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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寒料峭之中，二零一一年的序幕徐徐拉开。正当华人世界着手准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回溯百年中国共和民主历程的时候，从香港传出来一个噩耗：香港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领袖级人物、被香港人亲切地称为“华叔”的司徒华先生辞别人世了！一月二日，司徒华先生因罹患末期肺癌在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病逝，走完了他近八十年的风雨人生。按照司徒老先生的遗嘱，他火化后的骨灰将一半撒入海中，北望中国大地；另一半撒在歌连臣角火葬场的花园，贴近香港土地和香港市民，以表达他至死不渝的香港情和中国心。连日来，香港各界同声哀悼，举城向这位老人致哀。南中国特区一副忧深思远的身影就此走入历史。
虽然，这一消息于我来说并不十分突然。去年的九月和十一月份，我就得知司徒老先生染上严重肺炎、健康状况持续转差、决定放弃化疗并开始安排后事的消息，家人和好友在医院为他恒切祷告。但是，如今当这一不幸的消息真的到来时，我还是禁不住内心的震愕和伤悲。一位终生献身于公义事业的长者未能亲睹民主的莅临抱憾离去了！记得五年前的一个夏日微雨的午后，我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曾与司徒老先生有过一次晤面，和短暂的交谈，随后身穿雨衣的他站到一张椅子上，对着即将参加游行的人群发表演讲，那日的场景如今历历在目。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寒夜壁灯之下，追忆这位在历史的洪流中傲然卓立香江数十载的老先生，我的敬意弥漫心田，时光仿若一条溅起无数晶莹水花的小溪，在我的思绪驰神之间，缓缓流淌。
我看见一个少年在故乡广东开平目睹日军杀害平民，遂立志投身社会事业以报国民，此时抗战的硝烟弥漫中华大地；我看见一位教中文和数学的青年老师看到教师同行普遍遭遇不公，决定挺身而出，从领导教师罢课开始投入社会运动，时值一九七零年代；我看见一位小学校长为争取教师权益，故而创办教师工会并用尽一生去呵护它，那是一九七三年；我看见一位本土社运领袖在中、英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过程中，被两国同时拉拢，因坚守平民立场而未向任何一方靠拢；我看见一位资深教育家当选立法局议员后，因持爱国情操拒绝向英女王效忠，那是一九八五年；我看见一位基本法起草委员在北京“六四”事件发生后毅然退出草委，此后踏上争取国家民主的道路，那是一九八九年；我看见一位资深社运人士为推动香港民主，与战友一同创办香港首个民主派政党，那是一九九零年；我看见一位长者在夜晚的维园手持蜡烛在烛光前发表演讲，在他的号召下数万市民聚集维园共同纪念一场民族的悲剧，历二十一年坚持未断；我看见一位老先生新春前夕伫立维园年宵摊档，为市民挥春题字，替他麾下的组织筹款；我看见一位老人临终前在病榻上念念不忘他亲手创办的几个政团的前途发展，对战友叮嘱再三。如今随着这位在香港历史上书写出浓墨重彩篇章的老人的离去，香港历史进入了“后司徒华时代”，香港社运、民主化进程乃至中国民主事业的前景从此更加难料，更加令人忧心。
为维护公义毕生与专权者对抗，一个社运先驱坚韧战斗的一生
司徒华的一生，从起初从事教育界转向社运界、政界和民主事业，为了理想和信念而不惜与一切当权者对立，进而抗争，最终成为香港当代历史中与专权者对抗最坚决的一个人。这个出身清贫的孩子，起初是一个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和普通的教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港英殖民政府对社会强力控制而压制工运和社运，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司徒华转而投入到工运和社运的洪流中去。七十年代初，港英政府为了在官立小学大缩班、发出上千封超额教师解雇信，造成文凭教师失业潮，针对政府的此举司徒华发动两千多名教师集体罢工请愿、上街游行抗议，反对削减文凭教师薪酬、要求教师的合理待遇。此次一九七三年的教师罢工是战后港人首次凭借组织力量迫使港英当局让步，为日后香港的社会抗争行动树立了楷模，也使得身为罢工领导人的司徒华在社运界崭露头角，赢得教师团体的普遍赞誉和支持。
