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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何人所为呢？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自己的电脑早被无锡国安切断了，目前我们的处境外人都不清楚，既知道我们情况，又掌握我们Email邮箱地址的，而且还注意到我家卫生间门口放着一个电取暖的油汀的，似乎除了无锡国安，不会有其他人了；特别是知道加拿大 ×××邮箱的，恐怕更不会有别人了。以前无锡国安曾声称，在10月11日那天，他们“截获”了我们发给北京的那个“声明”，而且说在“声明”后面还附有一个旅美人士的Email地址。这说明他们可以随意掌控别人的Email。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对他们产生疑问。
什么叫“违反承诺”
11月22日下午，无锡国安李、于来家。落座后，丁先没有向他们提起伪造邮件的问题，而是对他们自10月8日以来对待我们采取的一系列做法再次提出了抗议，指出他们违反了宪法35条，侵犯了作为公民的权利。”接着问：“你们是执法人员，你们目前对我们采取的监控措施，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哪一个条款？是像以前那样的监视居住还是别的？”
国安李对丁突如其来的提问有些不知所措，顿了一下，答道：“我个人理解，是中断了你们的通讯联系，行动自由还是有的，不是你们可以去看老同学吗？”
丁紧问：“为什么我去镇上超市、小店购物，后面有三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寸步不离地盯着？这还不是我自己发现的，是不相识的店员发现后提醒我的。”
对方说不是他们干的。
丁又说：“那我们去上海、苏州探望亲友有自由吗？”
对方答：“你们去上海、苏州的话，给我们打个招呼。”
丁答：“要打招呼，还算什么行动自由？”
对方大概被这些问题激怒了，忽然间板起面孔，一脸正色地说：是你们一再违反诺言。先是你们答应不发声明，结果还是发了；后来你们答应不打电话，结果还是打了，而且据我们所得到的确切信息，你们不仅打了电话，而且还是给北京方面打的……。他得意洋洋地说“据我们所得到的确切信息”，这充分表明，他们是动用了一切非法手段来堵死我们的言论通道。
这一番话惹怒了丁，她立即打断了对方的话语，急速地说：“我们做事向来光明正大，今天有些事情必须说说清楚：你们从一开始对我们所做的规定、所采取的措施，按宪法和法律都是错的。你们10月8日切断了我们的宽带、电话，谁都认为这不合法。我们找来北京国安从中斡旋，是为了尽快恢复通信联系，避免扩大事态。这并不是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对的。我们在北京国安再三要求下，曾同意暂时不发声明，这是我们在当时情况下所做的一项妥协。我们一开始就明白，发声明也好，打电话也好，都是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合法权利，而不发声明、不打电话，是放弃了这份权利……。理就是这个理，不存在什么 “违反诺言”！你不能用某项自撰的‘承诺’来代替宪法和法律的条文，作出某种‘承诺’，只不过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双方各让一步，能退则退，不能退则不退。所谓‘承诺’，不过如此而已。”
接着，丁就这个机会谈到了11月12日的那个冒名邮件。丁说：你们指责我们给北京打电话，这件事情今天也得说说清楚。电话是打了，但要问一问为什么打电话？给谁打电话？11月14日，我们接到无锡老同学送来的冒名邮件，随即借用他的手机给北京的难属打了电话，我们担心北京的难属收到类似的邮件而受蒙骗。结果不出所料，我们得到的回答是：有两位难属同时收到了这类邮件（其他人还没有了解到），他们并没有怀疑是假的，收到后还觉得很高兴。这就是我们给北京去电话的缘由。况且，我们根本没有借用与你们签订了《承诺书》的亲戚的电话打，而是用别人的手机打的。这难道也是违反 “承诺”的一条罪状？
李的态度随之缓和下来，问：“谁给你们发来的？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看？”蒋立即上楼取来一份交给了李。李看后，说： “这口气倒挺象你们的……。”蒋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这分明是你们国安部门干的，因为只有你们才掌握了我们和加拿大老同学通讯的邮箱，也只有你们用我家洗手间时见到放在门边的油汀。”这时，丁补充说：“这件事必须查清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交代。否则你们又要制造什么构陷我们的借口了。”
