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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蒋培坤幽禁纪略
日期:12/27/2010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丁子霖 蒋培坤


这究竟是何人所为呢?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自己的电脑早被无锡国安切断了,目前我们的处境外人都不清楚,既知道我们情况,又掌握我们Email邮箱地址的,而且还注意到我家卫生间门口放着一个电取暖的油汀的,似乎除了无锡国安,不会有其他人了;特别是知道加拿大 ×××邮箱的,恐怕更不会有别人了。以前无锡国安曾声称,在10月11日那天,他们“截获”了我们发给北京的那个“声明”,而且说在“声明”后面还附有一个旅美人士的Email地址。这说明他们可以随意掌控别人的Email。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对他们产生疑问。


什么叫“违反承诺”


11月22日下午,无锡国安李、于来家。落座后,丁先没有向他们提起伪造邮件的问题,而是对他们自10月8日以来对待我们采取的一系列做法再次提出了抗议,指出他们违反了宪法35条,侵犯了作为公民的权利。”接着问:“你们是执法人员,你们目前对我们采取的监控措施,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哪一个条款?是像以前那样的监视居住还是别的?”

国安李对丁突如其来的提问有些不知所措,顿了一下,答道:“我个人理解,是中断了你们的通讯联系,行动自由还是有的,不是你们可以去看老同学吗?”

丁紧问:“为什么我去镇上超市、小店购物,后面有三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寸步不离地盯着?这还不是我自己发现的,是不相识的店员发现后提醒我的。”

对方说不是他们干的。
丁又说:“那我们去上海、苏州探望亲友有自由吗?”
对方答:“你们去上海、苏州的话,给我们打个招呼。”
丁答:“要打招呼,还算什么行动自由?”

对方大概被这些问题激怒了,忽然间板起面孔,一脸正色地说:是你们一再违反诺言。先是你们答应不发声明,结果还是发了;后来你们答应不打电话,结果还是打了,而且据我们所得到的确切信息,你们不仅打了电话,而且还是给北京方面打的……。他得意洋洋地说“据我们所得到的确切信息”,这充分表明,他们是动用了一切非法手段来堵死我们的言论通道。

这一番话惹怒了丁,她立即打断了对方的话语,急速地说:“我们做事向来光明正大,今天有些事情必须说说清楚:你们从一开始对我们所做的规定、所采取的措施,按宪法和法律都是错的。你们10月8日切断了我们的宽带、电话,谁都认为这不合法。我们找来北京国安从中斡旋,是为了尽快恢复通信联系,避免扩大事态。这并不是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对的。我们在北京国安再三要求下,曾同意暂时不发声明,这是我们在当时情况下所做的一项妥协。我们一开始就明白,发声明也好,打电话也好,都是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合法权利,而不发声明、不打电话,是放弃了这份权利……。理就是这个理,不存在什么 “违反诺言”!你不能用某项自撰的‘承诺’来代替宪法和法律的条文,作出某种‘承诺’,只不过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双方各让一步,能退则退,不能退则不退。所谓‘承诺’,不过如此而已。”

接着,丁就这个机会谈到了11月12日的那个冒名邮件。丁说:你们指责我们给北京打电话,这件事情今天也得说说清楚。电话是打了,但要问一问为什么打电话?给谁打电话?11月14日,我们接到无锡老同学送来的冒名邮件,随即借用他的手机给北京的难属打了电话,我们担心北京的难属收到类似的邮件而受蒙骗。结果不出所料,我们得到的回答是:有两位难属同时收到了这类邮件(其他人还没有了解到),他们并没有怀疑是假的,收到后还觉得很高兴。这就是我们给北京去电话的缘由。况且,我们根本没有借用与你们签订了《承诺书》的亲戚的电话打,而是用别人的手机打的。这难道也是违反 “承诺”的一条罪状?

李的态度随之缓和下来,问:“谁给你们发来的?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看?”蒋立即上楼取来一份交给了李。李看后,说: “这口气倒挺象你们的……。”蒋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这分明是你们国安部门干的,因为只有你们才掌握了我们和加拿大老同学通讯的邮箱,也只有你们用我家洗手间时见到放在门边的油汀。”这时,丁补充说:“这件事必须查清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交代。否则你们又要制造什么构陷我们的借口了。”

李接过冒名邮件装在包里,答应去查,忙着起身告辞。临别时,丁追着说:“本月底不能回北京,那什么时候可以买票回京呢?给个准话!蒋每天所必需用的药有些到月底可用完了。”

李忙着说:“我们沟通一下,到时候天气冷了,找个暖和的地方去,好吗?”他们就是不肯透露让我们回京的日期。他们离开时带走了蒋平时每日服药留下的几个空药盒,并答应尽快解决。

此次谈话持续了两个来小时,由于谈话内容激烈,气氛紧张。来人走后,我们俩深感身心疲惫,体力不支。毕竟已是年纪往老里走的病弱之躯了。

“万一颁奖以后有外国记者来叩门怎么办?”