此后司徒华或参与或领导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包括参与争取中文为法定语文运动、发起第二次中文运动、在本港青年学生中发起“保钓运动”、发起“纪念九一八民众大会”、反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参与“民主政制高山大会”、参与“争取1988年直选大会”，率“香港访京民主对话团”访问北京等等。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一九七八年的“金禧事件学潮”：一九七七年金禧中学的教师发现校方克扣工资、滥用教署拨款逾二十万元，司徒华遂偕同三名教师赴教署及律政司投诉校方敛财，并号召全校学生两日静坐罢课，导致校长梁洁芬修女被判入狱。后来接任的金禧中学校长以遭学生围困、辱骂为由，停学处分四名学生，同年教署决定封校并变相解雇十六名教师，使师生无处教和学。司徒华发动师生和家长到港督府向港督请愿、举行维园万人大会，要求“先复校，后调查”，并发起签名及筹募运动。这一系列的行动，得到舆论界、全港各界团体和市民的支持，最终师生得以复课，并在争取教师权益方面获得不少成果，司徒华自此成为教育界的领导人物。
到了一九八零年代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谈判、及制订“九七”回归后的政制安排时期，中、英双方竭力拉拢司徒华及其他本土社运领袖，以图己方在谈判中能打出民意牌向对方施压。但司徒华未曾向任何一方靠拢，不愿成为任何一方的棋子，而是坚持站在香港平民的立场发声行事，并为此受到抹黑打压而不改初衷。八十年代香港推行代议政制，司徒华成为民主派的重要人物，于一九八五年当选立法局教育界议员，在中英谈判过程中主张“港人治港、民主回归”。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香港各行各业、以至基层市民中间，逐渐兴起一股敢于在殖民地年代以行动争权益、追求社会公义的浪潮，使得回归前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的本土抗争行动和新生的社会运动得以萌生，并在艰难环境中成长。这期间香港本土社运领袖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司徒华正是其中一位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代表人物。
“俯首甘为孺子牛”固然不易，“横眉冷对千夫指”则更加艰难。当一九八九年北京爆发“六四”事件时，那一夜的枪声让司徒华毅然决定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职务，并组织成立支联会，营救逃亡学运领袖等人士，之后每年在香港举办纪念“六四”活动，包括提出“平反六四”诉求、举行“六四”大游行、举办“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等，并以蕞尔小岛之力争取泱泱大国民主，其后与他人成立港同盟以期推动香港民主政制改革。为此司徒华承受了各种压力，他被内地当局没收吊销回乡证，从此被拒回大陆，董建华任特首时数次劝说他别再举办六四活动，遭他一句“如香港没有支联会或纪念六四活动，便等于没有一国两制”加以断然拒绝。近年来支联会开始实施“薪火相传计划”，以期将“平反六四”的信念传给下一代，希望年轻一代“接好民主棒”。“六四”至今二十一年来，多少当年支持学运、同情学生的人士或改辕易辙，或因恐惧而动摇，甚至为镇压张目，只有司徒华等少数“不识时务”的人，仍然矢志不渝地为“平反六四”鼓与呼。这正是鲁迅所说的“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被称为社运界元老的司徒华，投身社会运动数十年，见证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风云，在香港几十年来发生的重大政治、社会事件中他几乎是无役不兴，他所迈出的每一个步伐，都牵动着香港的社情政情，甚至于中国的民主运动。港英时代，他是一呼百应的香港社会运动的领军人物；回归之后，他则是香港社会中“以鸡蛋撞向高大坚硬的高墙”的首善者。他多么像苏格拉底临刑前所说的“令城邦无法陷入昏睡、一只刺激着它赶快前进的牛虻”啊！他走过的历程也验证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社会活动家就必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必然要持守民间立场、站在弱势一边，也必然是敢于对抗专权的反对者。这期间，他先后成了港英殖民地政府和北京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既经受了官方“封官晋爵”的诱惑，又顶住了各种攻击和打压，使得他几十年来参与社运、工运和民主运动的道路困难重重，这是他愿意坦然承受的痛苦与代价。他在明枪暗箭中坚持走这条难走的义路，他对信念和正义的追求像燃烧的烛光一样打动、并带领了许许多多在暗夜里渴望光明的人们。