李接过冒名邮件装在包里，答应去查，忙着起身告辞。临别时，丁追着说：“本月底不能回北京，那什么时候可以买票回京呢？给个准话！蒋每天所必需用的药有些到月底可用完了。”
李忙着说：“我们沟通一下，到时候天气冷了，找个暖和的地方去，好吗？”他们就是不肯透露让我们回京的日期。他们离开时带走了蒋平时每日服药留下的几个空药盒，并答应尽快解决。
此次谈话持续了两个来小时，由于谈话内容激烈，气氛紧张。来人走后，我们俩深感身心疲惫，体力不支。毕竟已是年纪往老里走的病弱之躯了。
“万一颁奖以后有外国记者来叩门怎么办？”
12月1日下午，我们邻村的亲戚给我们送来了蒋需要的药。原来是无锡国安在当地“未能”买到蒋需要的药，便由其转告北京国安在京购齐并于11月30日汇寄到我们亲戚处，再由他转交的。
这天下午，亲戚刚向我们交代清楚葯的事情，无锡国安恰巧也进了我家的门。此次他们前来又有了“新的任务”，吞吞吐吐地问我们：“万一颁奖（指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有外国记者来你们家叩门，怎么办？”丁答：“他们怎么会找到这乡下来呢？这里既无路标，门牌号码也是编乱的。”对方仍执拗地问：“万一来呢？”蒋不耐烦地说：“万一叩门，我们就开门，清茶一杯，接待他们。我们不会将来客拒之门外。这是做人的起码礼貌。我们在北京就是如此。你们怎样对待境外记者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有的是办法。”
那天下午，无锡国安就这样一无所获地走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也学会了掰着手指头倒计时地掐算着还有几天可回北京，十天、八天、一周……。与此同时，我们密切关注着中央、江苏省、无锡市几家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好几次无锡市电视台都预报未来几天将有寒流来袭锡城。我们找出了所有的厚棉衣、厚棉被，严阵以待。然而，却又一次又一次“狼来了”——寒流与锡城擦肩而过。这里的气温依然在20度左右徘徊。无锡的冬天千呼万唤仍未至，只是依旧处于深秋之中。我们暗自庆幸，这也许是老天相助吧！
就这样，一天天的苦熬，还没有等到12月6日，狂风、寒流真的降临锡城，蒋就病倒了。感冒、寒颤、嗓子疼痛，连服一周北京带来的“阿奇霉素”，谢天谢地总算度过了难关。
返京的日子决定了
回京的车票在镇上的铁路售票处可以预售。我们此前与北京的国安再三商定，12月14日晚10点回北京，无锡国安也默认。买到车票的这天，我们的心情是近两个多月来难得的轻松。我们小心翼翼地过着每一天，唯恐因自己罹病而滞留在此不得回京，这是我们这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归心似箭啊！
面对《连园》内寒风凛冽下的那两丛刚开放的腊梅，尤其是闻到那几朵才绽放的花瓣上散发出的沁人心扉的幽香，似乎给了我们凄苦心灵些许抚慰。
屈指数来，《连园》自1994年就开始筹建，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了。当初因不胜北京国安的骚扰，又应亲情、乡情之邀，才用我们当时所能承受的财力、物力，亲手设计、建造了这所有着210多平米庭院的居所，本想作为我们春秋两季的避居地，作为休闲、写作以及会友的场所。事实上它也真起到了上述这些作用。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有关“六四”和人权方面的三本书藉、许多文章和信件，乃至像《天安门母亲之路》纪录片文字脚本，都写就于此。《连园》里留下了不少难友、新朋友、老朋友、老同学和学生们的足迹。闻名于世的《零八宪章》最初的创意也是在此萌发的。
那些回忆令人神往，然而却又使我们备感哀伤。这个精致、典雅的园林竟变成了我们晚年的多次蒙难地。从1995年8月我们两人冒着炎夏住在这没有门窗的土建屋内时就被无锡检察院（实际是国安局）带走，秘密关押了43天；2004年4月“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丁只身回锡、苏两地扫墓时又被无锡国安带走，秘密关押了7天，并被抄了家；2008年10月底，蒋又因受无锡当地警方突袭，冠心病引发大面积脑梗，抢救三天三夜家人才从死神手中把他夺了回来，2010年10月8日又因与无锡国安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丁昏厥、脑震荡。……我们已届暮年，在未来的余生，还会有多少次劫难在等着我们呢？
二十多年来，从我们的切身感受来说，无论就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最可宝贵的。失却了自由，就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变得象瞎子和聋子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就像一个人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
