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本周接受了BBC中文网的采访,谈到高智晟在关押期间遭受毒打的经历,她本人和孩子几年当中在监视下的生活,以及2009年逃离中国的惊险,和到达美国之后对高智晟的担忧。
高智晟2006年第一次被捕
据BBC报导,2006年,高智晟第一次遭到被捕,耿和谈到当时情形时说:“2006年8月15日当时我和女儿在北京的家里,这几天高律师的姐夫病危在山东,他去到山东照料他的姐夫。”
“这一天我带着女儿去理发,我们刚进理发馆,随后他们就进来了一帮人把整个理发馆都给封住了。他们当时对我进行了搜身,要带我们回家。当时我女儿的头发还没有理好,理了一半,但是他们说必须要走。好多人组成一个方队把我们夹在中间走到了我们家里。”
“整个方队进了我们楼道口的时候,一个女警察开了我们家门儿,这个时候我往楼上看,我们家住二楼,我看的时候二楼和三楼都布满了警察,从二楼到一楼往下走也都是警察,我也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进了家门他们就对我宣读说要进行搜查,然后就开始搜查我们全家。这是早上12点钟,他们一直搜查到6点到7点。”
“此时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停业整顿了,所以家中也有律师事务所所有的案卷,财务资料,他们就等于把家中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全部都搜走了。把东西都搜走之后,留下的警察就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家中就要有这些警察跟着你们,你们的一举一动就要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耿和表示:“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我先生这一天在山东被抓。”
高智晟监狱里遭受酷刑
对于高智晟在监狱里遭受的酷刑,耿和表示:“他没有过多地讲。我只知道2007年被绑架时受到的酷刑。因为他每次回来是不愿意让我知道的。”
“2007年9月底的时候,他给(美国)国会写一封关于人权的信,警察就把他带走了,带走了近50天。
“当时他被6、7个警察带上黑头套带到了一间房子里遭受酷刑,当时他们扒光他的衣服暴打他。暴打之后,四个人就用电棒电击他,也电击他的生殖器。昏死过去之后再用凉水把他泼醒,他们就这样整夜的折磨着他。”
“第二天早上他们还用五支香烟,一个警察抽着烟,一个按着他的头和身子不让他动,然后用香烟熏他的眼睛和鼻子。警察不给他吃食物,然后让他唱《社会主义好》等歌曲,如果唱得好就会给一个馒头,如果唱得达不到他们的满意度,他们就会用牙签挑他的生殖器。”
一千五百万诱惑 高智晟不屈不挠
警察如此对待他,耿和说:“因为他在里面不屈服,警察说了如果你要听我们的,比如你要写一篇文章,说法轮功不好的文章,我们就会给你一千五百万以上的价格由你开。”
“但我的先生没有屈服,过了两天他们又说要不然你就写一些共产党好的文章,我们也可以给这个价。最后我的先生没有屈服,他们又说要不然你就什么都不用写,我们也能给你这个价格。你就停下手中的笔什么都不用做。但是一旦有时间,他还是把他受迫害的经历和对揭露中国的人权状况让外面知道。”
“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共就非常憎恨他,就非要把他打垮。”
身体遭到极大摧残
在被关押的50多天以后,耿和说:“他回来之后,眼睛一直流眼泪,白天晚上都会流。面对面的讲话他的眼睛就会流眼泪。”
“他不能自由的蹲和站,如果蹲下了起来的时候只有慢慢调整好了以后才能起来。他睡觉的时候也得让我协助他躺下,起来的时候我还得把他搀起来,不能很自然的起来,他的腰不行了。”
“在里面他受到全身的电击,皮肤被电击的乌黑,回来后就开始全身脱皮,从头到脚都在脱皮,全身干裂需要每天浑身抹油才能不难受。”
记者: 你的生活还有你孩子的生活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你们是否一直在受监视的情况下生活?
警察24小时监视
在这段时间内,耿和说:“2006年8月15日,警察在我们家住着,他们是三班倒,一班有4个女警察2个男警察在我们家住,他们在我家住了有将近20天,在这20天中他们成了我们家的主人,一旦有人敲门我不能去开门,他们开门,他们去解决。”
“我去洗手间、卫生间洗澡他们都会有人在门口看着不能关门。我们家门口也有警察站岗,我们家在二楼,二楼的门口也有警察,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口也有警察,在我家一楼的门口警察又在那里盖了个房子,临时的房子,里面也住着警察。我家单元楼后面,阳台后面也有警察和他们的车辆。”
记者:这种情况对您的孩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孩子学校是不是知道他们的爸爸已经遭到逮捕,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警察看着孩子上学
孩子上学时,耿和说:“要坐他们的一辆商务别克车,那个车里能坐6、7个警察。到了学校以后警察把我的女儿格格带到她的班里。警察就会坐在楼道口等着,他们要从窗户里能够看到格格上课的情景。”
“然后格格全班的计算机课就被停了,不让上。同学们就由此恨格格,就认为是格格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班级的计算机课不能上,他们老师对全班同学说都不能带手机,如果带了手机,或者给格格用手机,你们就离犯罪越来越近了,学校也管不了你们。”
“女儿从13岁起就生活在他们(警察)的殴打、侮辱、谩骂之下。他们也殴打我女儿,因为有一次我女儿放学后想在路边吃小吃,他们不允许,但我女儿当时已经把饭要好了,他们让我女儿走,女儿不愿意,他们就把饭打翻,4个人把她抬进车里。车子很大,他们就把她扔进了车里。”
无法忍受 离开中国
做出离开中国的决定,耿和说:“是在2008年9月,孩子不能上学,我们选择了一个学校,过了一段时间学校不要我们了。为了她能上学,没有办法,我们决定离开。”