通过创办组织，以团队合作精神聚集人群共赴志业
作为时代的参与者，司徒华一生致力于香港和中国的工会运动、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他的一生过着近乎清教徒式的生活，有着香港人熟悉的清瘦的面容，他终身不娶，生活俭朴，却怀抱着纯真的炽热的理想。在香港这座商业城市，他确实是一位像圣经中的约瑟那样单纯的梦想家。但司徒华不仅是一个梦想家，更是一个实干家，堪称极具能力的组织人才。这“两个”司徒华在香港的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香港学者蔡子强认为，司徒华对香港最大的贡献，是他极具搞组织的能力，成立教协、政党、支联会后，能将自己的政治能量，转化成组织资源。他的实干表现在擅长组织运作、协调和管理，使他的理想和政见能够通过组织吸引大批市民跟从，从而团结一大群人共赴志业以达致目标。在司徒华近八十年的生涯中，他几乎是“白手起家”，他创办了三个在香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组织，按照他生前曾表示的“三大成就”即是，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香港民主同盟（简称港同盟后发展成为民主党）和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
一九七二年，时任葛量洪师范学院校友会观塘学校校长、葛量洪师范学院校友会主席的司徒华，与钱世年等人一同发起筹备教师工会以争取教师权益。在教协筹组过程中，适逢文凭教师减薪事件（当局于一九七二年降低了文凭教师入职的起薪点，并企图将教师薪级脱离公务员总薪级表）。司徒华领导了文凭教师争取合理薪级制度运动，当时，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正是在申请注册等待批准的阶段，协会的临时执行委员会与其他十二个教育团体组成了香港教育团体联合秘书处，举行了请愿与罢课活动。教协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司徒华获选为首任主席直至一九九零年，教协创造行业工会先河，给香港社会组织独立工会打开了缺口。教协发展到现在已成为香港人数最多、最具实力的行业工会，成为香港社运的中坚力量。现在，香港的各个行业都组织独立工会，成为工运、社运以至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一九九零年，为应对一九九一年的三级议会选举（当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市政议会选举及立法局首次直接选举先后在三月、五月及九月举行），发出“六四”事件后香港社会对北京政权的声音，司徒华与一众民主派人士包括太平山学会、部分民协成员一起，统合本港民主力量创办了香港民主同盟。一九九四年港同盟和另一个民主派政治团体汇点合并，成为民主党，并使香港的泛民主派政治力量得以确立，司徒华一直担任民主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党鞭直至二零零八年。二十多年来，港同盟及其后的民主党成为香港政坛以及民主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
支联会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香港人支持当时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两百万人大游行中成立。这是香港民众发起的、在北京颁布戒严令后的第三天声援北京学生的一场游行，系自香港开埠以来规模最大的百万人大游行，支联会则是这次全程笼罩着悲情气氛的大游行的产物。当时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头、悲愤填膺的司徒华是支联会成立时的主要创会成员，并担任创会主席直至去世。这一组织的五大主张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它每年均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纪念“六四”大游行、向学校发放“六四”教材、光碟及其他相关活动，以组织带动、凝聚香港市民的感情和意志，投入到争取“平反六四”和建设民主中国的事业中去。这些活动每年有逾万甚至逾十万名市民参与其中，让香港成为中国大地上唯一一处每年“六四”晚上以隆重公开方式悼念无辜死难者的地方，因其悲壮、动人、庄严、肃穆撼人心魄而载入史册。正是因着支联会二十一个寒暑坚持不懈的工作，使得港人“平反六四”的信念得以传承，使得“六四”真相不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淹没，使得香港整个的年轻一代都记住了那场民族悲剧，也让香港成为整个中国的良心，让中国的八九学运精神得以铭记人心，延续于世。