刘晓波是我们的一位真诚朋友。此次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是本世纪最让我们民族高兴的事，也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消息。但是我们不明白，一个自称已经崛起的大国的执政当局，怎么就不能以一种平常心来坦然面对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竟然在公众的视野里变得无影无踪；而我们，作为他的朋友，也同样在公众的视野里变得销声匿迹。
以上断断续续写于2010.10.14——12.14.无锡张泾“连园”
可以回北京，但不能回家
终于等到了12月14日。这天清晨蒋到镇上菜市场去买了两斤鲜活的河虾，准备做熟了带回北京。这已经是前几年形成的惯例，每年从无锡回到北京，都要带一些河虾给晓波和刘霞品尝。晓波入狱后，剩下了刘霞，依旧如此。估计颁奖仪式已过，我们回北京可以见到她了。
这一天天气很冷，丁一个人正缩着脖子、戴着老花镜一个一个把河虾的鬚、脚剪下来……。忽然听到后门有人叩门，我们还以为是当地的亲戚前来告别。开门一看，原来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两位工作人员。他们这是乘飞机刚来的。
丁不禁心生疑惑，发问道：“怎么啦？是不是又变卦了，不让我们回北京了？”
“不！不！”来人忙做解释：“今晚就回北京。但是情况有些变化，我们临时接到‘上级’（不知是哪一个无道的‘上级’——引者注）指令：你们要月底才能回家。我们考虑到二老的健康状况，才争取到目前的方案——咱们回北京，先上别的地方呆上一阵子再回家；呆的时间不会太长，最迟到12月底，也许到圣诞节吧！正是怕你们没有思想准备，所以领导才派我们来接你们一起回去，希望你们谅解……。”
原来如此。当时除了接受这样的“安排”已别无选择。不管怎么说，还是先离开这个无论是天气还是人情都冰冷的地方吧！
来人建议晚上由他们来接我们去车站。我们谢绝了。我们有亲戚来车送站。
晚上9点，我们乘上亲戚的车出发，未曾想到刚驶出小巷口只见一辆出租车已经守候在巷口，两位北京国安走出车来要我们换车，由他们“接”我们去车站。……
就这样，我俩与两位国安同坐一个包厢9个多小时后回到了北京。12月15日清晨，一抵北京南站北京国安的车已经在车站等候着了。
在我们要求下，先回家匆匆拿了一些禦寒的棉衣、棉裤和准备去医院看病取药的钱，就又乘上他们的车往远郊区开去。他们始终不肯说明到哪里去，我们也不再多问。就这样，终于到达了目的地。12月15日这一天，我们赶上了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还是一天一天地等着。12月18日那一天，丁终于按捺不住，发作起来：
“你们应该知道12月20日、21日是什么日子！20日是我的生日，21日是蒋老师的生日。自从小连遇难后，大孩子们只要在北京，总会约好在这两天中的一天来为我们过生日。我们俩已经失去了小连，现在就剩下这一点亲情了，还要被剥夺，你们的上级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什么 “以人为本”、什么“和谐社会”，难道这不虚伪吗？我们都已经七老八十的人了，干脆吧我们抓起来，判个十年、八年，又何必这么费事呢？”
丁说毕，身边“陪同”的人皆默不作声，无一人相劝，也无人敢劝。
次日清晨，其中一位一见面便笑脸相告：
“丁老师，有好消息！”
“什么好信息呢！回家。”
“对啦！20日送你们回家，让孩子们回家给你们过生日。”
12月19日这一夜，丁几乎未眠。她想到了当年孩子们为她过50岁日子时的情景，两个儿子围着她，把她平时坐的大椅子搬到房间中央，摁着她在椅子里座北朝南坐下，一本正经地朝她连叩三个响头。可惜，好景不长，那份幸福感太短暂了。现在剩下了一个……。回想起以往的二十多年，梦魇般的日子真难以想象是怎么熬过来的，想起这些，就如同堕入了一片空无一物的黑暗之中。
12月20日清晨起身整理行装，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到得家中一看，座机、手机、电脑仍处于被切断状态。经再交涉，终于在21日恢复了通讯。
从21日起，丁从两个半月的紧张状态突然过度到松弛状态，第二天，她就病倒了，咳嗽不止、寒颤、呕吐、不能进食。没有想到，一觉竟睡了三天没有起床，走不动路，更遑论去医院了。
当读到网上海外友人为丁过生日祝福的报道，病中的丁心中充满了感动，这份温馨激励着她，她要以此文衷心感谢这74天里所有海内外关心着她的朋友们。
2010.12.26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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