12月1日下午,我们邻村的亲戚给我们送来了蒋需要的药。原来是无锡国安在当地“未能”买到蒋需要的药,便由其转告北京国安在京购齐并于11月30日汇寄到我们亲戚处,再由他转交的。

这天下午,亲戚刚向我们交代清楚葯的事情,无锡国安恰巧也进了我家的门。此次他们前来又有了“新的任务”,吞吞吐吐地问我们:“万一颁奖(指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有外国记者来你们家叩门,怎么办?”丁答:“他们怎么会找到这乡下来呢?这里既无路标,门牌号码也是编乱的。”对方仍执拗地问:“万一来呢?”蒋不耐烦地说:“万一叩门,我们就开门,清茶一杯,接待他们。我们不会将来客拒之门外。这是做人的起码礼貌。我们在北京就是如此。你们怎样对待境外记者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有的是办法。”

那天下午,无锡国安就这样一无所获地走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也学会了掰着手指头倒计时地掐算着还有几天可回北京,十天、八天、一周……。与此同时,我们密切关注着中央、江苏省、无锡市几家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好几次无锡市电视台都预报未来几天将有寒流来袭锡城。我们找出了所有的厚棉衣、厚棉被,严阵以待。然而,却又一次又一次“狼来了”——寒流与锡城擦肩而过。这里的气温依然在20度左右徘徊。无锡的冬天千呼万唤仍未至,只是依旧处于深秋之中。我们暗自庆幸,这也许是老天相助吧!

就这样,一天天的苦熬,还没有等到12月6日,狂风、寒流真的降临锡城,蒋就病倒了。感冒、寒颤、嗓子疼痛,连服一周北京带来的“阿奇霉素”,谢天谢地总算度过了难关。


返京的日子决定了


回京的车票在镇上的铁路售票处可以预售。我们此前与北京的国安再三商定,12月14日晚10点回北京,无锡国安也默认。买到车票的这天,我们的心情是近两个多月来难得的轻松。我们小心翼翼地过着每一天,唯恐因自己罹病而滞留在此不得回京,这是我们这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归心似箭啊!

面对《连园》内寒风凛冽下的那两丛刚开放的腊梅,尤其是闻到那几朵才绽放的花瓣上散发出的沁人心扉的幽香,似乎给了我们凄苦心灵些许抚慰。

屈指数来,《连园》自1994年就开始筹建,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了。当初因不胜北京国安的骚扰,又应亲情、乡情之邀,才用我们当时所能承受的财力、物力,亲手设计、建造了这所有着210多平米庭院的居所,本想作为我们春秋两季的避居地,作为休闲、写作以及会友的场所。事实上它也真起到了上述这些作用。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有关“六四”和人权方面的三本书藉、许多文章和信件,乃至像《天安门母亲之路》纪录片文字脚本,都写就于此。《连园》里留下了不少难友、新朋友、老朋友、老同学和学生们的足迹。闻名于世的《零八宪章》最初的创意也是在此萌发的。

那些回忆令人神往,然而却又使我们备感哀伤。这个精致、典雅的园林竟变成了我们晚年的多次蒙难地。从1995年8月我们两人冒着炎夏住在这没有门窗的土建屋内时就被无锡检察院(实际是国安局)带走,秘密关押了43天;2004年4月“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丁只身回锡、苏两地扫墓时又被无锡国安带走,秘密关押了7天,并被抄了家;2008年10月底,蒋又因受无锡当地警方突袭,冠心病引发大面积脑梗,抢救三天三夜家人才从死神手中把他夺了回来,2010年10月8日又因与无锡国安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丁昏厥、脑震荡。……我们已届暮年,在未来的余生,还会有多少次劫难在等着我们呢?

