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本周接受了BBC中文网的采访，谈到高智晟在关押期间遭受毒打的经历，她本人和孩子几年当中在监视下的生活，以及2009年逃离中国的惊险，和到达美国之后对高智晟的担忧。

高智晟2006年第一次被捕

据BBC报导，2006年，高智晟第一次遭到被捕，耿和谈到当时情形时说：“2006年8月15日当时我和女儿在北京的家里，这几天高律师的姐夫病危在山东，他去到山东照料他的姐夫。”

“这一天我带着女儿去理发，我们刚进理发馆，随后他们就进来了一帮人把整个理发馆都给封住了。他们当时对我进行了搜身，要带我们回家。当时我女儿的头发还没有理好，理了一半，但是他们说必须要走。好多人组成一个方队把我们夹在中间走到了我们家里。”

“整个方队进了我们楼道口的时候，一个女警察开了我们家门儿，这个时候我往楼上看，我们家住二楼，我看的时候二楼和三楼都布满了警察，从二楼到一楼往下走也都是警察，我也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进了家门他们就对我宣读说要进行搜查，然后就开始搜查我们全家。这是早上12点钟，他们一直搜查到6点到7点。”

“此时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停业整顿了，所以家中也有律师事务所所有的案卷，财务资料，他们就等于把家中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全部都搜走了。把东西都搜走之后，留下的警察就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家中就要有这些警察跟着你们，你们的一举一动就要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耿和表示：“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我先生这一天在山东被抓。”

高智晟监狱里遭受酷刑

对于高智晟在监狱里遭受的酷刑，耿和表示：“他没有过多地讲。我只知道2007年被绑架时受到的酷刑。因为他每次回来是不愿意让我知道的。”

“2007年9月底的时候，他给（美国）国会写一封关于人权的信，警察就把他带走了，带走了近50天。

“当时他被6、7个警察带上黑头套带到了一间房子里遭受酷刑，当时他们扒光他的衣服暴打他。暴打之后，四个人就用电棒电击他，也电击他的生殖器。昏死过去之后再用凉水把他泼醒，他们就这样整夜的折磨着他。”

“第二天早上他们还用五支香烟，一个警察抽着烟，一个按着他的头和身子不让他动，然后用香烟熏他的眼睛和鼻子。警察不给他吃食物，然后让他唱《社会主义好》等歌曲，如果唱得好就会给一个馒头，如果唱得达不到他们的满意度，他们就会用牙签挑他的生殖器。”

一千五百万诱惑 高智晟不屈不挠

警察如此对待他，耿和说：“因为他在里面不屈服，警察说了如果你要听我们的，比如你要写一篇文章，说法轮功不好的文章，我们就会给你一千五百万以上的价格由你开。”

“但我的先生没有屈服，过了两天他们又说要不然你就写一些共产党好的文章，我们也可以给这个价。最后我的先生没有屈服，他们又说要不然你就什么都不用写，我们也能给你这个价格。你就停下手中的笔什么都不用做。但是一旦有时间，他还是把他受迫害的经历和对揭露中国的人权状况让外面知道。”

“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共就非常憎恨他，就非要把他打垮。”

身体遭到极大摧残

在被关押的50多天以后，耿和说：“他回来之后，眼睛一直流眼泪，白天晚上都会流。面对面的讲话他的眼睛就会流眼泪。”

“他不能自由的蹲和站，如果蹲下了起来的时候只有慢慢调整好了以后才能起来。他睡觉的时候也得让我协助他躺下，起来的时候我还得把他搀起来，不能很自然的起来，他的腰不行了。”

“在里面他受到全身的电击，皮肤被电击的乌黑，回来后就开始全身脱皮，从头到脚都在脱皮，全身干裂需要每天浑身抹油才能不难受。”

记者： 你的生活还有你孩子的生活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你们是否一直在受监视的情况下生活？

警察24小时监视

在这段时间内，耿和说：“2006年8月15日，警察在我们家住着，他们是三班倒，一班有4个女警察2个男警察在我们家住，他们在我家住了有将近20天，在这20天中他们成了我们家的主人，一旦有人敲门我不能去开门，他们开门，他们去解决。”

“我去洗手间、卫生间洗澡他们都会有人在门口看着不能关门。我们家门口也有警察站岗，我们家在二楼，二楼的门口也有警察，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口也有警察，在我家一楼的门口警察又在那里盖了个房子，临时的房子，里面也住着警察。我家单元楼后面，阳台后面也有警察和他们的车辆。”

记者：这种情况对您的孩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孩子学校是不是知道他们的爸爸已经遭到逮捕，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警察看着孩子上学

孩子上学时，耿和说：“要坐他们的一辆商务别克车，那个车里能坐6、7个警察。到了学校以后警察把我的女儿格格带到她的班里。警察就会坐在楼道口等着，他们要从窗户里能够看到格格上课的情景。”

“然后格格全班的计算机课就被停了，不让上。同学们就由此恨格格，就认为是格格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班级的计算机课不能上，他们老师对全班同学说都不能带手机，如果带了手机，或者给格格用手机，你们就离犯罪越来越近了，学校也管不了你们。”

“女儿从13岁起就生活在他们（警察）的殴打、侮辱、谩骂之下。他们也殴打我女儿，因为有一次我女儿放学后想在路边吃小吃，他们不允许，但我女儿当时已经把饭要好了，他们让我女儿走，女儿不愿意，他们就把饭打翻，4个人把她抬进车里。车子很大，他们就把她扔进了车里。”