司徒华对他亲手创办的团队组织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他对经营这几大组织有着独到的经验，也对香港的政团的发展有着示范作用。他要求这些组织奉行坚持公义的宗旨，提出了明确的定位和清晰的路线，使得它们能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得以成长。难能可贵的是，他除了具备一个社会运动者的激情以外，也非常注重务实经营，力求组织的财政独立，在人财物方面注意积少成多，凝聚会员和义工的人心，一步一个脚印地让组织得以生存，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在经营组织的过程中，他廉洁自律，两袖清风，对己要求甚严，使团队同仁伙伴们由衷地信服。他常常如此地告诫身边的人：从政者不要藉权力 “揾着数”，若要揾钱，请行远一点，并且反复诫勉年轻人“不要乱搞金钱和男女关系”。他的勤勉清廉使其成为香港几大重要组织的灵魂人物。
司徒华过去数十年中对香港工运、社运和民主化作出的重大贡献，与他创办成立的三个团体是分不开的。教协、民主党和支联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成为香港争取民主的中坚力量，特別是这三个团体运作上的应付自如，使它们能夠在香港政治浪潮中经久不衰而度过低潮、迎接各种挑战。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香港的许多团体组织由盛而衰，有的即使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过后，却成了一盘散沙，让人倍加觉得这几大组织的成就之突出。时至今日香港的公民社会能在艰难曲折中不断成长，成为政府、政党以外的重要社会力量，实在要归功于司徒华长期开拓民间团体活动空间的努力。他临终前最后叮嘱，香港对中国的民主发展不能置身事外，应担当促进者角色，教协推动工会运动，支联会推动社会运动，民主党推动议会内外的政治运动，三种运动要互相结合，亲密合作。如今他所手创的三个团体在几十年的社运中已积累了相当的资本，未来要面对的是如何在风云变幻的新形势下继续传承下去。
在华人世界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之中，一介平民倘若志在建立功业，可谓“难于上青天”，原因在于缺乏这样的空间——民间社会。无论是政权易帜的中国大陆，还是民主化之前的台湾，难有民间社会生存的土壤，自然难以出现司徒华这样的德高望重却又并无权势背景的民间领袖。而香港虽然隶属于英国殖民统治一个多世纪，但却一直留有民间社会存在的一份空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司徒华生在香港耕耘在香港，这是他的幸运；而有了司徒华的香港也是幸运的，有了司徒华的华人世界是幸运的。
留下丰厚精神遗产，实现民主以告慰司徒先生遗愿
司徒老先生的一生，就是香港故事的一叠卷帙，丰富多彩而又载沉载浮，他的面容总是愁悲、哀戚，一如他孜孜不倦的漫长人生，劳身焦思，勇往直前，起先是为了教育，后来是为了社运、政治和民主化，他此生致力的多项事业，全都是为了他生长于斯的香港，为了他心中的故土中国，为了这一小块和那一大片土地上的平民。他不停地在为公义和善政呐喊，他不忍心看到时代向下沉沦，于是竭力要在暗夜里发出一点微光，像一支单薄的蜡烛，孤身上路，起而抗争，从一个小学教员，渐渐地点燃了许许多多的人们心中的明灯，直到汇聚成一片烛光的海洋照彻黑沉沉的夜空。这位勇锐耿介之士，这个择善固执的男儿，举着他不屈的拳头，风尘仆仆奔走呼号，一直走到垂垂老矣，走到重症缠身躺卧床榻，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每天坚持游泳一小时的运动健将了，他甚至连在病床上长时间谈话都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他的理想抱负还在，他的爱还在。在生命征程的终点，他对战友的嘱咐是“建设民主，同志仍须努力”，对义工留下的遗言是“我爱你们”。人生的重负不情愿地放下，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刻，他奔向一个永恒的去处，天堂之门正在为他打开。