二十多年来,从我们的切身感受来说,无论就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最可宝贵的。失却了自由,就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变得象瞎子和聋子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就像一个人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

刘晓波是我们的一位真诚朋友。此次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是本世纪最让我们民族高兴的事,也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消息。但是我们不明白,一个自称已经崛起的大国的执政当局,怎么就不能以一种平常心来坦然面对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竟然在公众的视野里变得无影无踪;而我们,作为他的朋友,也同样在公众的视野里变得销声匿迹。

以上断断续续写于2010.10.14——12.14.无锡张泾“连园”


可以回北京,但不能回家


终于等到了12月14日。这天清晨蒋到镇上菜市场去买了两斤鲜活的河虾,准备做熟了带回北京。这已经是前几年形成的惯例,每年从无锡回到北京,都要带一些河虾给晓波和刘霞品尝。晓波入狱后,剩下了刘霞,依旧如此。估计颁奖仪式已过,我们回北京可以见到她了。

这一天天气很冷,丁一个人正缩着脖子、戴着老花镜一个一个把河虾的鬚、脚剪下来……。忽然听到后门有人叩门,我们还以为是当地的亲戚前来告别。开门一看,原来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两位工作人员。他们这是乘飞机刚来的。

丁不禁心生疑惑,发问道:“怎么啦?是不是又变卦了,不让我们回北京了?”
“不!不!”来人忙做解释:“今晚就回北京。但是情况有些变化,我们临时接到‘上级’(不知是哪一个无道的‘上级’——引者注)指令:你们要月底才能回家。我们考虑到二老的健康状况,才争取到目前的方案——咱们回北京,先上别的地方呆上一阵子再回家;呆的时间不会太长,最迟到12月底,也许到圣诞节吧!正是怕你们没有思想准备,所以领导才派我们来接你们一起回去,希望你们谅解……。”

原来如此。当时除了接受这样的“安排”已别无选择。不管怎么说,还是先离开这个无论是天气还是人情都冰冷的地方吧!

来人建议晚上由他们来接我们去车站。我们谢绝了。我们有亲戚来车送站。

晚上9点,我们乘上亲戚的车出发,未曾想到刚驶出小巷口只见一辆出租车已经守候在巷口,两位北京国安走出车来要我们换车,由他们“接”我们去车站。……
就这样,我俩与两位国安同坐一个包厢9个多小时后回到了北京。12月15日清晨,一抵北京南站北京国安的车已经在车站等候着了。

在我们要求下,先回家匆匆拿了一些禦寒的棉衣、棉裤和准备去医院看病取药的钱,就又乘上他们的车往远郊区开去。他们始终不肯说明到哪里去,我们也不再多问。就这样,终于到达了目的地。12月15日这一天,我们赶上了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还是一天一天地等着。12月18日那一天,丁终于按捺不住,发作起来:

“你们应该知道12月20日、21日是什么日子!20日是我的生日,21日是蒋老师的生日。自从小连遇难后,大孩子们只要在北京,总会约好在这两天中的一天来为我们过生日。我们俩已经失去了小连,现在就剩下这一点亲情了,还要被剥夺,你们的上级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什么 “以人为本”、什么“和谐社会”,难道这不虚伪吗?我们都已经七老八十的人了,干脆吧我们抓起来,判个十年、八年,又何必这么费事呢?”

丁说毕,身边“陪同”的人皆默不作声,无一人相劝,也无人敢劝。
次日清晨,其中一位一见面便笑脸相告:
“丁老师,有好消息!”
“什么好信息呢!回家。”
“对啦!20日送你们回家,让孩子们回家给你们过生日。”

12月19日这一夜,丁几乎未眠。她想到了当年孩子们为她过50岁日子时的情景,两个儿子围着她,把她平时坐的大椅子搬到房间中央,摁着她在椅子里座北朝南坐下,一本正经地朝她连叩三个响头。可惜,好景不长,那份幸福感太短暂了。现在剩下了一个……。回想起以往的二十多年,梦魇般的日子真难以想象是怎么熬过来的,想起这些,就如同堕入了一片空无一物的黑暗之中。

12月20日清晨起身整理行装,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到得家中一看,座机、手机、电脑仍处于被切断状态。经再交涉,终于在21日恢复了通讯。

从21日起,丁从两个半月的紧张状态突然过度到松弛状态,第二天,她就病倒了,咳嗽不止、寒颤、呕吐、不能进食。没有想到,一觉竟睡了三天没有起床,走不动路,更遑论去医院了。

当读到网上海外友人为丁过生日祝福的报道,病中的丁心中充满了感动,这份温馨激励着她,她要以此文衷心感谢这74天里所有海内外关心着她的朋友们。
                                                      

 2010.12.26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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