场合，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情景中考验。不管将来怎么样，我特别珍视我们的友谊，但是我讨厌“四君子”这种称呼。
不要再用共产党的那套语言
亚：晓波，在原先的美学和文学评论领域，还有什么打算？
晓：其实在文学评论方面我写的东西比较少。就有几篇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评论，还有几篇外国文学的东西。美学方面，就是我的博士论文《审美和人的自由》。剩下来，我主要是写的哲学方面的。我将来很可能还要写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亚：作为老读者和老作者，请给《中国之春》杂志提一些意见，好吗？
晓： “中春”发表十周年回顾的文章，如果把民主、自由的字眼去掉，跟共产党纪念几十周年的内容完全一样，真可怕。那些对于形势的什么看法，也跟共产党的形势报告一样。只要进入那个情景，就必然用那套语言。我搞大众文化，就强调大众文化新的语言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颠覆作用。还有，不要老是请那么几个人写文章，写不出什么新东西了。
亚：谢谢您提出的如此直率的意见。
（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五月号）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