在香港的公众人物之中，他是一个几乎纯粹的“精神的人”，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异人，他近八十年人生的荣辱悲欣深值人们回味反思，在这个资讯畅通、民主未遂的年代，借着悼念和回顾这位老先生，我们得以重温和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的社运史和民主历程，从而回望过去、关注当下并且展望未来。他对香港社会影响最深远的，除了他对抗专权的勇气，他所创立的几大组织之外，就是他持守的道德，以及他的坚持，他的大爱：
以他的才能、资历和影响力，完全有机会能在香港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中左右逢源、分一杯羹，但是他不屑于进入权力中枢或设法“揾钱”，到老也只是居住在旺角旧区的一个普通单位，如他的诗中如此明志——“一剑一笔甘淡泊”；他对理想对信念的坚持，历经风霜雨雪数十载而始终如一，让他在社运低潮期、在民主前景黯淡的岁月里不低头不屈服，使得香港各界无论政治取向如何莫不震撼。这一份坚持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市民选择跟他站在了一起，使得香港成为中国大地上世所瞩目的自由灯塔；他的爱如此赤诚却又与众不同，香港在“九七”前后涌现出那么多的“爱国爱港”人士，可在这些人当中却找不出几个像他那样将爱国落实为爱“每一个不自由的同胞”。这些人爱的是一个可以北上赚取财富、谋得权位、“经济崛起”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其后的政党和位高权重者。而他爱的却是天真烂漫的孩童，那些权益受到侵害的市民，那些四处逃亡的人，那些被打入另册的人，那些遭受冤屈和欺压的人们。
二零零四年，即将从议员任上退休的他在立法会施政报告辩论时发言，“我从来认为，民主的道路是漫长、曲折、崎岖的。……这是一个十字架，有风险、有很大困难，我愿意负担到底。”这也是他常常对身边的战友同道的忠告。他清楚地知道，向威权统治争取民主，必将是一条艰难险阻的道路。回首香港的民主政治历程，港人进行了超出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抗争，至今却仍然举步维艰，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只能喟然长叹、而又徒唤奈何。而中国的民主转型更是遥遥无期，民主对于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来说仿若“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即。”时至今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已到了整整一百周年的纪念了，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的晚清民初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之中，缺乏公义的体制、傲慢冷酷的公权力、崩溃的伦理道德、失控的社会秩序仍然困扰着饱经风霜的国人同胞。
但是我们依然对未来心怀指望，我们依然期待着如今坐困彷徨的香港、和溃乱顷危的中国，能够终将有一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转型成为一个“公义如海浪滔滔，公平如波涛汩汩”的国度。因为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以往了，随着信息技术的空前发达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地球村上各个地方的民众对普世价值的诉求进一步趋于共识，并且这样的诉求与日俱增，自由民主已是蔚成风气而成为时代的潮流，就连被世人认为最不可能发生变局的穆斯林世界最近也爆发了民主运动冲击波，专权体制在当今世界上已是日薄西山。对此，这位在著作自序中表示“活着一天，就奋斗一天，抱着理想及信念，直至瞑目”的老先生也一直持乐观心态。二零零七年，他在撰文号召市民参加维园烛光集会时，曾引述鲁迅的话“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时解释道，只要有石在，相击就会产生火花；这火花，就是火种；有了火种，就会有烛光。是啊，多年来在夹缝中日渐滋萌的香港的公民社会和中国的民间社会就是坚固的磐石，民众对权利和自由的诉求抗争就是捂不住的火花，就是扑不灭的火种，必将燃烧成如繁星般辉光荧荧的一大片烛光，这一片自由的烛光将会越照越明，直到告别暗夜，迎来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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