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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中国流亡诗人，德文版《刘晓波传》作者贝岭先生到维也纳大学演讲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天溢提供）
中国流亡诗人，德文版《刘晓波传》作者贝岭先生到维也纳大学演讲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与会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道德上越来越没有公信力。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魏格林教授更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肯定要流血牺牲。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自德国报道
从十二月初起再次到德国和欧洲进行访问交流的中国流亡诗人、德文版《刘晓波传》的作者贝岭先生，一月中旬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进行了一场对维也纳的媒体和学界具有相当影响报告讨论会。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据该校汉学系主任魏格林教授介绍，是欧洲最大的汉学系，现在拥有八百多名注册的学生。关于这次活动，贝岭先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贝岭先生对记者说，“在奥地利的这场活动是近年来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少有的邀请有异议、独立看法的中国学者、作家的活动。这次活动有非常多的人来听，我想是因为第一维也纳大学汉学系是专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他们有比较强的当代中国文学、当代中国政治、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阵容。他们也请了以前赵紫阳时代的智囊、经济学家朱嘉铭博士在那里做高级讲师。同时第二就是我们这场活动的主题特别谈到的是‘由《刘晓波传》这本书看未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的影响’。”
关于这场讨论会，贝岭先生介绍说，“讨论会吸引了两百多的人来。因为有很多人进不了场子，站在外边听，这在他们学校有史以来是极其少有的。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在欧洲，尤其是在汉学系统对于中国的关心是非常多的。同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度也很高，有三分之一的是从社会上来的。”
关于讨论的内容，贝岭先生说，“其实这个讨论里面最大的意义是我们在探讨，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还能够起多大作用，和他们是不是在中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道德上的一个资源。因为知识分子他们只能在两个部分上可能起在社会中的作用，一个是思想上的资源，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是不是有担当，可以成为道德上能够影响到后代人，影响到当代人的一个可能。这个部分是我们探讨的主要话题。”
贝岭先生说，尽管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与会者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仍然没有任何乐观。对此，他介绍说，“基本上我跟其他的一些汉学家，以及在场提问的一些关心中国问题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资源是日益稀薄。
我谈到，八九民运可能是道德资源最高的时期。一个是反对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期待非常高；另外一个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卷入到八九民运中的人超过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但是紧接着由于中国政府的镇压，很多人放弃了道德上的立场，转而接受、默认，甚至后来成为整个中国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这个部分的反差使得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资源变得非常稀薄。我说这二十年中反差很大。这个部分是与会者都认可的。”
贝岭先生说，对于中国当前社会及知识分子作用的讨论，更使得汉学系主任魏格林教授在讨论中特别提出，“魏格林提出了一个看法，她认为，以目前中国的情况下看，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非流血不可，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流血，而不是流几滴血。她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看不出中国政府愿意接受任何和平变革的可能！《零八宪章》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比较温和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诉求，而不是最为人权的维护者的诉求。那么这样一个宪章都有这么一个命运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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