无法忍受 离开中国

做出离开中国的决定，耿和说：“是在2008年9月，孩子不能上学，我们选择了一个学校，过了一段时间学校不要我们了。为了她能上学，没有办法，我们决定离开。”

“因为我的家庭是以我的先生为精神支柱的。所以这种选择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为了孩子，我们必须离开。但离开时没有告诉高智晟，我担心他接受不了。”

耿和说：“那天很平静。（我先生）他出门走了，我就给女儿指定了一个位置，我就说，你出门到那里等着我，因为那时候我们家也被监视，我跟孩子想走出去不容易。”

“外面的人传递了一个消息，他们长期在我们家附近观察，知道中午午后警察们要吃饭，监视比较松，所以让女儿先出去到一个指定的地点，然后我和儿子过了两三个小时也出门跟她会合，就这么逃离了他们的视线，打的到了火车站。”

耿和说：“我留了张字条，说我带孩子上学去了，不要找我们。因为我们孩子要上学，我们家庭要付出比一般家庭多的代价。这在文明社会是不能想像的事。”

长途跋涉 到达美国

“我们是1月9号离开的，大概1月28 ，29号到达泰国的。这期间朋友帮我们就像接力棒一样。今天你带一站，明天他带一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所以就跟着他们走吧。”

“我们没有在朋友家住，一般都是在晚上走，晚上都在车上，摩托车上，步行啊，翻山越岭阿，都是在交通上。”

在这一路上，耿和说：“没有睡觉，都非常紧张，非常害怕。因为带我们的人，我们也不认识。语言也不沟通。所以每天就是提心吊胆，是那种不吃不喝不睡的那种状态。”

而且，“我没有跟孩子讲。上了火车，我跟我女儿讲，我们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要给你上学。我们这一路，没有跟孩子沟通。我们只是逃命，逃命，逃到这一站再接着逃到下面一站。我们这时候没有想，也没有想我们的未来。只觉得，只要今天不出事，就行了。每当想起女儿的状态，我们做父母的都非常的内疚。我记得女儿在医院的时候睡不着觉，她就梦到她的爸爸死了，她就说：‘妈妈，我特别想见到爸爸，我想跟爸爸说，我爱他。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句话。’”

高智晟遭酷刑比上次更厉害

自从您到了美国之后，耿和说：“去年4月，他高智晟有一次短暂的露面，我们打了两三次电话。我跟他说， 从照片看你前面的牙齿又黑又歪，你应该去看一下医生。他就不吭气。在我再三的追问下他说，“要是我能去看医生，我就会去看医生了。”所以我就知道他旁边有人跟着他，他没有权力选择医生。

从去年4月到现在，耿和表示：“美联社在今年的元月份又有一篇文章报导，说这次他受的酷刑，比2007年受的酷刑还要厉害。”

耿和还说：“尤其是不知道他的下落，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所以我跟孩子每一次听到这种消息，都是在网上得到的。又有酷刑了，又有迫害了。这种消息，想起来我们都撕心裂肺的。”

“或者，我们感觉他是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受着折磨，所以我们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一个状态。我记得有一次送儿子上学的时候我就说：妈妈学英语学的非常的慢，学得非常的着急，你要在学校好好学习。他说：我不能都学英语。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要留着中文，我要给爸爸讲话。”

耿和期待美国帮助高智晟获得自由

在胡锦涛到美国访问时，耿和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她说：“我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因为奥巴马总统当年他也渴望得到父爱。所以我想，我女儿和我儿子也深深渴望得到父爱。我想如果奥巴马总统记得他童年时没有得到父爱的痛苦的话，他应该帮助我的孩子得到父爱。”但奥巴马总统没有对她的讯息做出反应。

为了高智晟获得自由，耿和表示：“我到华盛顿见了一些议员，还有一些国务院的人。我把我先生受到迫害和孩子们思念父亲的经历和状态讲给他们听。他们非常的同情，他们愿意继续帮我。”

耿和说：“我先生是一名律师，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当事人这一边。他尽其所能地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帮助。金钱和权力诱惑不了他，权力和黑暗压倒不了他。他不仅把律师作为一种职业，更通过这种职业向大众传播公平，正义和良知。”

“就是这样人民需要的好律师，中共政府吊销了他的执照，关掉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然后监视着他的家庭，把他关在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进行着酷刑。他只做了坚守着道义和良知的底线一件事，而我们家庭就要付出了这么一个沉重的代价。这都是警察做的。”

女儿精神崩溃

耿和表示：“他们这些警察每次在车上押着孩子上下学的路上，每次都是侮辱她爸爸。记得有一次他们看到路边有两个人，他们就说：“哎，这个人像高律师、那个人像胡佳，他们两个是同性恋”，就这样在车上侮辱孩子的爸爸。”

“女儿很难过，但是她没有和我讲，因为我在家也要应付跟踪我的警察。警察对我也有侮辱、谩骂。所以她没有讲，到了最后孩子情绪特别低落，老师说让我去开家长会。所以我的女儿很能忍，对她任何的折磨她都能坚持，但是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孩子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医生。一直没有她父亲的消息，一直到09年的圣诞节她住进了医院。”

耿和说：“从13岁起她的精神状况不好，心理留有阴影。那时候她父亲回来的时候，她就和父亲说要去见心理医生，就是因为那时总是被跟踪在国内也没有时间看心理医生，我们出来以后再加上没有她爸爸的消息，总是没有她爸爸的消息，她的精神就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