“因为我的家庭是以我的先生为精神支柱的。所以这种选择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为了孩子,我们必须离开。但离开时没有告诉高智晟,我担心他接受不了。”
耿和说:“那天很平静。(我先生)他出门走了,我就给女儿指定了一个位置,我就说,你出门到那里等着我,因为那时候我们家也被监视,我跟孩子想走出去不容易。”
“外面的人传递了一个消息,他们长期在我们家附近观察,知道中午午后警察们要吃饭,监视比较松,所以让女儿先出去到一个指定的地点,然后我和儿子过了两三个小时也出门跟她会合,就这么逃离了他们的视线,打的到了火车站。”
耿和说:“我留了张字条,说我带孩子上学去了,不要找我们。因为我们孩子要上学,我们家庭要付出比一般家庭多的代价。这在文明社会是不能想像的事。”
长途跋涉 到达美国
“我们是1月9号离开的,大概1月28 ,29号到达泰国的。这期间朋友帮我们就像接力棒一样。今天你带一站,明天他带一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所以就跟着他们走吧。”
“我们没有在朋友家住,一般都是在晚上走,晚上都在车上,摩托车上,步行啊,翻山越岭阿,都是在交通上。”
在这一路上,耿和说:“没有睡觉,都非常紧张,非常害怕。因为带我们的人,我们也不认识。语言也不沟通。所以每天就是提心吊胆,是那种不吃不喝不睡的那种状态。”
而且,“我没有跟孩子讲。上了火车,我跟我女儿讲,我们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要给你上学。我们这一路,没有跟孩子沟通。我们只是逃命,逃命,逃到这一站再接着逃到下面一站。我们这时候没有想,也没有想我们的未来。只觉得,只要今天不出事,就行了。每当想起女儿的状态,我们做父母的都非常的内疚。我记得女儿在医院的时候睡不着觉,她就梦到她的爸爸死了,她就说:‘妈妈,我特别想见到爸爸,我想跟爸爸说,我爱他。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句话。’”
高智晟遭酷刑比上次更厉害
自从您到了美国之后,耿和说:“去年4月,他高智晟有一次短暂的露面,我们打了两三次电话。我跟他说, 从照片看你前面的牙齿又黑又歪,你应该去看一下医生。他就不吭气。在我再三的追问下他说,“要是我能去看医生,我就会去看医生了。”所以我就知道他旁边有人跟着他,他没有权力选择医生。
从去年4月到现在,耿和表示:“美联社在今年的元月份又有一篇文章报导,说这次他受的酷刑,比2007年受的酷刑还要厉害。”
耿和还说:“尤其是不知道他的下落,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所以我跟孩子每一次听到这种消息,都是在网上得到的。又有酷刑了,又有迫害了。这种消息,想起来我们都撕心裂肺的。”
“或者,我们感觉他是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受着折磨,所以我们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一个状态。我记得有一次送儿子上学的时候我就说:妈妈学英语学的非常的慢,学得非常的着急,你要在学校好好学习。他说:我不能都学英语。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要留着中文,我要给爸爸讲话。”
耿和期待美国帮助高智晟获得自由
在胡锦涛到美国访问时,耿和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她说:“我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因为奥巴马总统当年他也渴望得到父爱。所以我想,我女儿和我儿子也深深渴望得到父爱。我想如果奥巴马总统记得他童年时没有得到父爱的痛苦的话,他应该帮助我的孩子得到父爱。”但奥巴马总统没有对她的讯息做出反应。
为了高智晟获得自由,耿和表示:“我到华盛顿见了一些议员,还有一些国务院的人。我把我先生受到迫害和孩子们思念父亲的经历和状态讲给他们听。他们非常的同情,他们愿意继续帮我。”
耿和说:“我先生是一名律师,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当事人这一边。他尽其所能地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帮助。金钱和权力诱惑不了他,权力和黑暗压倒不了他。他不仅把律师作为一种职业,更通过这种职业向大众传播公平,正义和良知。”
“就是这样人民需要的好律师,中共政府吊销了他的执照,关掉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然后监视着他的家庭,把他关在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进行着酷刑。他只做了坚守着道义和良知的底线一件事,而我们家庭就要付出了这么一个沉重的代价。这都是警察做的。”
女儿精神崩溃
耿和表示:“他们这些警察每次在车上押着孩子上下学的路上,每次都是侮辱她爸爸。记得有一次他们看到路边有两个人,他们就说:“哎,这个人像高律师、那个人像胡佳,他们两个是同性恋”,就这样在车上侮辱孩子的爸爸。”
“女儿很难过,但是她没有和我讲,因为我在家也要应付跟踪我的警察。警察对我也有侮辱、谩骂。所以她没有讲,到了最后孩子情绪特别低落,老师说让我去开家长会。所以我的女儿很能忍,对她任何的折磨她都能坚持,但是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孩子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医生。一直没有她父亲的消息,一直到09年的圣诞节她住进了医院。”
耿和说:“从13岁起她的精神状况不好,心理留有阴影。那时候她父亲回来的时候,她就和父亲说要去见心理医生,就是因为那时总是被跟踪在国内也没有时间看心理医生,我们出来以后再加上没有她爸爸的消息,总是没有她爸爸的消息,她的精神就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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